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紅愛情導師復旦大學梁永安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今天我們這個時代，單身的財富資本特別雄厚，而結婚的代價特別大，總的來説，今天這個時代確實是一個單身時代，生活和現代化都在打開無限的新東西。
2013年，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裏克·克里南伯格出版了《單身社會》這本書，他指出，單身社會正在成為一次空前強大、無可避免的社會變革，超過50%的美國成年人正處於單身，獨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4位國家分別是瑞典、挪威、芬蘭以及丹麥，而中國、印度和巴西則成為獨居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
2018年，民政部數據顯示，我國的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其中有超過7700萬成年人是獨居狀態，預計到2021年，這一數字會接近1億。不管怎樣，單身社會似乎正在悄然來臨。
從婚戀的現實情況來看，當下的年輕人受高房價、高彩禮、性別比例失調等因素影響，很多人被迫選擇單身，然而，從社會開放、獨生子女增多、個性自由的張揚、受教育程度提升等因素來説，年輕人對待愛情和婚姻的看法也在轉變，他們或許注重對愛情的追求，更加看重婚姻質量，寧缺毋濫的心態導致不少年輕人錯過理想結婚年齡，不知不覺中被“剩”下了。
艾裏克·克里南伯格對年輕人獨居的現象給予了不少正面評價，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社會進步，推動了個人主義的興起、女性的崛起、城市的發展、通信技術的發達等。梁永安認為，正因為年輕人對快樂的追求、時代發展對個性的解放，只有婚姻能夠帶給一個人的快樂超過單身的快樂，才值得追求。
然而，對待“單身社會”並不能只看到其對個體自由的解放，也需要考慮它對社會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實際上，當我們只追求婚姻帶來的快樂時，也片面地理解了婚姻的本質、價值和意義。
恩格斯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説：如果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換言之，婚姻不光是隻追求愛情、快樂，它同時還要有道德的約束、責任的承擔和付出，婚姻也是對“個體自由”的相對束縛。以滿足個體需要為中心的婚姻，催生的只能是索取，而不會是付出，靈魂伴侶本就可遇不可求，找到匹配的靈魂伴侶也不意味着婚姻幸福從此一勞永逸，婚姻生活終究需要兩個人共同去付出、創造。
個體具有社會性，既會影響社會發展，也會受到社會發展的制約。盧梭曾經説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由是相對的，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一直在約束着我們，那就是命運、責任、道義、法律……單身社會、低慾望社會雖然解放了個體，但對整個社會發展也造成了潛在的威脅和影響。日本或許就是前車之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就出現了結婚率、出生率雙降的現象，結果，社會勞動力非常匱乏，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加大了國家在養老方面的壓力。
有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813萬對。與此相對的則是持續升高的離婚率，1987年至2020年，我國離婚登記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在結婚率下降和離婚率上升的雙重作用下，生育率逐年降低，如果再一味地鼓勵年輕人追求自由和快樂，不引導和宣揚家庭與社會責任，必然會加快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從長遠來看，也會造成社會勞動力市場供應不足，進而從整體上降低社會的繁榮度，從根本上減少社會全體成員的總體福祉。
此外，與西方國家追求“個人主義”的文化根基不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以家庭為本位，家庭被認為是人生的起點和歸宿，也被視作國家中最小的羣體，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家和萬事興”既是中國傳統家庭文化的精華要義，也是現代婚姻家庭法律道德的規範要求，只有家庭穩定了，才能促進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進步。
與其説單身時代是一種社會進步，倒不如説更是諸多社會問題或將爆發前所釋放的一個信號，整個社會更應該理性地認知其背後的陷阱。加強“家庭建設”的社會宣傳和文化教育是必要的，政府管理更應將其納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視野，對老齡化問題、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進行前瞻性判斷，並且實施及時、有效的干預，採取一系列力度更大的舉措，解決年輕人婚戀所遭遇的高房價、高彩禮等社會問題，為年輕人的婚戀解除後顧之憂。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