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西方媒體報道，西方一個名為“透明國際”的NGO（非政府組織），近日發佈了該組織一年一度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數”榜單。
而為了給這一榜單的發佈製造輿論關注，該組織特意將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清廉”與當地防疫工作的“好壞”進行了掛鈎，即一個國家或地區越腐敗，就越會傷害到其公共衞生系統，導致防疫工作的失敗。
可尷尬的是，該組織的這套邏輯及其發佈的榜單，卻很難在事實面前“自圓其説”。
這首先是因為，目前全球防疫工作出色的中國，在這份榜單中竟然只排到了與所羅門羣島、巴林和科威特並列第78名的位置上。
而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嚴重失當、胡搞羣體免疫，導致民眾在去年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創下該國曆史記錄的瑞典，卻排在了榜單第三名的位置。感染人數超300萬、死亡人數超10萬的英國排在了第11。
就連全球防疫工作做得最差、遭到“透明國際”點名批評並用以證明其“一個國家越腐敗，防疫工作就越差”這一論調的美國，也仍然排在了這份榜單的第25位。
對於這一矛盾的現象，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過勇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得分和排名整體呈上升趨勢，但由於“透明國際”人員構成、價值理念、運作資金以及指數的數據來源均有濃厚的西方背景，該項評價仍不能客觀反映我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成效。
過勇認為，“清廉印象指數”難以避免地存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即便美國等存在非常嚴重的腐敗，透明國際依然給予較高排名，沒做到客觀公正”。西方制度性腐敗突出，美西方資本家在選舉時為政客提供政治獻金，在政策制定中通過遊説集團施加影響，在新政府中謀得要職參與政策執行，政商兩界通過“旋轉門”達到利益交織，法律允許利益交換，將腐敗行為合法化。“例如2020年，特朗普接連免去4位聯邦機構監察長。監察長主要履行內部監督和反腐敗職責，有關監察長被解職均由於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高層受到監察長調查。這種行為是為逃避腐敗調查而濫用權力。”
過勇還同樣以應對新冠疫情為例提到，2020年中國在應對疫情與反腐敗方面進一步體現出制度優勢。中國政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對抗疫物資及款項管理使用的監督，嚴肅查處相關腐敗案件，成為疫情發生以來唯一恢復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反觀西方，治理問題頻發，與疫情相關的腐敗、瀆職和濫用資金醜聞迭出。例如美國白宮高級顧問、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和多名共和黨議員的家族成員，涉嫌從政府疫情紓困計劃中大肆獲利；加拿大高層涉嫌收受賄賂、不經競標直接將疫情期間義工補助項目交予同其私人關係密切的慈善組織；英國政府已公開的1200份政府抗疫醫療資源採購合同中，約一半資金流向英國政界人士親友經營的公司。”
“透明國際”中國會員組織理事、湖南大學教授袁柏順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則透露，“清廉印象指數”要算出最後得分，需經過選擇數據源、將數據源標準化到0-100的範圍、計算平均值和報告不確定性的度量等步驟。具體數據源包括“民主項目”（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等發佈）、“世界競爭力報告”（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佈）、“貝塔斯曼轉型指數”（由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等。
但他也承認“清廉印象指數”從數據源到計算方法及其影響，在國際上都存在爭議。“比如該指數多個數據源中，調查羣體為企業高管、專家等精英羣體，而不是普通民眾，多為外部調查而非受評測國家民眾的感知；計算方法上將數據源簡單平均導致評價結果的系統誤差，等等。而且，還有更多涉及腐敗是否可以被量化評價等更具理論性的問題。”
比如，在此次的榜單中，有84%的中國受訪者就認為政府在反腐敗方面成效顯著，83%認為本國反腐敗機構作出了積極貢獻，在參評國家和地區之中名列前茅，但這卻未能令中國在榜單上的排名得到更真實的體現。
不過，即便對中國存在偏見，該榜單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進步，近些年中國在其榜單上的得分和排名整體還是呈現了上升的趨勢。
圖為中國前年和去年在該榜單上的變化
過勇也認為，這一趨勢與中國在反腐敗領域取得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動反腐敗事業密不可分，令國際社會及相關組織不得不正視我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成就。
他説，“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聚焦反腐敗問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推動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深入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形成了更為嚴密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打虎’‘拍蠅’‘獵狐’，在一體推進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過程中，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成功道路。”
“反腐敗的成效自有人民公正評價，‘透明國際’應該審視自己的指數。”過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