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起幾本法律“參考書”，一筆一劃地在橫格紙上寫下訴狀，駱禮全又開始忙活起手頭的新案子。
在市銅梁縣，這位小學二年級文化、沒有“正經”職業的老人算是半個名人：在當地一些涉嫌排污的企業看來，駱禮全是難搞的“刺兒頭”，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們作對；在一些官員眼裏，這個老頭兒為了死理兒“拗得很”；到法院露面太過頻繁，就連老伴也經常抱怨：“你再這樣下去，家裏會餓死人。”
20年前的一起大面積死魚事件，讓駱禮全連同周圍的幾十名漁民一下子傾家蕩產。因篤定死魚由當地某企業違規排污造成，他走上法庭要求索賠，沒想到官司卻打得格外“曠日持久”——歷經“六審六判”後最終敗訴。
駱禮全卻因此由受害者變成了“赤腳律師”，通過自學法律，他開啓了義務援助之路：截至目前，67的歲駱禮全代理了90多起環境維權的案子，所在的銅梁縣和附近的大足縣最多，最遠的甚至到了千里之外的田東縣。
“他給底層的老百姓普及了基本的法律觀念，也是他們環保維權訴求的一個出口。”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訴訟部部長劉湘這樣評價。
“死魚事件隨時都在發生”
駱禮全從沒想過自己會充當律師的角色。
1992年，市銅梁縣發展起“網箱養魚”，駱禮全夫婦瞅準機會第一個行動起來。頭3年，涪江邊的這片魚塘差不多每年能帶給他10萬元的收入，不少人戲稱他為“百萬富翁”。網箱養魚隨即被列為“菜籃子工程發展基地”和銅梁縣“三高”農業發展項目。銅梁縣科委還有償資助了駱禮全2萬元。
“養起魚來我可是名人哩。”駱禮全笑着説。
在他收藏的照片裏，魚塘附近修起了水上餐廳，與之配套的還有艘快艇。“那會兒大家到船上吃魚，都要坐快艇玩玩。”他回憶，“每回上面來人考察都要領到我們家，領導指着我的魚塘説‘你看看我們銅梁建設的網箱基地’。”
1997年，兩次污染席捲涪江，駱禮全養在涪江的10萬多斤魚所剩無幾，這個銅梁縣安居鎮最大的養魚户破產了。
類似的還有幾十家，年產2000噸的涪江網箱養魚場被迫關閉。
經過調查，漁民認為，鎮裏的銅梁紅蝶鍶業有限公司曾向涪江排放污水，而污水中含量超標的有毒物質是魚羣死亡的直接原因。
這場“曠日持久”的索賠案就此拉開序幕：其後，當地漁民還起訴了環保局、水務局、衞生局等。從1998年“向有關部門討説法”，到2001年提起第一起訴訟，2006年收到第4份判決書，駱禮全屢屢敗訴。2011年，他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沒有音信。
“最初只是想有個結果，沒想到搞了這麼久。” 他嘆了口氣，“這場維權的馬拉松，我一跑就是20年。”
在這20年間，負責該案件的律師換了3撥。因為付不起代理費，駱禮全只得親自上陣，“這案子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大不了我自己打下去。”
“官司戰”之外，死魚的情況也一直未曾停止。為開發天青石礦產資源、發展地區經濟，繼銅梁紅蝶鍶業有限公司後，大足縣龍水鎮和雍溪鎮又設立了大足紅蝶鍶業有限公司。
這兩家企業合稱為紅蝶鍶業有限公司，年產9萬噸碳酸鍶，一度被稱為“亞洲鍶王”。
據《中國環境報》早前報道，在紅蝶鍶業有限公司的帶動下，從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間，銅梁縣城周邊方圓20公里內相繼建立了十幾家中小規模的碳酸鍶生產企業。這些企業不少都“臨水而建，生產設備簡陋，且無任何污染防治設施”。
經歷過死魚事件的漁民，為了生存只好把網箱遷到其他“相對安全的地方”。可是污染卻一直在持續，“沒遷出的魚死光了，遷出的魚基本都中毒，也死光了。”
“死魚事件隨時都在發生。”駱禮全一字一頓地説。
“辦案是武器，用了，問題才有修正的可能”
大規模的死魚事件後，駱禮全一方面積極維權，一方面沿着“原來的老路”謀生計。
他搬到約500公里外的秀山縣，幫助當地發展“網箱養魚”。駱禮全和某電力公司簽訂了合同：自己負責出技術，電力公司出錢，之後百分之九十的產出獎勵資金歸駱禮全。
魚要上市時，電力公司卻突然要將這些網箱遷到電站上去。“當時氣温高，運輸魚就會造成創傷。”他説，最後，八成的魚重則死亡，輕則鱗片擦傷感染。
再次受到損失，駱禮全想都沒想就將這家電力公司告上了法庭。“我絕對有信心打贏，合同上關於網箱地址的部分簽訂得很清楚！”
但更多的人在給他潑冷水，“根本就不可能勝訴。你從銅梁一次次大老遠跑來秀山法院討公道，趕快去撤訴，還能退回點訴訟費。”“不信邪”的駱禮全隻身上陣，結果敗了。
考慮到“自己知識力量不夠”，他在二審時請來了律師。但剛開庭，自己的律師就喊了撤訴，準備起身離去。駱禮全無奈，“你至少把庭開完再走吧。”
這次庭審又是他獨自一人走完。結果反轉了：二審法院判決電力公司賠償駱禮全近3萬元。而在此前，他還要為電力公司承擔損失。
“看來我也有做律師的天分。”這個小學二年級輟學的漁民一下子鼓足了學“法”的勁頭兒，一有空閒就跑到書店。
從最初的《養魚幾問》到《農民怎樣打官司》《如何寫民事訴狀》《農村法律大講堂 農村社會保障法律知識》，再到《民事辦案小全書》，徹底喪失了經濟來源的駱禮全在法律類的書上花了上千元錢。
《侵權損害賠償案例評析》是他讀得最多的幾本書之一。這本376頁的大部頭已經被翻得破舊磨損，書頁泛着深深的黃色，通篇紅色的橫線標記，不少章節還被狠狠地折了一道。
除了書店，他也成了法院的常客。每週兩三個下午，駱禮全都要跑到縣法院旁聽各式各樣的案子。
一提到打官司，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越想越有勁兒”。“有時候想起了法律依據，凌晨三四點鐘也要爬起來研究。”
“我最喜歡學法律。辦案就是武器，有時武器不好用，但只有用了，這些問題才有修正的可能。”駱禮全堅定地説。
“該公開的信息必須公開”
打了20年環保維權的官司，駱禮全案子的被告中，出現最多的是涉嫌排污的企業，其次就是當地政府和環保局。
他始終忘不了第一次和環保局公開“叫板”。幾年前，安居鎮的7名居民起訴縣環保局不履行環境信息公開法定職責，向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駱禮全的幫助下，縣環保局將材料都複印給了這些居民。收到環境監測報告後，他們撤了訴。
“死魚以前，環保局什麼信息都不公開，後來才慢慢好轉。”現如今，駱禮全已經撬開了10多個這樣“沉默的被告”，“該公開的信息必須公開。”
因為長期堅持舉報，他對收集環境污染的證據“有自己的一套”。掏出隨身攜帶的工具：舊貨市場淘來的攝像機、別人送的錄音筆、刻滿錄像的幾大口袋光盤……為了方便與外界聯繫，駱禮全的微信也“玩得很溜”。
他辦成過不少案子。某發電站傾倒的垃圾纏繞上了船的螺旋槳，漁民跌入水中死亡，他幫忙討回了説法；某化肥廠大量違規排污致魚死亡，他為對方要回了賠償。
但也有更多的案子最終輸掉了。駱禮全並不意外，“這些案子中不少都是陳案、遺案，反正是那種律師一般都沒法接的案子，其中一半事發10年甚至更久。勝算非常小，但我不管，誰來管？”
駱禮全坦承，自己一開始“只想把沒解決的問題解決”，但後來發現這些企業對當地的影響“太重了”：“死魚是一個信號，損害最大的是人的健康。”
當地不少居民都反映，因為這些企業的入駐，全鎮搬走了幾千人。他們大多住在銅梁縣城，就連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是“白天到鎮上上班，晚上回縣城睡覺”。
“受害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窮人，他們沒有能力搬到別的地方，只能眼睜睜看着污染一點點蔓延。”駱禮全痛心。
基層普法者
最初，不少村民和官員都對駱禮全的行為不理解：“你都這麼大歲數了，總管這些閒事幹嘛呀？”
駱禮全總是義正辭嚴地回應：“不管，就一定會帶來污染的惡性循環，這怎麼能是閒事？”
兩個月前，由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創立的第七屆SEE生態獎又開始新一輪的評選。這位來自底層的“赤腳律師”和很多有頭有臉的環保“大V”一起入圍，成了2015及2016年度“在環保公益領域內最具開創性和引領性的”23位環保組織、媒體、企業、個人和基層政府部門之一。
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環保人士，阿拉善SEE理事會副會長艾路明覺得駱禮全“挺特別”：“在一個相對落後的環境裏，他一步步地去實實在在推動當地環保的進步，改變了很多人的環保觀念。這些人裏不僅有底層的老百姓，也包括不少官員。”
在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訴訟部部長劉湘的印象裏，大多數涉及環保的官司都“不太好打”：受害人習慣首先找官方，解決不了時才通過法律途徑維權，造成很多證據缺失；處於污染髮生中的事件必須先做鑑定取證，但鑑定又需要相對高昂的費用，難以支付的老百姓最後還要回頭找官方“拉扯”；在當地影響比較大的案子，鑑定單位也會出於各種考慮推掉鑑定委託。
駱禮全代理的案子大多數沒有那麼複雜，但這份處在基層的努力，要堅持下來也並非易事。“他在為老百姓建立一個連接政府和法院的渠道。”劉湘説。
駱禮全記得清楚，曾經，當地不少“受害者”對環境問題壓根兒“不感冒”。“這些留守的老人基本都認為官司鐵定打不贏，也交不起訴訟費，相比污染，他們更關心自家的田地。”他説，這些村民更多是“信訪不信法”——出了事自動繞開法律程序，更願意找政府“鬧一鬧”。
情況在一點點好轉。駱禮全發現，現在遇到問題，村民選擇積極投訴的更多：他們會自發拍照、錄像，撥打環保投訴電話，如果造成損害還會提起訴訟，當地也從單重經濟發展到同時重視環境保護。
如今，駱禮全的生活已被環保工作填滿。除了打官司，他還擔任公眾河流環保科普中心的環保志願者。他經常徒步去調查附近鄉鎮的污染情況，再形成書面報告提交政府。被監督的35個鄉鎮和4條河，垃圾在兩年時間裏都得到了持續的治理。
打了快20年官司，駱禮全還想“趁走不動之前再幹10年”。“至少要把沒被處理的遺留問題弄個清楚。”他敲着桌子，大聲地説。
這個“執拗”的老人已經準備好用自己的“土路子”繼續邁向更高的門檻：下一步，他要拿下“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這意味着，以後代理案子不用再跑到相關部門辦理那些繁雜的許可手續了。(記者 王景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