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談羅爾事件,網友：終於見到明智的説法了,一些個人求助之所以引發了陣痛，是因為沒有發揮法律的社會行為疫苗作用，還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沸沸揚揚的“羅爾事件”，幾經反轉之後，當事者將部分微信用户贈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錢包，但事情並沒有結束。一部分人繼續深挖羅爾的各種歷史，吐槽他的求助資格乃至人品;還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後，再找到羅爾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賞給笑笑，很快上限又滿了。
人民日報談羅爾事件 網友：終於見到明智的説法了
很難評判哪一種做法是對的，因為人們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確依據。有時候，我們的道德觀念具有複雜的內涵，這一方面能夠讓各種不道德都及時遭受譴責，另一方面則是導致做好事的人要儘量高尚，被幫助的人必須很無辜，這客觀上抬高了道德行為的成本，讓人們的洶湧愛心潮水無法安靜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針對道德話題的激烈爭論，輿論中自然地出現了要求法律出面來管，要求法律跟上時代變化的呼聲。“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羅爾事件”在內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進退維谷之後，才想起來用法律來找底線，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間，剩下的事情交給道德。很多人在國外都填過各種資格申請表，“你是否吸過毒”“你是否有酗酒史”……這樣的問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這種預設的條件，是獲得相對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後發現有隱瞞，法律就可以嚴厲地出面解決。
法律確實具有滯後性，但是也有強大的確定性。“羅爾事件”發生後，很多法學專家提供了細緻的分析，從慈善法對個人募捐和個人求助的區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對欺詐的定義和處置，可以説，現行的法律其實是夠用的，只是我們沒有主動加以運用。很多不夠規範的個人求助，之所以最後引發了社會信任的陣痛，根本上是因為沒有發揮法律的社會行為疫苗作用，沒有把“醜話説在頭裏”，最後還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發起求助的個人、發佈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責任的。特別是相關平台，作為相對更有能力、更有義務的相關方，應該主動地去適應新法新規的精神。實際上，在慈善法開始實施的9月，國家四個部門還曾推出《公開募捐平台服務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在各種平台上發佈求助信息時，平台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範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於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佈個人負責”。各類平台如今都在爭搶注意力、使用習慣、用户黏性，對內容提供傾向於從寬。然而，如今公眾其實更需要可以簡單核實和信任的內容，從而可以傻傻地去愛。即使一時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辦法》所要求的，對信息風險進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這一點，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發展未來。同樣，對於各級治理者來説，以傳播平台、社會組織為重點，把現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課題。
我們還是要對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應該瞭解自己的法治進步。電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説過：我很喜歡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種強制性的修養。給道德與法律一個清晰的邊界，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很多事情就沒那麼複雜。當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會協作成本，道德自會去洗刷人們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