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巴黎約千名抗議者聚集在共和國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譴責警察“暴力執法”：
他們為阿達瑪·特勞雷（Adama Traoré）和13年前去世的拉明·迪昂（Lamine Dieng）這兩位“暴力執法受害者”的家屬站台，隨後還在拉明·迪昂的去世地點——梅尼蒙當街區（Ménilmontant）遊行。
事實上，據歐洲人權法院上週一公佈的協議，法國政府將向拉明·迪昂的家人支付14.5萬歐元以“了結此案”。
而這在拉明·迪昂的姐姐看來，是赤裸裸“認罪的證明”：
“沒有人、更遑論一個政府會同意賠償，除非是在有罪的情況下”。
撇開近日的反種族歧視浪潮不談，法國2019年在種族平權問題上的綜合表現似乎“不進反退”：
據法國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CNCDH）18日提交的2019年度報告，黑人在法國仍遭受“眾多歧視”。
事實上，這份報告在今年3月已經完成，並未受到最近幾周以來示威的影響。
2019年法國種族平權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報告以百分制評估稱，法國2019年的“容忍指數”為66分，比上一年（68分）小幅下降。
不過總體來看，這一指標近年的總體趨勢還是往上的——2013年到2019年提高了13分。
不同族裔差異大：對羅姆人容忍度最低
其中，不同族裔差異較大：
黑人和猶太人的“容忍指數”為79分，馬格里布人（北非裔）為72分，穆斯林為60分，而羅姆人（吉普賽人）是36分。
該報告援引法國經濟統計研究所（Insee）和法國人口學研究所（Ined）調查結果稱，2019年，110萬人表示曾遭受種族主義、反猶主義或排外主義性質的行為。據司法部的數據，2019年移交司法的相關案件為6603樁，顯著多於前一年的6122樁，其中393樁種族主義違法行為被宣判。
“極為粗野、獸性和暴力”的種族歧視
報告稱，黑人族裔“往往處於社會下層”、多從事依賴體力勞動的工種。
委員會引用了法國人權保護事務專員（Défenseur des droits）2016年的報告內容，稱在身份檢查過程中，黑人更容易成為“與警方職業倫理不符行為的受害者”，更容易遭到“不敬、羞辱甚至是粗暴對待”。
黑人（尤其是年輕人）將憲警部隊視為潛在危險，而警方濫施檢查也成為家常便飯。在社交媒體和體育場所，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以“極為粗野、獸性和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
如何打敗“刻板印象”？
委員會表示，全社會都需要“在思維心態上去殖民化”（décolonisation des esprits）。
它建議，政府部門應特別針對公務部門、派出所和憲兵機構進行評測。
別的辦法，還包括髮起 “刻板印象”宣傳活動，展示這一羣體的社會、經濟和職業多樣性。
此外，在學校教育中，應更加側重強調多元文化屬性與黑人對法國文化的貢獻。
總統發話：不砸雕像
此前，我們報道過“砸雕像”的運動（砸雕像運動升級！哥倫布、丘吉爾雕像遭“極刑”，法國這些雕像也要保不住了……）。多個與奴隸制、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相關的歷史人物雕像被抗議者破壞。
不過當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全國電視講話中發話了，稱法國不會“改寫”歷史，也不會拆除任何雕像：
“同胞們，我們共和國不會從歷史上抹去任何名字。它不會忘記任何藝術品，也不會拆除雕像。”
以奴隸販子命名的街道，仍所處可見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雕像，法國仍隨處可見以奴隸貿易者命名的街道。
有人就提出了疑問：既然法國已經改掉了不少以二戰“投降者”命名的街道，為啥還保留那些因奴隸貿易而興旺的家族名字？
拉羅謝爾就是一個例子：拉斯塔（Rasteau）廣場、吉拉多（Giraudeau）廣場、阿德米羅（rue Admirault）街都是根據18世紀以奴隸貿易聲名遠揚的船東命名。
南特、勒阿弗爾、洛里昂、聖馬洛、巴黎都存在類似情況：
因犯罪而變得富有的人，仍然能獲得被紀念的殊榮。
其中，在廢除奴隸制之前，奴隸交易促使南特成為法國第一個港口與富裕的城市：
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法國至少組織了4,220次奴隸販賣船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南特的船東率領的（43%）。
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南特船隻運送了超過55萬名黑人俘虜。
對此，“回憶與分享”（Mémoires et Partages）協會的創始人迪亞洛（KARFA DIALLO）並不要求將這些街道全部改名，因為如果要 “將所有紀念奴隸販子的街道都重命名的話，那剩下的就不多了“！
例如，“科爾伯特”（Colbert）象徵着奴隸貿易和奴隸制，也正是他將奴隸描述為一種商品、並對此做了詳細規定，而“如果將所有名為科爾伯特的大街、高中改名”，那工作量也太大了。
這個事實不得不説是十分諷刺。
可以不改名，但要加標註？
迪亞洛的想法是，取消一部分街道名，再給剩下保留的那些旁邊配上解釋牌，以便保留“踐踏人權的記憶”，給後人敲警鐘。
在迪亞洛看來，當今年輕人迫切需要一個更民主、更尊重人權（尤其是對黑人）的社會，而上述的辦法也是應對年輕羣體反感、不耐煩情緒的最佳方式。
但到目前為止，迪亞洛的要求尚未得到各市政府“令人滿意的回應”：
“如今，仍有人在否認殖民時代的過去、否認對非洲人及其後代犯下了反人類罪行”。
8月22日G7峯會期間，迪亞洛曾因為在比亞里茲站前進行反種族主義行動而被拘留、起訴（這座城市有名為Négresse的街區、車站、藥店）。他認為，可以説政府至今仍不願“公開正視”社會持續存在的種族問題，而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歧視。
前總理“改名提議“惹爭議
法國前總理、南特市長埃羅（Jean-Marc Ayrault）今日呼籲，將國民議會的科爾伯特大廳重命名：“有些歷史標誌，是共和國不能再容忍的”。
不過他的想法也引來了爭議：
首先，另一位前總理瓦爾斯就不太同意這麼做：
“科爾伯特是法國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命名相當於是更改了法國曆史的敍事方式“。
國民議會現任主席費朗（Richard Ferrand）也很快地表示反對：
“與種族主義作鬥爭，是需要保持記憶和理性。”
費朗還不忘提醒道，曾經擔任了5年國民議會社會黨主席的埃羅當時可從沒提出要改名，而且南特自己不是還有一個科爾伯特街（rue Colbert） 嗎！
馬克龍政府：現無意開啓“族裔統計”辯論
和英美等國家不同，法國一直沒有采取過“以族裔為基礎”的統計（即針對特定族裔的政策、配額或數據進行統計），理由是“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
然而，此次反種族歧視浪潮興起後，法國政府內部似乎出現了質疑這一傳統的聲音。
例如，塞內加爾裔的法國政府發言人恩迪亞耶（Sibeth Ndiaye）13日就公開表示，希望通過族裔統計來打擊種族主義。
15日，她又再次強調，族裔統計可以“從深層上”彌合兩種立場的分歧——一種認為，“黑人和阿拉伯人等有色人種處處被排斥”，而另一種認為“這問題壓根不存在”。
不過！恩迪亞耶的建議遭到了經濟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和公共帳務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的反對。
勒梅爾的反對理由是“它和法國的普適性不符“：
“一個法國人就是一個法國人，我不會看他是什麼種族、出身、宗教，我不考慮這些”。
達馬南則表示自己同意城市和住房事務部長德諾曼蒂（Julien Denormandie）的建議，即應當更看重 “地理統計數據”：
同樣是找實習工作，來自貧困街區的人，不管他是什麼膚色，都比一個來自富裕街區的有色人種要困難得多，家庭住址本身就可能成為被歧視的因素。
類似的，“共和國前進黨”巴黎市長候選人比贊14日也表示，基於族裔的統計“或許有用，但更有風險”。
法國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CNCDH）同樣表態，反對基於族裔進行統計：倘若國家承認族裔或種族分類，可能會將某些種族“刻板化”。
總統馬克龍也表示，無意在現階段就此開啓辯論。（原標題：法國種族“容忍指數”不進反退，原來法國人最“看不起”這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