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印國
漢學家史景遷説：“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既能夠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又能夠持續保有這種吸引力。當西方剛剛接觸中國時，中國就明顯表現出這種能力。”事實上，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吸引力不僅僅在剛剛接觸時就產生了，而且綿延了漫長時光，而中國文化也在不同層次影響甚至改變了西方文明。
最晚在《馬可·波羅遊記》問世後，歐洲人已經開始廣泛瞭解到遼闊、富庶的“契丹國”。隨着1492年8月3日哥倫布在西班牙揚帆出海，海上航線開闢，為歐洲耶穌會士來華提供了交通基礎。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他在16世紀中葉抵達廣東後在此病逝，未能來到中國內地。16世紀後期，羅明堅和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內地，積極採取適應中國文化的政策，甚至嘗試將其教義和儒家思想糅合起來，這種“中國化”的嘗試被康熙皇帝稱為“利瑪竇規矩”。嘗試“中國化”的傳教士和不認同這一做法的其他傳教士發生了曠日持久的“中國禮儀之爭”。有趣的是，這一爭論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國文化得以在歐洲廣泛傳播，受到歐洲學者和思想家的重視，成為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思想助推器，雖然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國思想”充滿了想象色彩。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在其名著《中國之歐洲》中寫道：“在1700年前後，不管是冉森派教徒，還是耶穌會士，不論是懷疑主義者，還是笛卡爾主義者，只要進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國，對中國作出思考。”一批在華的外國傳教士或來華使節用圖像描繪出他們眼中的中國並寄回歐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國讀者所熟知，這是《過日子：中國古人日常生活彩繪圖志》書中一部分彩繪圖像的來源。
《過日子：中國古人日常生活彩繪圖志》
侯印國 著
[清]佚名 繪
領讀文化｜台海出版社
與此同時，18—19世紀廣州的外銷畫開始風行。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批准開放沿海海上貿易，來華的西方商船迅速匯聚於此。次年，清政府在廣州設立機構管理各國商貿事務，各國東印度公司紛紛在此設立商館，專門負責與西方貿易的中介機構開始出現，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貿易只能在廣州進行，廣州為中國的對外通商口岸。中國藝術品通過貿易大量進入西方，引發中國風的熱潮，這種需求催生出了獨特的外銷畫。這些畫作大都由廣州十三行的畫家們用西方繪畫的技術畫成，但同時保留着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形式，其形式包括紙本水粉畫、線描畫、通草水彩畫、布本油畫、象牙畫、玻璃畫等，題材類型則極其廣泛，堪稱當時中國社會生活、自然生態的“全景圖”，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業製作的作品體量最大。19世紀英國旅行者奧斯曼德·泰凡尼在其遊記中就寫道：“這些米紙畫(指外銷畫)……表現了中國的商業貿易、日常生活、世俗禮儀和宗教活動，都顯得生動真實。從神聖的宗教儀式到世俗的娛樂場景，無一不繪於畫中。”從現存的外銷畫來看，主要題材包括當時中國社會的家庭生活、手工業製作、商貿情景、職業樣態、遊藝娛樂、婚嫁喪娶、農業生產、戲曲故事等等。這些主題反映了西方人瞭解中國社會和民俗文化的需要。外銷畫的主要銷售對象是訪問廣州的外國商人、海員和旅行者，這些外銷畫無疑是他們的“旅遊紀念品”，是他們回國後向親友展示異國遊歷的重要憑證。他們回國後，這些外銷畫往往被組織展覽會進行展示、交由出版商印刷出版或者被各大博物館收藏研究。當時西方關於中國的書籍中，也往往使用外銷畫作為插圖，可以説，外銷畫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極大重視，是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本書大部分彩繪圖像取材自收藏在海外博物館的外銷畫圖冊和18—19世紀西方根據外銷畫出版的圖冊，其中有不少是首次在國內公開出版。
這些來華商人、傳教士、旅行家定製或繪製的圖畫，生動反映出18—20世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間文化，通過極強的紀實性和直觀性，彌補了文獻史料的不足，對我們瞭解古人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價值。而且由於這些外銷畫大都收藏在國外博物館，往往不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尤其具有介紹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圖像或出於來華的傳教士，或出於十三行的底層畫師，而且外銷畫不少屬於根據底本複製，其繪製的中國生活往往經過了簡單的藝術化處理。曾擔任第二屆香港總督兼英國駐華公使的漢學家德庇時就曾在其書中寫道：“生活在歐洲的人們對於中國人的體貌特徵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誤導着，這要歸咎於從廣州販運而來的製造品上的圖畫，這些圖畫通常是用一種比較寫意的漫畫形式表現的……結果，在許多人心中，那種輕浮和滑稽的特點都和世界上堅韌、能理解別人和注重實際的人們聯繫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