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浦東的創業，“永遠在路上”。
舒榕斌最近很忙。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大家都想重温“老開發”精神，聽當年的“十八勇士”講述初代開發者們的崢嶸歲月。尤其説到屹立改革創新潮頭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大家更想聆聽這位曾經在外高橋保税區揮灑汗水20餘年的“老開發人”的故事，回顧保税區從完成“七通一平”起，如何一步步實現“資金空轉、土地實轉”的跨時代創新，又如何匯聚國際市場、孕育上海自貿區的光榮歷程。
從1990年5月來到浦東開發開放辦公室工作，到2016年從上海外高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崗位退休，舒榕斌作為浦東第一代開發者，在外高橋的土地上耕耘了26載。如今功成身退的他，仍關心着外高橋、關心着自貿區和浦東的發展。
“我就是那個門診醫生”
回憶30年前那個春天，1990年4月，尚在上海市經濟信息中心工作的舒榕斌接到通知，作為第一批18人之一，到浦東開發辦工作，參與浦東開發開放。這18個人，也成為日後被世人所熟知的“十八勇士”。
當時，剛剛新婚不久的舒榕斌要克服上班路途遙遠等困難，每天往返位於浦東大道141號的開發辦和家裏。但當時，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個感覺，“浦東開發關係上海，關乎國家的未來。”對參與浦東開發開放這件大事，舒榕斌感到，自己應該肩負一份責任。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掛牌；5月4日，“兩辦”就在141號里正式上班了。舒榕斌至今都記得當時的場景：一大早，不少人已經圍在開發辦門口，年輕的大學生無比激動，上了年紀的老人也紛紛熱議浦東的開發。
當天更多的是前來詢問浦東具體的規劃政策、優惠條件、洽談投資項目的外商和地區客商。有的人問得很細，要了解具體政策，又詢問如何投資更好、獲利更多。更有不少客商直接詢問起土地價格等“關鍵問題”。“當時《解放日報》的記者説，開發辦項目處的負責人像一位門診醫生，滿屋子都是等着見‘醫生’的人……這個‘醫生’就是我。”
而今，在已經成為浦東開發陳列館的浦東大道141號，館內還原了舒榕斌他們當年辦公時熱鬧又令人心潮澎湃的場景。“8、9個人圍坐兩張辦公桌，每人只有1個抽屜放材料，靠窗的人出來，還要坐在過道的人站起來讓座。”
浦東大道141號，辦公桌必備的幾樣東西：地球儀、鬧鐘、墨水、紅印泥、枱曆……
初代“金牌店小二”
浦東開發辦掛牌1個月後，1990年6月，國務院批准成立國內第一個保税區“上海外高橋保税區”，也是中國大陸首個開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境內關外”區。舒榕斌也於1993年來到外高橋，開始新的征程。很快，1992年7月，外高橋就迎來我國首家外商獨資貿易公司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保税區註冊成立。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外高橋保税區開始迎來產業集聚的先機。原本將打印機生產廠設在新加坡的惠普公司，決定把生產線轉移到當時湧動着開發熱潮的上海浦東。而當惠普的生產線開始浦東投產後，18家來自新加坡的工廠都遷至外高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都入駐保税區，產業氛圍一下子“活”了起來。
上世紀90年代，外高橋保税區
於是，保税區趁熱打鐵，1996年11月13日，美國英特爾公司首期投資9900萬美元在中國建立的首家制造企業，英特爾科技（中國）有限公司在外高橋保税區動工。全球封裝巨頭英特爾的入駐，讓世界看到了“浦東速度”，也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
飛利浦、IBM等企業紛至沓來，先進製造業在外高橋逐步產生了規模效應。服務好這些來到保税區“安營紮寨”的海內外企業，也成了舒榕斌和同事們一項重要的工作。
回到浦東開發的時光
這份重要的“店小二”工作，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後，又迎來一個高潮。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前來請舒榕斌“幫忙”的企業就絡繹不絕。幾乎所有人都為了同一件事：解決辦公場地。原來，作為工業園區，外高橋保税區內的辦公樓宇當時還相對缺乏。面對自貿試驗區掛牌後，每天數十家中外金融機構、跨國公司總部爭相入駐的需求，舒榕斌和同事們想出了一個辦法：自己主動“搬”出去。
今日外高橋港
“當時，花旗銀行看中了我們外高橋股份自己的辦公樓，公司上下沒有一點猶豫，甚至不需要動員，大家很快就打包好東西準備搬家了。”“外高橋人”自己的臨時辦公室卻是一個待拆遷倉庫，雖然有2000多平方米空間，但是空調、暖氣甚至廁所一概沒有。“一下子回到了浦東剛剛開發的那段日子。”舒榕斌説。
而今，雖然已經退休，但舒榕斌仍關心着浦東的發展。2018年恰逢改革開放40週年，記者曾採訪他，請他為上海自貿試驗區“貢獻一計”。收到問題大綱後，舒榕斌很鄭重地考慮了兩天後，撥通記者電話。“繼續發揮先發效應、疊加效應、聚變效應和組合效應，上海自貿試驗區將大有作為。”
舒榕斌説，雖然時代不同，但浦東的創業精神始終不變。“新的30年，一定能再創新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