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運城的農村，開春農忙時節，李銘(右、化名)和父母趁着田裏沒事趕緊吃了頓不早不午的飯。飯桌上一家人的話很少，偶爾有幾句也是關於耕種和收成。李銘膝下還有一兒一女，祖孫三代住在一起。這是鄉村生活中一頓尋常的飯，一個尋常的家庭，如果李銘沒有得抑鬱症的話。
村裏的村民主要以種植大棚蔬菜為生，李銘家也不例外。大棚作物受氣候影響較小，但這也意味着勞作時間的延長。李銘(中)在地裏與同村人一塊給蔬菜大棚覆膜。平日裏，李銘和父親每天6點就要下地耕作，一直忙到中午吃飯，體力和心理的雙重摺磨讓他苦不堪言。
一天的勞動結束後，李銘在自家大棚前與兩位村民聊天。他一直不敢和村裏人説自己得了抑鬱症，在農村，人們對抑鬱症普遍缺乏瞭解，有些人把它等同於精神病，避而遠之，有些人覺得就是心情不快，這不能算是病，而更多是嘲諷和歧視。很多時候李銘只能強顏歡笑。
日落時分，李銘坐在搭好的大棚上吸煙。李銘家有十餘畝地，全靠他和父母3人耕種，妻子在家照顧孩子，家庭年收入大概5萬多元。“孩子每年學費就要近1萬元，加上我每個月500元的治療買藥費，生活壓力太大了，如果沒有得這個病，再辛苦我也還能支撐，現在只能是勉強地活着。”
李銘有兩個孩子，一個是剛上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另一個是不到兩歲的兒子，在外人看來，兒女雙全好不幸福。但大多數時候，李銘都深陷抑鬱症的泥潭，沒有動力和家人一起享受天倫之樂。“如果不是為了家庭和孩子，我也許早就去死了。”李銘常用這句話表達對孩子的愛。
忙碌了一天，李銘躺在牀上，但仍是失眠。其實李銘今年剛剛36歲，這個看上去已到中年的男人患上抑鬱症已經有18年。一直以來李銘很少與父母家人交流病情。李銘知道要讓在地裏勞作了一輩子的老父母和沒出過遠門的愛人理解什麼是抑鬱症太難了。
這是李銘第二次因抑鬱症發病住進山西運城市精神病院。在住院的大部分時間裏，李銘都很沉默。他面容疲倦，目光低垂：“我聽醫生説，這個病(抑鬱症)只要復發過兩回，就很難徹底恢復了，基本一輩子只能通過藥物維持。我覺得我還年輕，總想去做點什麼改變命運，可是我現在只想死。”
“抑鬱症吞噬人的靈性，讓人困在自己的情緒迷宮裏，喪失對生活的嚮往和動力……”李銘坐在精神病醫院的病牀上，不斷重複着這句從抑鬱症專題片裏看到的話。住院樓的中央是一個小花園，花園旁的重症病房裏傳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低沉的哀嚎，不時有穿着白大褂的醫生從門前經過。
每天上午9點，會有護士來到病房，給他打吊瓶補充營養。這是一天中最令他開心的時候，因為有時候一些開朗外向的護士會和他聊天，讓他覺得在醫院不那麼孤獨。
住院期間，除了每日的吊瓶，李銘還要接受一天兩次的電療。從病房走到電療室的距離不到500米，但李銘每次都走得異常緩慢。“電療儀產生的電流不強，就像有人在給你按摩太陽穴一樣。”在李銘看來，電療的作用不大，只能起到放鬆的作用，並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治療期間，李銘獨自跑到運城市裏散心。在商業街頭，李銘被一個街頭促銷活動所吸引。在主持人的的起鬨下，李銘含蓄地舉起手臂要求參加活動。説起如此意外的舉動，李銘解釋，他希望能領兩個免費毛絨玩具，治理結束後帶回家送給自己的兩個孩子。
一個階段的治療結束後，李銘與幾位病友相約去ktv唱歌。李銘説，狀態好的時候，自己很喜歡唱歌，因為唱歌可以釋放自己的壓抑情緒，讓自己感覺好一些。
八月的夜晚天氣炎熱，李銘回到自己的病房，藉着温水服下兩片藥片後躺在牀上，卻怎麼也睡不着。他只好起身來到醫院的小花園乘涼。“思維緩慢，頭腦混亂，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不知道該如何去做。彷彿身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腦子裏一片空白。”李銘説這就是他最日常的感受。
在運城市精神病醫院治療了半個月後，李銘説感覺好了一些，想提前結束治療返回家中，家裏要忙的事情實在太多。回家前他來到運城市郊著名的鹽湖邊散心，由於湖水含鹽量高，運城鹽湖有“中國死海”的稱號，李銘説自己目前的狀態就如同一片死海，沉不下去也遊不起來。
李銘並不確定自己是如何患上了抑鬱症的：“我從小膽小，性格內向，上了高中還不善交際，久而久之我開始變得越來越自閉孤僻，內心很敏感，現在回想起來，我不是突然患上抑鬱症的，是日常的壓抑心情讓我越陷越深。”
李銘偶爾會來到村裏的基督教堂進行禱告，他説自己並不信教，但來這裏能讓他感到周圍人的相互關懷。李銘高三退學後到運城周邊的一家電廠打工，但他經常在工作中走神，有好幾次差點釀成大禍。2003年，李銘丟了工作，帶了一千多元錢來到北京就診，結果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
李銘回到家直接躺在了卧室的牀上，好像漸漸睡着了。“精神出了問題，這在村裏會被取笑的，有一回，我到醫院拿藥碰到同村的一個老鄉，當時沒想太多就打了聲招呼，可他見我後掉頭就走，之後在村裏見到再也不和我打招呼了……”
平日裏幹完農活後，李銘沒有什麼其他活動，就捧着手機與網友聊天，他的加了許多“益友”(抑鬱症病友羣體的別稱)羣，大家在羣裏相互述説自己的病情和遭遇，也分享恢復的過程，李銘説這是他一天中唯一可以放鬆的時候，但自己身處農村，很難參加城裏“益友”們的線下聚會。
元宵節當天村裏爭着放起煙花。晚飯後，李銘一人跑到自家陽台，用手機與“益友”聊天。又與抑鬱症相伴生活了一年，李銘説自己許了個願望，就是希望今年地裏的收成能好一些，能省下錢去北京看病。李銘希望，社會上能有一些合適抑鬱症羣體的工作機會，也好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