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俊文
《許倬雲十日談》近日出版了。
2020年7月10日，許先生90歲生日。《許倬雲説美國》（以下簡稱“説美國”）當天上市，“十三邀”的第二次線上採訪《尋得自己的世界|許倬雲答十三邀觀眾》同期播出。彼時，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國“驟雨初歇”，而美國、歐洲勢已燎原。人心慌亂，世局動盪，國際間的貿易和人員往來，受到極大影響。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大規模的瘟疫，往往也預示着社會大變革的開始，比如傷寒肆虐的漢末至三國時期，黑死病、鼠疫蔓延的中世紀歐洲。混亂的變局當下，個體生命該如何安頓？人類世界將走向何方？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而我個人，過年前後也被封閉在湖北老家，兩個多月，親見疫情暴發以來的種種不幸。徹夜難眠時讀到梁任公的聯句，悲從中來：“春已堪憐，更能消幾番風雨；樹猶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所幸母親在身旁，我們共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未料兩年後的這個春天，國內疫情又大規模暴發。
7月12日左右，許先生説他想做十次線上授課，有關瘟疫、戰爭、全球化、大國博弈、科技與人文，以及我們未來的“理想國”。中世紀佛羅倫薩鼠疫大流行期間，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創作了《十日談》，許先生説我們也用這個名字吧。先是在高山書院以zoom遠程授課的方式，講了兩個多月，有數十位學者、科學家、企業家參與討論；後來整理成書，就是這本《許倬雲十日談》（以下簡稱“十日談”）。因其為講稿，這本書的語言較以往更為“鮮活”“在場”。當然，限於時間和條件，很多問題也點到為止，未及展開論述。
其實，當時許先生也在承受着病痛，常常需要大劑量服用止疼藥。記得有次課程結束時，他説：“接下來我要做個手術，如果順利的話我們繼續。否則，今天就是我與大家的告別。”此情此景，令我想起“總論”中的“夫子自道”：“只有不息的自強，才是真正的健康和健全。”
去年底我到匹茲堡時，他的身體已經相對穩定，生活和作息復歸常態。談起學問以及我們正在進行的《萬古江河》“續編”，許先生眼神清澈穿透，非常專注而高效，“不知老之將至”。以致師母常説：“他是九十歲的身體，四十歲的心。”
薄伽丘在書中説：那場瘟疫“先在東方地區開始，奪去了無數生靈性命，然後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勢向西方繼續蔓延”，“瘟疫流行，哀鴻遍野”。面對瘟疫，有的人節制生活，“凡事適可而止”；有的人則“肆無忌憚地縱酒狂飲”，為所欲為（王永年譯本《十日談》“第一天”）。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在開篇序言，薄伽丘呼籲“給苦惱的人以同情”，予悲痛的人以安慰。我想，這也是許先生講述這個系列課程的初衷。
紙上的學問，與生命的學問
除了正在發生的瘟疫，這本書還有更大的時空背景——近年來迅速敗壞的美國民主政治，以及持續數年的中美“貿易戰”。特朗普當選總統時，正值《中國文化的精神》截稿，在“後言”中許先生説：“美國兩百多年的民主制度，強調人權、個人自由及種族平等。大家向來相信，這一代議政治即使不是完美的體制，較之帝制和獨裁而言還是比較公平而安全的政治制度……這次選舉中的民粹主義非常顯著，選民只顧一己私利，公平、正義等更為宏大的價值，已經不在他們的關懷之內。這些毛病之所以產生，根源乃是西方文明長期建立在個人主義和物質利益之上。”
如此長篇累牘的引用，是因為這段話，似乎可以視為他晚年觀察美國的“思想主軸”，也是“説美國”的寫作緣起和動力——他們當年所親歷的那個開放、包容、理想主義、夜不閉户的美國，正在眼前一點點老化、崩解。而遠在大洋彼岸的多難故國，終於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説美國”及《中國文化的精神》亦可視為這本書的“文化背景”和“延伸”，三者構成一“多元互動的秩序”。
“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這是戰亂年代倖存者的刻骨之痛。近年來，我們時常能從許先生的著作包括這本“十日談”中，讀到其對中國未來的巨大期許。
作為接受過東西方最好教育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將自己的工作定位為：“不（僅）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驅喝道。”（《中國文化的精神》前言）然而，也有論者認為他是“民族主義”，尤其不能接受他對美國的批判。
這裏有兩個情況需要説明。首先，是寫作者的“立場”。雖然自我身份認同是中國人，許先生畢竟在美國生活、工作了六十多年。似乎很大程度上，他是以“美國本土知識分子內部視角”，結合自己多年來所見所感展開論述。這也就決定了他的“批判性”立場——美國民主制度，並非我們想象中的完美；當下在場的美國政治實踐，與兩百多年前、紙面上的美國政治，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此外還關涉到，許先生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規章制度和具體的執行，往往是“兩層皮”。隨着時勢推移，二者間的差距可能越來越大，直至最後不得不調整改革——類似的情形，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所以他才反覆強調，“看東西要看東西本身的意義，想問題要想徹底”（“十三邀”訪談），“我念書從來就不是在書本上念，而是在人的生活裏看普通人的生活，看他們的生命裏，遭遇何種困難”（“十日談”總論）。
舉例而言，本書第四講引用安德森（Kurt Anderson）的觀點説：“美國活力的喪失，是一種社會老化的現象。”當下的現實是：總統拜登已經八十歲，眾議院院長佩洛西已經八十二歲。馬斯克最近也吐槽美國政治被一幫老人把持，很難與人民建立真正的聯繫。前總統特朗普要限制新移民，然而如今的美國面臨800萬勞力缺口，有1200萬人領着優厚的政府救濟金不願工作。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快遞堆積在港口無人轉運；貨運中心洛杉磯的鐵軌兩側，被偷盜的包裹碎片扔得到處都是——警察無能為力，因為預算和人力有限（《紐約時報》）。
以我在匹茲堡的親身經歷而言：房東Tom先生已年近八十，房產中介老闆也已七十多歲。所以，他們不接受網絡匯款、銀行轉賬乃至現金支付，只能一次次送支票過去。最覺詫異者，他們至今都很習慣於用信件來傳遞信息，郵箱隔三差五收到歷任房客的退款支票、銀行賬單、促銷廣告種種。或許這也是不得已之舉：太多老人接受信息的習慣，已經固化在幾十年前。當然也有好處——拿着帶有姓名和地址的信件作為身份證明，就可以去卡耐基圖書館免費辦理借書卡。
第二，是許先生對於“羣經之首”《周易》裏“變”的理解和運用。“不要理想地認為將來有東西可以完全替代什麼，只有演化，只有無窮地追尋、改變，和因此而呈現更多的選項”（“十日談”第三講）。面對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揚美國模式所建構的“歷史的終結”，許先生認為：“民主制度其實非常脆弱，任何一環鬆動就可能被其他制度代替”，墮入柏拉圖所總結的軍閥獨裁、富人政治、寡頭政治或僭主政治。“沒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斷更新的制度”（“十日談”第十講）。
有次提及這個問題，我請教許先生：“關於‘變化’，對於我們學歷史的人而言，應該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常識’，為什麼您能夠運用得如此深遠廣大？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卻熟視無睹？”他推薦我看法國“年鑑學派”的東西，並強調説“學歷史要有common sense”，迴歸常識。
大同世界，修己以安人
關於中美之間的衝突，許先生認為是“文化之間的不協調，並不是文化衝突。東方文化沒有辦法反映到西方去，對西方沒有衝擊，或者衝擊非常薄弱”。多年來，他出版的五本英文專著，除了《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965）是他在芝加哥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偏重於“社會階層流動分析”之外，餘者幾乎都是圍繞“將東方文化反映到西方去”這一目的而展開：
《Han Agriculture》（《漢代農業》，1980）的論述，早就超出書名所限定的範疇，致力於廓清“以精耕細作農業為基調”，兩千年來傳統中國的“基本盤”；《Westen Chou Civilization》（《西周史》，1988）則致力於解釋這一“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如何最終形塑“華夏文化本體”——這兩本書分別從經濟結構和政治文化，解釋中國這一共同體的成因和內在機制，數十年來已成經典；《萬古江河》則以梁任公的《中國史敍論》作為理論框架，講述了“中國文化成長髮展的故事”——作為許先生影響力最大的大眾史學著作，各種版本累計銷量近百萬冊，其英譯本《China》（2012）成為美國大學中國史教材；新近出版的《American Life》(《許倬雲説美國》，2021)及《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Mundane》(《中國文化的精神》，2021)，對美國曆史與當下的反思以及中文文化的引介，在美國知識階層引起的共鳴和反響方興未艾。
在“説美國”和“十日談”之中，常常感受到許先生對美國日漸敗壞的哀嘆，以及中華文明參與重整未來人類秩序的期盼。甚至《中國文化的精神》“後言”中，他都忍不住呼籲：值此人類文明轉變關頭，“西方文明已近削薄甚至毀損了許多其他文明。於是，我們必須要尋找新的因素，尋覓新生。此時，環顧全世界，能夠對西方文明提出針砭的文化系統，只有中國這一處了！”
具體言之，“中國一直以來在政治、社會秩序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烏托邦的政治理想與現實掛鈎，把零碎的結構熔鑄成為一張大網……廣大區域共享福祉，這是中國人理想的結構”（“十日談”第九講）。
有關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許先生尤為關注“人心”，及其藴含的無限可能：“你的心就是上帝，人心怎麼想就造成你看社會怎麼樣。許多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眾人的心，就是支配你、呼喚你、抑制你、鼓勵你的力量。……修身修己到一定地步就要去照顧別人，安人、安民、安百姓”（“十日談”總論）。這是明末東林以來，江南綿延四百餘年的精神傳承；也是許先生以一生的行持，所檢驗、親證過的。
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不能理解許先生所主張“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畢竟在中國歷史上，它從未真正實現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空有理念高懸，似乎並無現實可操作性。直到最近，有幸隨侍先生左右，言傳身教之下，才漸漸有了一點堅實的體會：理想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理想本身——“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勇氣，得寸進寸的真履實踐。“永遠要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永遠要有糾正錯誤的可能性。”
日前，他講到當年參與台灣建設、變革時，內心秉持的信念：“認為應該做，就把自己投進去，當作一根柴燒完為止，不計得失。”也講到晚年的嚴家淦先生與他的一番談話：“不要求事功，不要求成就——只有求心之所安。事功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們只能説那時候盡力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我們做到了。”老驥伏櫪，薪盡火傳，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於此可窺鱗爪。
最後，謹此衷心祝福，“烈士暮年”的許先生：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注：本文作者為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訪問學者）
攝影/陳榮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