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社會的發展，經常會伴隨着制度的變革，也相應地會引發一些機構的增加或撤併，其結果自然也會給其時人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可能是間接的，而對於利害攸關者則是直接的，一些人恰逢其會，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另一些人則不得已只能另謀生計，我們經常會對在機構改革過程中，單位被撤併後轉到其他單位的人開玩笑，“你看看你，幹着幹着，居然把單位給乾沒了”，大致上説的就是這種情形。
説到社會變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鉅變的時代，當首推清末民初時期。從歷史斷代的角度而言，滿清政府與後繼的民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專制的帝國，它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與其相匹配的組織機構，後者則是宣示國民主權的共和國，立法、行政與司法權各有所屬，可以説，這是中國兩千年來歷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不過，這只是從大的歷史架構方面而言，事實上，在清廷覆亡前夕，社會變革的序幕已悄然拉開。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裏，滿清政府已推行了一場全面的“新政”，並且以預備立憲為目標，對官制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曾經的行政兼理司法體制，也讓位於行政與司法的獨立，而原來服務於舊式衙門的人員，因無法適應和滿足強調專業化的新式審判廳的要求，進而失去了養家餬口的生計。
譬如，那些依附於衙門的代書，他們本是老百姓到縣衙打官司時不可或缺的一類人，其職責是為當地那些到縣衙打官司的百姓準備好呈給知縣的狀紙。然而，隨着新式司法制度的逐步確立，一些代書因此而失去工作，後改行去教書以謀生，只是隨着新政的推行，教育方面也進行了改革，所有的學校都對其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加以調整，這些失業的代書們也就沒有了謀生的出路。像這些代書們一樣，成為新式司法審判制度及教育制度犧牲品的人，絕不在少數。
當一些人因官制改革而丟掉工作的同時，也有一些人卻因其所接受的新式教育而成為社會急需的“人才”。當司法審判權從行政衙署獨立出來後，各級審判廳需要有掌握法學知識的專業人員，那些從法政學堂畢業或從日本法政學校速成班學成歸來的學生，就在各級審判衙門中挑起了大梁。在娜鶴雅博士的《舊譜新曲——近代中國審判制度中的司法資源研究》一書中，就引用其時任司法總長的王寵惠的批評，認為“前清時代各省自為風氣，因陋就簡，流弊無窮，法庭既不完全，法官亦無學識，貽害閭閻，久為詬病”，所以，“欲求司法獨立，必須有獨立之司法官，使司法官無高尚之道德、完全之學識、裁判之經驗，則人民之自由生命財產，將受無窮之危險。”當時的司法次長徐謙則更為激進，提議“酌裁無法政畢業出身之法官”，“所有舊日法部並外省司法各署差役茶役所丁一律驅逐，永不準進署當差。”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刀切的做法易激發矛盾，在時局動盪之際，也易引發風潮，不利於新秩序的建立。
確實，在這一時代鉅變的時期，不惟是社會底層人民的職業沒有穩定性，即便是當時的內閣人員的撤換也頗為頻繁。幾個月後，王寵惠還來不及施行自己的主張，司法總長卻已易人，許世英掌司法部後不久，即對司法人員進行改組，他提出了“法官須用學者”的觀點，對於舊法官則只給以有限的出路，即便如此，也有大量舊法人員以“閒散廢棄”而未被錄用，成為時代的棄兒。
在清末民初的大變革中，接受過新式法政學堂教育的畢業生成為了新時代的寵兒，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這批“學者型法官”的短板，接替許世英執掌司法部、經歷其短暫仕途的梁啓超上任不久，即給袁世凱上呈《呈大總統詳論司法急宜獨立文》，對民初司法官的素質提出嚴厲批評。他認為，若要慎重任官，“其方法則用考試以觀其力，行甄拔以選其優良，非特無法律智識者，不許濫竽。”對於這一現象，袁世凱也早有認識，“司法官辦事遷延，而審決案情又不能切合事理。”“民聞設一審判廳，原期事平訟理，乃該司法官既無審判之學識，又無社會之經驗，一案發生，曲直殊難剖決，而含冤自不能免。”為此，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頒佈了《甄拔司法人員準則》，並明確其意義，“法官為人民生命財產名譽自由之所寄，責任既宏，任用自不得不慎。”在稍後的甄拔過程中，除了重視學歷背景外，還進一步對被甄拔司法官的真才實學與實務能力提出要求。
其實，任何一個時代，每一次的變革都會對至少一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影響。如何將危機變成機遇，則端賴於個人的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能對未來有預判或洞察自然是好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則可退而求其次，讓自己多掌握一些本領，尤其重要的是養成一種終身學習的習慣，就不至於有變革來臨之際的慌亂與恐懼。因為有準備，才有能力去應對。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