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近期頻頻發表對華強硬言論。她搶在歐盟形成共同立場之前宣佈因為“個人決定”不出席北京冬奧會，她還聲稱，要在“尊重人權”的條件下與中國合作……顯然，新時期的德國外交仍然需要借鑑默克爾的政治智慧。
默克爾是新世紀以來歐洲執政時間最長的領導人。從 2008年開始，她成為歐洲危機管理的核心人物，引導歐盟度過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俄烏衝突、英國脱歐等一系列危機，被視為國際上最能代表和領導歐盟的“歐洲領袖”。
默克爾時代，德國在歐盟領導力表現出若干鮮明特徵：其一，注重非霸權，強調主導而非領導歐洲，擅長運用戰術技巧居中斡旋，平衡各方立場；其二，重視內部團結，對抗內部離心力，與馬克龍相比更加註重帶動所有成員國前進，而非依靠少數有意願的“先頭部隊”推進歐盟重要議程；其三，尋求政治妥協，對外刻意保持模糊立場，強調利益與價值觀並重，尋求與主要大國保持穩定的合作對話關係，避免正面對抗。
進入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外交如今經歷着漸進式的調整轉型過程。德國新政府保持歐洲一體化和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這兩大支柱的地位不變，堅持多邊主義原則，由此維持着傳統外交路線的連貫性和穩定性。與此同時，新政府試圖改變默克爾的危機管理模式，以更積極的姿態設置議程，主動開闢新的外交領域，以更加積極主動和高調的姿態推進氣候外交、人權外交。
新政府也試圖終結“政治妥協”時代。默克爾時代在對俄羅斯、土耳其等國政策上尋求政治妥協，刻意保持模糊立場，避免正面對抗，而新政府的對外立場態度更加清晰明確，例如對俄基調更強硬，在對華交往中也多次強調“對話與強硬”並重。
新政府也希望強化“戰略自主”定位。面對美國外交政策重心調整及中國全球實力變化給歐洲帶來的震撼，德國既不願看到中美對抗的局面，又擔憂中美越頂外交，於是開始從追隨美國轉向構建更加均衡平等的歐美關係，希望把握主動權和自主權，更好捍衞自身利益與價值觀。
當前歐洲面臨嚴峻挑戰，對內需要抑制內部離心力，克服英國脱歐的後續影響，對外需要提升國際影響力，化解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中被邊緣化的風險，同時消除本土和周邊安全隱患。如今，明斯克協定、中歐投資協定、“北溪-2”項目等方案的落實均遭遇阻力，凸顯默克爾離任之後，歐盟外交遇到的困境。可見，德國在地區與全球事務中仍需借鑑默克爾的政治智慧，方能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和中美歐三角互動中繼續發揮“穩定錨”的歐洲大國作用。
（伍慧萍，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