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具潛力城市是哪為何要強勢洗牌
1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生態文明建設高峯論壇暨城市景區成果發佈會上，海城喜獲“中國最具潛力綠色經濟發展城市”稱號。
隨着城市的地位和實力不斷變化，有些新興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斷失色，在競爭中落後。在短短五年裏，中國最具潛力城市已出現了“洗牌”。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競爭力可能就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源於它的性價比，人們會“以腳投票”，尤其是越來
越壯大的中產階級，都願意到性價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國的四個一線城市裏，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過2000萬，廣州、深圳已經超過1000萬。而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數字還要變大。
目前，中國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國的省會城市或者在經濟增速最快地區的大城市，這些城市拉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隨着城市的地位和實力不斷變化，有些新興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斷失色，在競爭中落後。在短短五年裏，中國最具潛力城市已出現了“洗牌”。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發佈的“中國新興城市排名”中，位於中西部的貴州貴陽、湖北襄陽、湖南衡陽佔據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還有重慶、宿遷、淮南、淮北、株洲、鄭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蘇宿遷位於“東部地區”。
據瞭解，早在五年前，經濟學人智庫就設計了新興城市指數，指數以增長指標為基礎,統計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礎設施的變化。
此次新興城市前三強分別是貴州省貴陽市、湖北省襄陽市和湖南省衡陽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單中,幾乎難覓這些城市的蹤影。
經濟學人智庫表示，這些城市的發展主要受到投資和基礎建設發展的推動，但都輔以創新政策措施。
貴陽曾經也是充滿爭議的城市，但最近幾年，貴陽以大數據中心的形象出現。幾大國有電信巨頭都已經在貴陽投資建設大數據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業都在貴陽投資建廠，並帶動新興的數據分析等產業發展。
其它信息技術公司和中關村科技園等也落户貴陽。劉倩解釋説，這帶動了貴陽產業結構的轉型，一改以往依靠採礦業和重工業的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投資還轉變成消費能力，使其脱穎而出。
貴陽的變化也適用於西部的成都、重慶等城市。新興城市排行榜前20強中有18個城市不屬於原先佔據領先地位的東部省份。經濟學人智庫的研究顯示，包括襄陽、衡陽在內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東部產業轉移的機遇，建立專門工業園，走出了過分依賴房地產的週期，吸引新的投資，在未來的競爭中佔據優勢。
中國內陸城市的不斷崛起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到2019年，武漢市的經濟規模將超過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漢市統計局聯合國家統計局武漢調查隊發佈上半年武漢經濟數據：GDP比上年同期增長8.7%，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三大產業中，第三產業增速最快，領跑武漢經濟。
具體來看，上半年，武漢第一產業增長4.2%，第二產業增長8.3%，第三產業增長9.3%，第三產業增速高於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對武漢經濟的支撐非常明顯，在8.7個點的GDP增幅中，第三產業貢獻率達到4.8個點，超過一半。”武漢市統計局副巡視員、新聞發言人應小莉表示，第三產業當中，金融市場穩定增長，房地產上半年銷售情況回暖，盈利性服務業增速也較快。
據瞭解，貴陽將自身定位為國內領先的“大數據”中心;襄陽建造了專門的產業園來吸引企業;而台灣合約電子製造商富士康的投資也促進了衡陽的經濟發展。
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預測，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現將最為強勁，主要得益於產業轉移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未來還會產生新的紅利。
與之相比，東北城市面臨人口外流和固有經濟結構的難題。鞍山、齊齊哈爾、撫順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轄區人口預計都會出現平均年度負增長。
傳統上依賴資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頭、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價格走低的衝擊，排名後移。採礦業和重工業基地城市發展前景惡化，這明顯地集中在東北地區。
以吉林省會長春為例，2010年時尚在前20強，2015年已跌至86位。經濟學人智庫分析，在振興東北政策下，長春搭上了政策春風，在本世紀初一向發展順利。但2012年起，受到佔據該市工業總產值近60%的汽車工業消費低迷的影響，長春的經濟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長春在事先經濟多元化和鼓勵創新方面進展緩慢，沒有擺脱對國有企業的依賴。長春的人口問題也很突出，難以提供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吸引高技術人才。2014—2019年長春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出現下降，限制產業發展，並影響到消費能力。
“東北城市以國企為主，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如大宗商品變化帶來的工業產品價格下降等衝擊，反應相對滯後。”經濟學人智庫中國研究總監劉倩指出，東北城市應該努力解決不利的人口發展和結構經濟帶來的影響。
東北也不是全部“失意”，遼寧的錦州和營口依靠大力發展港口提升了競爭力，位居新興城市前20位，這也顯示出各城市適應新政策和產業調整能力的差別。
“中國內陸城市的不斷崛起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劉倩稱，排名前20的新興城市再也不會是讓人忽視的“小市場”：它們市轄區人口總和將在2019年達到5000萬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長60%，年均收入超過10萬元的居民人數將從不足50萬人增加至440萬人。
新興城市競爭力的秘密就是告別單一，擁抱多元。
隨着中國房地產市場告別“黃金年代”，全國各地樓市都火爆、所有產品都熱銷、所有房企都賺錢的時代，一去不返。“分化”已成為關鍵詞。
例如，瀋陽與貴陽這兩個城市在過去5年間倚重房地產開發。瀋陽樓市的庫存量與去化週期向來是業內所關心的重要數據，一直以來，瀋陽房地產市場較高的庫存成為樓市正向發展的巨大壓力。
數據統計，2014年底，瀋陽樓市庫存量為29328888平方米，而如今瀋陽樓市庫存為27796682平方米，庫存量呈現出減少的趨勢。
2015年開年至今，商品住宅庫存量逐漸減少，從年初的接近2900萬平方米，縮少至現在的2700萬平方米左右，一是銷售量在回升，同時，新增供應量減少，其中銷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而新增供應量同比減少了27%。
在政策利好疊加下，特別是瀋陽市政府房交會“購房補貼”的大力刺激，商品房、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去年明顯回升，可以説有了“復甦”跡象。
但同時由於瀋陽整體“商品住宅庫存”尚需時日消化，所以是否徹底“轉暖和復甦”尚待持續觀察。從目前的庫存量和銷售量來看，瀋陽商品住宅的去化週期大約在27個月左右。
另據數據統計，截止到2015年3月，貴陽樓市庫存907.14萬平米。按照貴陽一季度樓市每個月44萬方的消化速度，貴陽樓市庫存量為20.6個月，屬於健康範圍。
在中國，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動，扭轉並主導了中國各地區之間人口變動的方向，進而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而隨着人口數量紅利逐漸消失，中國很快將陷入“搶人大戰”。
即使中國已進入“新常態”，珠三角、長三角和北京等地區等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均GDP已逼近某些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仍保持在較高速度。
因為有另一隻無形之手在撥弄經濟的脈搏—流動人口。在中國，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動，扭轉並主導了中國各地區之間人口變動的方向，進而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
根據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的數據，截至2013年底，全國流動人口達2.45億人。這意味着，全國有超過18%的人口離開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東北地區是人口流出最明顯的區域之一。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東三省每年淨流出的人口約200萬人。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吉林都是人口淨流出，只有遼寧每年還有大約20萬的人口淨流入，但遠比不上北京市40萬至80萬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數據，黑龍江總和生育率1.03，吉林1.03，遼寧1.0，遠低於全國1.5%，比江蘇、浙江等經濟更發達地區都低，僅高於北京、上海等極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緯度的韓國和日本要低，2013年韓國女性的總和生育率為1.19，日本為1.34。
由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東北，出生率又極低，整個人口結構自然也更快老齡化。如2013年遼寧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3個百分點。
不誇張地説，多年人口淨流出加上明顯的老齡化，使得東三省面臨“後繼無人”的尷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機。
目前，東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全部低於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龍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遼寧省2011年至2013年已開始負增長，2014也僅回升到0.26‰。
人口壓力帶來經濟潛在增速的下行。東北地區經濟從2012年開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龍江省、遼寧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僅6.5%。
對東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順差”也是其GDP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淨流入導致的GDP增長可能達2個百分點，使得其GDP仍能達到7%左右。
“農民工是東部勞動力的重要補充，甚至是沿海地區的勞動力主體”，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不過，目前青年人絕對數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資上漲很快，年輕人回內地工作動力增大”。
在進入21世紀後的近十多年來，規模擴張型的城鎮化和土地財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對各個城市的擴張計劃進行加總，在至2020年的發展規劃中，各個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數十億來計。
這種情景假設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出，中國各地的城鎮化和經濟發展規劃，將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口資源搶奪大戰。如果各地的發展規劃都得以落實，中國所擁有的各種資源恐怕會被消耗殆盡!
眼下，各大省會城市、發達地級市及縣城都在大張旗鼓地建新城、設新區，但面對即將到來的和一二線城市搶人的局面，他們準備好了嗎?
為長遠計，對於大多數城市來説，早建立起吸引勞動力的優勢，就能在城市間搶人大戰中佔據先機。或許，下一個中國最具潛力城市就是你。
1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生態文明建設高峯論壇暨城市景區成果發佈會上，海城喜獲“中國最具潛力綠色經濟發展城市”稱號。
隨着城市的地位和實力不斷變化，有些新興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斷失色，在競爭中落後。在短短五年裏，中國最具潛力城市已出現了“洗牌”。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競爭力可能就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源於它的性價比，人們會“以腳投票”，尤其是越來
越壯大的中產階級，都願意到性價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國的四個一線城市裏，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過2000萬，廣州、深圳已經超過1000萬。而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數字還要變大。
目前，中國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國的省會城市或者在經濟增速最快地區的大城市，這些城市拉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隨着城市的地位和實力不斷變化，有些新興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斷失色，在競爭中落後。在短短五年裏，中國最具潛力城市已出現了“洗牌”。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發佈的“中國新興城市排名”中，位於中西部的貴州貴陽、湖北襄陽、湖南衡陽佔據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還有重慶、宿遷、淮南、淮北、株洲、鄭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蘇宿遷位於“東部地區”。
據瞭解，早在五年前，經濟學人智庫就設計了新興城市指數，指數以增長指標為基礎,統計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礎設施的變化。
此次新興城市前三強分別是貴州省貴陽市、湖北省襄陽市和湖南省衡陽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單中,幾乎難覓這些城市的蹤影。
經濟學人智庫表示，這些城市的發展主要受到投資和基礎建設發展的推動，但都輔以創新政策措施。
貴陽曾經也是充滿爭議的城市，但最近幾年，貴陽以大數據中心的形象出現。幾大國有電信巨頭都已經在貴陽投資建設大數據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業都在貴陽投資建廠，並帶動新興的數據分析等產業發展。
其它信息技術公司和中關村科技園等也落户貴陽。劉倩解釋説，這帶動了貴陽產業結構的轉型，一改以往依靠採礦業和重工業的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投資還轉變成消費能力，使其脱穎而出。
貴陽的變化也適用於西部的成都、重慶等城市。新興城市排行榜前20強中有18個城市不屬於原先佔據領先地位的東部省份。經濟學人智庫的研究顯示，包括襄陽、衡陽在內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東部產業轉移的機遇，建立專門工業園，走出了過分依賴房地產的週期，吸引新的投資，在未來的競爭中佔據優勢。
中國內陸城市的不斷崛起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到2019年，武漢市的經濟規模將超過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漢市統計局聯合國家統計局武漢調查隊發佈上半年武漢經濟數據：GDP比上年同期增長8.7%，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三大產業中，第三產業增速最快，領跑武漢經濟。
具體來看，上半年，武漢第一產業增長4.2%，第二產業增長8.3%，第三產業增長9.3%，第三產業增速高於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對武漢經濟的支撐非常明顯，在8.7個點的GDP增幅中，第三產業貢獻率達到4.8個點，超過一半。”武漢市統計局副巡視員、新聞發言人應小莉表示，第三產業當中，金融市場穩定增長，房地產上半年銷售情況回暖，盈利性服務業增速也較快。
據瞭解，貴陽將自身定位為國內領先的“大數據”中心;襄陽建造了專門的產業園來吸引企業;而台灣合約電子製造商富士康的投資也促進了衡陽的經濟發展。
經濟學人智庫的報告預測，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現將最為強勁，主要得益於產業轉移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未來還會產生新的紅利。
與之相比，東北城市面臨人口外流和固有經濟結構的難題。鞍山、齊齊哈爾、撫順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轄區人口預計都會出現平均年度負增長。
傳統上依賴資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頭、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價格走低的衝擊，排名後移。採礦業和重工業基地城市發展前景惡化，這明顯地集中在東北地區。
以吉林省會長春為例，2010年時尚在前20強，2015年已跌至86位。經濟學人智庫分析，在振興東北政策下，長春搭上了政策春風，在本世紀初一向發展順利。但2012年起，受到佔據該市工業總產值近60%的汽車工業消費低迷的影響，長春的經濟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長春在事先經濟多元化和鼓勵創新方面進展緩慢，沒有擺脱對國有企業的依賴。長春的人口問題也很突出，難以提供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吸引高技術人才。2014—2019年長春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出現下降，限制產業發展，並影響到消費能力。
“東北城市以國企為主，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如大宗商品變化帶來的工業產品價格下降等衝擊，反應相對滯後。”經濟學人智庫中國研究總監劉倩指出，東北城市應該努力解決不利的人口發展和結構經濟帶來的影響。
東北也不是全部“失意”，遼寧的錦州和營口依靠大力發展港口提升了競爭力，位居新興城市前20位，這也顯示出各城市適應新政策和產業調整能力的差別。
“中國內陸城市的不斷崛起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劉倩稱，排名前20的新興城市再也不會是讓人忽視的“小市場”：它們市轄區人口總和將在2019年達到5000萬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長60%，年均收入超過10萬元的居民人數將從不足50萬人增加至44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