對於一直想在國際政治軍事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日本來説，本月6日和7日或許是兩個具有突破性色彩的日子。
6日，日本和澳大利亞領導人舉行視頻峯會；7日，日美外長、防長進行本年度“2+2”視頻會談。日本媒體認為，日澳和日美之間的這兩次互動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日本在所謂“印太軍事安全”領域發揮的作用將越來越大。
首先，日澳此次將簽署《互惠准入協定》（RAA），目的在於進一步加強國防和安全合作。日媒及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突出該協定是“歷史性的”，因為隨着這份協定的簽訂，日澳雙方或將進入“準軍事同盟”關係。這是與美國自1960年簽訂《駐日美軍地位協定》以來，日本對外達成的第一個深度防務協定。有了這個協定，美日印澳“四方對話機制”中，日澳這條線上軍事鏈條將大大加強，這也是美國近兩年來一直在桌面下極力推動的。
其次，對於這次日美“2+2”會談，日美媒體的分析與官方的隱晦敍述並不相同。尤其是日本共同社此前獨家披露，這次“2+2”會談重點討論的一個內容是日美製訂的新版聯合作戰計劃草案，而這個草案設想了“台灣發生緊急事態”環節。根據計劃草案，日本將允許美軍在必要時於西南諸島建立臨時攻擊基地。從地理上看，日本西南諸島距離台灣非常近，有的只有300公里左右。如果台海真的發生軍事摩擦或衝突，美軍可以第一時間藉助日本的地理優勢進行干涉或插手，而這實質上等同於日本也將捲入衝突之中。
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後，日本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國”，日本的政治精英也為達成此目標不遺餘力。但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體系之下，日本政治精英一直認為國家在發揮政治軍事作用時受到了約束，國內和平憲法也令其手腳被縛。因此，日本一直尋找機會希望能撬開自己身上的“枷鎖”。而現在，日本政治精英把美國在對華戰略遏制中對日本的需要，視為絕好的機會。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日本積極尋求與澳大利亞和美國形成更深層的軍事聯繫，實際上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等人近期接連冒出“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等激進言論是相互呼應的。安倍創下了戰後日本最長首相任期的紀錄。要不是應對新冠疫情不力，他甚至可能更新日本政治的紀錄。而且，安倍仍是日本現任國會議員，並擔任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清和會（安倍派）會長一職，在自民黨內及日本政壇的影響力既深且廣。
這一點，從岸田文雄上任組閣中安倍親弟弟岸信夫依舊擔任防衞大臣就能看出。安倍在卸任後，其“右傾”的面目暴露得越來越明顯。比如，在被中方點名批駁後，安倍竟然説“被中方抗議是他的榮幸”。更有甚者，他在日本電視節目中提出日本年輕人不能眼睜睜看着美國年輕人上戰場流血，而應該去肩並肩地完成日美同盟的使命。這在日本國內掀起軒然大波。
從自民黨目前的行事邏輯來看，安倍派系的“如意算盤”是不僅要利用台灣問題修憲，甚至想在修憲後光速完成“徵兵法”的制定。日本多年來無法實現修憲，其實有多重原因。美國的因素是首要的，此外國民的支持也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國民投票法》只是第一道門檻，而憲法本身則是第二道門檻，所謂“徵兵法”才是最後一道門檻。
安倍派系政治力量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轉移日本國內對安倍醜聞的關注。不久前，所謂“赤木訴訟”就出現了轉折。日本政府突然對近畿財務局原職員赤木俊夫的遺孀提出的要求表示全面接受，承認政府對赤木的自殺負有責任並接受相關賠償金額，被媒體稱為“試圖為此畫下句號”。赤木作為財務官僚因為“被塗改的國有地文件”而自殺，而這片國有地被很廉價地賣給了要建“安倍小學”的森友學園。不久前，日本媒體還爆出一個日本大學理事長因為金錢腐敗被逮捕的醜聞，此事也跟安倍有些牽扯。
可以説，安倍派系的勢力近期一系列操作有着“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是影響岸田文雄政府的施政尤其是外交；二是為將來的修憲乃至“徵兵法”做鋪墊；三是轉移日本國內對安倍醜聞的關注。
筆者認為，儘管算盤打得精，但日本大多數國民並不買賬，而且周邊國家對日本對外發揮更大的軍事作用是高度警惕和堅決反對的。日本已經有多家媒體強調，日本民眾的真實態度是反對對外介入軍事衝突，日本年輕人也不會接受“徵兵法”。日本戰後七十多年的和平發展，就是放棄戰爭權，當然也就沒有“徵兵”一説。所謂“台灣很近”的説法，是能表面上引起日本民眾的關注，但絕不意味着會為此否定日本戰後七十多年的經驗教訓，並接受徵兵以及為持續增長的防衞預算付出自己的“血汗錢”。
在去年的日本大選中，令和新選組黨首山本太郎在競選中喊出了戰後的真實：日本還是聯合國憲章裏的“敵國”，如果日本修改和平憲法並通過“強軍”對其他國家形成威脅的話，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尤其是創始會員國對日本的軍事打擊與懲罰，是不需要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同意和大會決議通過的。
所以，善良的人們都要小心，對日本政客玩火冒險不能掉以輕心或持看客心態，歷史的悲劇決不能重演。（作者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