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沒有霓虹閃爍的愜意，卻有守護萬家的熱血。
這裏，沒有花前月下的浪漫與陪伴，卻有笑對風雪硝煙的樂觀與堅毅。
四季更迭，斗轉星移，光陰荏苒。從島礁到高原，從荒漠到草原，歲月改變了山川河流的模樣，風雪磨平了堅硬岩石的稜角，但在這片歷經歲月洗禮而滄桑變遷的土地上，永遠生長着一種堅韌、向上的姿態。
那就是，軍人挺拔站立的身影。
他們把胸膛挺得筆直，用青春與熱血將邊境線護在身後，因為祖國在身後、母親在心中。他們知道，在更遠的遠方，一片閃爍的萬家燈火之中，有一盞温馨的燈火，那是母親牽掛的目光。
屬於軍人的年，家與國、堅守與擔當，是亙古不變的“主題詞”。
萬家團圓時，為了祖國山河更壯美，為了萬家燈火更璀璨，他們把思念藏在心底，讓自己站立成一座山峯。
任時光如水，任歲月滄桑，祖國山河依舊，軍人的堅守依舊。
新春佳節，我們在此向廣大邊海防戰友拜年，向關心邊海防建設的熱心讀者拜年！
在這個祥和温馨的節日，讓我們一起走進邊防軍人年的故事，感受屬於軍人的“特殊年味”，也向他們此刻的堅守，致敬！
——編 者
責任、使命、擔當，每一個優秀的軍人，都深知這些字眼的分量。
小家、大家、國家，每一位軍人的父親、母親，妻子、孩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頭更重。
十六字的家書
又到春節，又到我的生日。一位年輕朋友在向我表達祝福的同時，發來了刊於2015年11月25日《解放軍報》一篇文章的截圖——《一個耳朵的故事》。文章的作者是我。
這麼多年過去了，沒想到還會有朋友問：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我一邊回答，一邊任由思緒飛起，飛向那魂牽夢繞的邊關。
其實，生活遠比小説精彩，尤其是在那個年代，在那時的邊防前線。
這個故事發生在1982年春節。夕陽快要落山的黃昏，一封皺皺巴巴的家鄉來信，送到了我所在的陣地上。
在邊防前線，家書幾乎屬於共享品。
每逢家信到來，親如兄弟的戰友們會湊在一起，有喜悦一同分享，有憂愁一同分擔。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信中僅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是我幾乎不識字的母親寫來的。
“兒，速寄一張兩隻耳朵的正面照片來。媽。”
面對這樣一封只有十六個字的家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戰友們也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儘管如此，我還是在第二天搭上上山送菜的給養車，匆匆趕到離陣地幾十裏的邊境小鎮，正正規規地照了一張帶有兩隻耳朵正面的照片，連同剛剛收到的一本收錄了我作品的散文集，一同寄回了家。
直到幾年後，我第一次探親，才破解了那封信的“謎底”。
事情的起因源於我的一位老鄉。老鄉平時大大咧咧，剛上前沿陣地那會兒，別人聞知敵情通報，都鑽進了坑道，唯獨他滿不在乎地睡在帳篷裏。夜晚，敵人悄悄摸上陣地偷襲，將他和他的牀鋪一起“轟”下了山。雖無大傷，卻失去了右手的小拇指。
老鄉退伍回家，去探望我的父母。問起我在前線是否危險，戰友馬虎的毛病又犯了，搖着缺了一根小拇指的手，説：“我剛上去兩天就這樣了，他整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險？”當他意識到説漏嘴的時候，母親的臉色早已白了。
過了幾天，老家開始謠傳我被打掉了一隻耳朵。不難想象，母親是最後知道這個傳説或謠言的人。
母親一邊給我寫了那封她平生寫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邊將信將疑地着手追查這個謠言的源頭。最終還真找出了“始作俑者”——那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來的人家。那家女人説得也似乎在理兒，你兒子戰友上去兩天就受了傷，而你兒子長年在陣地上……否則，寄回的照片，咋都是側面的？
那時候年輕，照相時喜歡擺個姿勢，沒想到這種照法竟惹了麻煩。
母親得了我的回信，高興得不得了，每當家裏來人，總是有意翻翻那本書，其實是讓人家看夾在裏面我的那張兩個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連書的封面都翻爛了。
成長在快遞暖人心的年代，如今的年輕人也許很難理解當年的家書抵萬金。乘上飛速的高鐵，也自然難以理解當年從內地到邊疆是何等的不容易。
每逢春節也是戰備任務最緊張的時候。邊防軍人無法回家探親，家屬們便帶着孩子歷盡千辛萬苦趕到部隊團聚。
記得有一年適逢春節炮戰，一道命令傳來：來隊家屬小孩一律離隊。理由是不讓親人為參戰官兵擔心。誰知，家屬們不幹了，她們的理由同樣充分：這時候回老家會更牽掛、更擔心。
首長手一揮，重新下了一道命令。不僅不讓來隊家屬離隊，還讓她們與孩子一起聽聽炮的聲音。那一年，隆隆炮聲取代了過年的爆竹，孩子們與他們的軍人父親一起，過了個充滿戰味的春節。
戍邊的日子有歡樂也有無奈。我們團政委的愛人是老三屆。恢復高考後，本想考大學，部隊突然移防，只好帶着三個孩子跟着丈夫來到邊防，大學夢也寄託在了孩子身上。幾年後，好不容易把一個孩子轉回老家一所重點中學上初中，可孩子跟不上班，寒假又轉回邊防來。政委舉手就要打孩子，妻子一手攔着，説：“這能怪孩子嗎？他在這裏是優等生呢。考不上內地的好學校，只能怪你讓他與我們一起留在邊防。”
政委舉起的手重重地拍在自己胸口上：“是啊，不能怪孩子，他也和我們一樣，作出了犧牲。”那個春節，政委專門把孩子帶到烈士陵園，説：“軍人的後代，犧牲奉獻從小就開始，記住長眠在這裏的叔叔，只要像他們一樣去奮鬥去奉獻，就是將來上不了大學，同樣也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那三個孩子後來都未能考上大學，但正如老政委所期望的那樣，個個都幹出了一番事業。
四個菜的年夜飯
連續兩聲沉悶的轟鳴，把我和吳志帆從夢中驚醒。
就在我們兩人抓起槍衝出房間的當兒，睡在一旁的排長曾生攔下了我們：“沒事，是地雷！”
這是1985年的除夕之夜。我與當時的廣州軍區《戰士報》記者吳志帆一起，採寫前沿陣地過春節的故事。
節日軍情緊，戰士們已經撤進了戰備坑道。排長曾生留下來與我們一同睡在半山腰的營房內。兩支衝鋒槍就放在我和吳志帆的牀邊。
該陣地的營房建在後山，山體被切成幾近90度，牆體塗了綠色，隱蔽度極好。遠遠望去，綠色的營房與綠色的山巒渾然一體。
就在幾年前，一場慘烈的戰鬥，曾經將這裏變成了光禿禿的山頭。曾生就是我第一次到前沿陣地採訪時認識的。當時他還是班長，每天帶着全班往山上扛修築工事用的水泥部件。渾身都是泥土，猛一打眼猶如一尊移動的秦俑。
主峯陣地上的那一幕，至今也忘不了。彈坑密密麻麻，地上的土就像被犁過了一樣。正在修工事的戰士們從泥土中挖出了一個戰友，整個人已經血肉模糊，右手還抱着輕機槍。機槍手叫段玉生，那次戰鬥結束後戰友們就再沒有見到他，沒想到在一米多深的土中找到了他的遺體。
守備部隊英勇頑強。不過三年，硬是在冷槍冷炮襲擾下建起了營房和永備工事，還把整個山頭綠化得鬱鬱葱葱。
那時，一年四季總有記者到前沿陣地採訪。當了師政治部宣傳科新聞幹事的我，也就一趟一趟不停地往前沿陣地跑。當兵四年，還未休過一次假。
那時候邊防條件艱苦，裹件大衣在陣地上將就一夜，對我們來説是常有的事。可即便如此，像吳志帆這樣的記者也毫不在乎，春節期間還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跑到千里之外的邊防與前線官兵一起過年。
到了1985年，前沿陣地上的吃住行已有明顯變化。靠着柴油發電機，基本解決了照明難題。雖然信號時斷時續，也能夠看上電視。只是附近邊民極少，肉菜供應還不夠充足。不過，也比前些年好多了。
我當兵之初是炮兵偵察兵，觀察所設在一個前沿連隊的陣地上。那地方方圓幾十裏只零星住着幾十户人家，山路崎嶇又不通電，除了極小的一塊地方外，三面都是雷區，種不了菜也貯存不了新鮮食材，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蘿蔔乾、海帶、罐頭，外加土豆和蘿蔔。
有個擅長美術的戰士創作了漫畫登在了團裏的油印小報上，標題叫做《連隊菜譜》，畫面上的內容是，“菜譜：午餐，蘿蔔包菜；晚餐，包菜蘿蔔”。連長氣得把小報甩在美術兵面前，“畫個頭啊，瞧你那點出息，就知道吃吃吃，咋不畫畫咱們身在邊關胸裝祖國的豪邁氣概呢？”
那時候，前沿陣地流傳着一首模仿夏明翰烈士就義詩寫成的戰地詩，叫做：“吃苦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吃虧我一個，幸福十億人。”我們也確實像戰地詩所説的那樣，有種邊防軍人發自內心的崇高感。不過苦日子長了，總有那麼幾個戰士忍受不了。
胖胖的胡副班長平日裏掛在嘴邊的就是“來個雞肉燒茄子咋樣，最好是雞肉多點茄子少點甚至沒有茄子那種”。那個夏季接連暴雨，幾個星期沒聞到肉味兒，胡副班長每天搖搖晃晃潛伏歸來，幾次定定地望着拴在坑道口的軍犬呈思索狀。直到有一天，當着軍犬訓導員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這傢伙一不小心跑進雷區，轟，咱們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鍋了？”軍犬可是我們的無言戰友，何況那軍犬還立過戰功。訓導員一聽急了，鬆了牽狗繩，追着胡副班長滿坑道亂鑽，恨不得讓軍犬撕碎了他。
我把這則故事講給吳志帆聽。他笑得捂着肚子轉了好幾個圈説：“你把它寫成小説吧，作為新聞可能發不了。連長説得也對，革命戰士咋能提吃穿呢。”
畢竟是過年了，除夕夜，曾生為我們端來了四個菜，還拿來了兩聽罐頭、三瓶菠蘿味汽水。
也許是聽了前面我講的那個故事的緣故，吳志帆説啥也要送回兩個菜去，反覆説，“在邊防怎能吃這麼多的菜”，直到曾生説這是過年，坑道里的戰士也是四個菜，還多了個排骨湯時，才勉強拿起了筷子。
誰知，三人剛剛舉起汽水瓶，吳志帆彷彿又想起了什麼，説了句等等，拿起一個包又跑進了坑道。
原來，那個小包包裏是他從廣州特地為戍邊戰士們帶來的巧克力……
一位長眠北疆的連長
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裏的路，被沒膝的大雪覆蓋。茫茫大雪中，前面的汽車駛過，後面的車輛根本無法看清前面的車輛。如果不是偶爾出現的動物爪印和耳畔不時迴響的陣陣松濤聲，就如同進入了白色的洪荒年代。
2016年春節，我們就這樣趕赴伊木河採訪——31歲的邊防連連長杜宏，在新的一年到來的前一天，犧牲在了冰天雪地的巡邏路上。
那是一處緊貼中俄兩國界河額爾古納河的26米高的懸崖。
崖壁上，一串帶血的手印已被大雪抹去；扒開河面上的積雪，一攤血跡依稀可見。這處懸崖路，杜宏不知攀爬過多少次。誰也沒有想到，在那個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黃昏，他的鮮血，灑在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2016年的第一個早晨，伊木河邊防連全連官兵整齊列陣，迎着怒吼的長風送別連長。戰友們抬着杜宏的遺體，圍着連隊一步一步繞了三圈。他們要讓自己的連長最後看一眼額爾古納河畔的山山嶺嶺，最後看一眼大興安嶺深處的一草一木，最後看一眼白樺林裏的連隊和哨所。他們知道，杜宏的生命早就與這條界河、這片森林難捨難分了……
那是一次艱難的行程，更是一次感動之旅。
在連隊，杜宏的牀鋪還像從前一樣一塵不染，他的眼鏡還放在他生前最熟悉的地方；在連史館裏，在連隊“龍虎榜”上，愛笑的杜宏還是從前一樣的笑容。在他的“軍營朋友圈”中，最後一條信息，是在新年到來之際祝戰友們平安。
北緯52°46′，祖國雄雞版圖雞冠頂端的伊木河哨所，背靠界河，前擁森林，最低氣温曾有過零下57攝氏度的全國最低紀錄，連隊至今還保留着一副凍裂的直升機螺旋槳。
長達七八個月的大雪包裹期，除了對岸的俄羅斯哨所，方圓幾百裏幾乎沒有人煙。2002年底，18歲的杜宏從內蒙古鄂爾多斯入伍來到邊防連，很快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邊防戰士。2007年被保送至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深造，參加了2009年的國慶六十週年大閲兵。畢業分配時，作為優秀學員和獨生子女的杜宏有機會選擇離父母稍近一點的部隊，但他還是選擇回到伊木河……
淚水，一次次浸濕我的採訪本。
杜宏，這個殉職於執勤途中的年輕連長，這個在北部邊疆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的軍校畢業生，讓我這個曾經的邊防軍人對新一代的戍邊人，又多了一份親近。連隊當時不通互聯網，手機信號也時斷時續，當“青春期”遇上“大雪封山期”——寂寞，成了連隊最大的敵人。
就是在這樣封閉的世界，作為兄長的杜宏把一羣以90後為主體的年輕士兵，凝聚成了團結昂揚的戰鬥集體。在邊防連，我們親眼目睹了巡邏的戰友們經過杜宏犧牲的地方，面向懸崖齊聲呼喚“連長”的感人場面，那一聲聲伴隨着戰馬嘶鳴的呼喊，讓人撕心裂肺。
採訪組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氣温下拍攝，每隔一刻鐘，就要把鏡頭放在大衣中“取暖”。與官兵們一起鑽密林，讓我們深切感受到邊境巡邏的不易；與官兵們走一趟積雪覆蓋的界河，更讓我們深切體會到邊境執勤的艱險。他們大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但邊疆的風霜雪雨，早已把他們的稚氣變成了堅強；艱苦的戍邊生活，早已把他們磨礪成了堅韌不拔的鋼鐵戰士。
從當年硝煙瀰漫的南疆，到如今大雪紛飛的北疆，幾十年過去，時代在變，社會在變，但有一點始終未變：責任、使命、擔當，每一個優秀的軍人，都深知這些字眼的分量；小家、大家、國家，每一位軍人的父親、母親和妻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頭更重。
那個春節，我沒有忍心去杜宏的家鄉採訪。在廣西邊防，我經歷過一夜之間失去身邊戰友的那種痛楚。作為獨生子女的父親，我無法面對同樣作為獨生子女父母的杜宏的雙親。
兩個前去杜宏家採訪的記者告訴我，從大年初一到初六，杜宏的妻子張茜每天都在單位加班，用這種“滿負荷”的工作狀態減輕對丈夫的思念。杜宏犧牲的前一天晚上還與張茜通話，許諾妻子，春到雪融時，要帶她到北部邊疆看一看，看看美麗的額爾古納河，看看一望無際的大森林。張茜沒有想到，第一次到丈夫守衞的地方，竟是陪丈夫“回家”。
年邁的雙親失去唯一的兒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輕的丈夫，他們難以承受這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然而，當這一切成為殘酷的現實，他們又必須承受。生活還要繼續，他們只能把悲傷默默埋藏在心底，而每當夜深人靜，又只能以淚洗面。
杜宏烈士的報道，是伴着淚水完成的。妻子追憶丈夫的報道，用了這樣一個標題《知道我在等你嗎》。結尾是這樣幾句話——
“知道我在等你嗎？在漫漫的長夜裏，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作者：賈 永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