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天氣曾改寫中國歷史？我們不妨從容看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今年夏天，想必很多南方朋友都深切體會到了什麼叫“驕陽似火”。據報道，截止8月12日，上海40℃以上的高温天已經刷新了歷史記錄，並且還將繼續創造歷史。

高温不止炙烤着城市叢林，也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暑期通常是長江流域的汛期，但今年八月中旬長江干流水位竟然降到了歷史同期最低值，第一大湖鄱陽湖的水位更是下降了八米多。根據氣象報道，未來一段時間超高温會繼續籠罩江南，而且會擴大到江淮、中原地區。以至於有人驚呼説：“半個中國的温度都不適合人類生存了！”

事實上，這麼説有些誇張了。放眼全球，當前的極端天氣並不獨存於中國，在亞歐大陸的西端，歐洲也同樣在經歷高温的炙烤。有人將這些極端天氣與“全球變暖”相關聯，也有人認為這只是偶然事件。

為何會有極端氣候？這個問題仍留待氣象專家來解釋。但就人類文明的經驗而言，我們所經歷的的寒冬、酷暑可能都還算不上最極端的狀況。當前的氣象記錄，最多不過二百年的時間，而氣候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極端天氣的歷史遠遠超過人類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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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來的氣候變化

我們無需追述到太過古老的地質時期，僅就五千年的人類文明歷史而言，氣候變化就已經堪稱劇烈。

假如你有幸穿越到殷商時代，一定會發現當時的氣候環境、生態物種都與今天大不相同。三千年前的中原大地氣候更為濕潤，温度也遠高於今天。甲骨文和出土骨骸都證明，商朝人曾經在都城附近捕捉過野生大象。一種比較普遍的説法是，今日作為河南省簡稱的“豫”字，即意為一人牽象。如此言之，當時安陽的氣候或許堪比今天的西雙版納。

在大象等物證的加持下，很多學者認為殷商時代可能是中國文明史上最為濕熱的時代，此後氣候則趨於轉冷，大象也日漸南去。但在秦漢時期，温度又有所回升，黃河流域的水熱條件依然勝過今日。《史記》、《漢書》都記載當時中原、山東大量種植桑樹、竹子等亞熱帶植物。漢武帝時黃河決口，朝廷曾命令砍伐河南淇縣竹林，用於編筐盛石，堵塞決口。

不過，到了三百多年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再度轉寒，當時的冬天比今日更冷。曹魏時淮河曾大面積封凍，以至於阻礙了曹丕視察揚州。在南朝都城建康，冬季能夠製作天然大冰塊用以建造“冰房”。在淮河干流極少結冰、南京只是偶有零下的今天，這種情景幾乎很難見到。

寒冷持續了約三百年，到公元六世紀末，即隋唐時代，氣候重歸温熱。由於熱量充足、温度適宜，柑橘竟然在長安扎根結果。天寶十年唐玄宗品嚐到了皇宮裏生長的柑橘，據説味道不遜於江南的貢品。

在温暖與寒冷、濕潤與乾旱交替變化的過程中，千年來中國最寒冷的時代出現於晚明至清初，也就是所謂的“明清小冰期”。有學者估計，明末北京的冬季氣温比今天平均低2攝氏度。由於温度降低，當時冰雪範圍比今天要大得多，明代中後期的廣東、廣西，甚至海南都出現過降雪天氣。如今常年不凍的漢江、淮河、洞庭湖、鄱陽湖，也都在明清之際出現了封凍的情況。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化規律，自竺可楨院士起，學界已經開展了深入的探討，成果極為豐富。儘管還存在一些爭議，但歷史上中華大地的氣候在寒冷與温暖之間搖擺變動已是普遍的共識。大體上殷商、西漢、隋唐處於温暖期，而南北朝、南宋和明末清初則處於寒冷期。

圖自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刊於《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古人經歷的極端天氣

根據竺可楨等學者的估計，最温暖的殷商平均温度比今天高2到3攝氏度，最寒冷的明清小冰期的平均温度比今天低1到2攝氏度。乍一看，這一點温度變化似乎不算什麼。但事實上，在人為加速全球變暖的今天，一百年的工業化也沒能讓平均氣温升高1攝氏度。而且，既然是平均值，就意味着有波動起伏，在特定時段或局部地區，很有可能發生幅度更大的氣候變化。

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也確實看到過許多真正的極端天氣。比如《竹書紀年》記載，在氣候從暖轉冷的西周中期，曾經出現過“江漢俱凍”的極寒天氣。如今幾乎不可能結冰的長江干流，竟然出現了大塊的浮冰，氣候之寒冷可想而知。

中古以來，緣於歷史資料的增加，關於極端氣候的記載也更為豐富。宋徽宗政和元年冬，風雪封凍了太湖，冰面堅硬足以行走馬車。四十多年後的冬天，金朝使臣出使南宋，途徑蘇州時也遇上了冰封河道，船伕被迫以鐵錘破冰，方才得以前行。當時臨安的降雪頻率也遠高於今日，據記載，在公元十二世紀的杭州，至遲到農曆四月還有過降雪。想來在當時，因為太過常見，“斷橋殘雪”恐怕也就算不上網紅景點了。

作為千年來最為寒冷的時代，16至17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多次嚴重的極寒事件。明武宗正德元年，海南萬州出現降雪天氣，這是我國記載的發生在最南方的降雪。三年後，一場大寒潮席捲南下，江南的竹柏大量凍死、柑橘絕種，黃浦江封凍，冰面厚度達到二尺有餘，並且持續一個多月。從公元1650年到1700年，在五十年之間，太湖、淮河、漢江至少出現了四次結冰時間，洞庭湖也有三次結冰。

直到清代中後期，極寒天氣仍時有發生。以當下正經歷酷暑的上海為例，繼明代出現黃浦江封凍之後，清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六年、咸豐十一年、光緒十八年又出現了冬季奇寒、江面封凍的事件。光緒十八年時上海已有近代氣象統計，據記錄，當時出現了零下12.1度的極端低温，徐家彙積雪深度達到29釐米。

有極端寒冷，就必然有極端高温。而且在氣候冷熱大波動的曲線中，也存在着小區間的波動。比如在清中葉乾隆年間，就數次發生了大範圍的極端酷熱天氣。乾隆八年，山西、直隸、山東遭遇極端酷暑，各地官府紛紛報告本地“土石皆焦”、“大旱千里”，大量百姓因暑熱而死。

普通百姓因為沒有對抗極端高温的手段，面臨着生存危機。乾隆皇帝雖然外有避暑山莊，內有冰塊降温，不至於受此苦難，但也燥熱心急。面對各地進呈的急報，此時還很年強的乾隆帝寫下了“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的御製詩。據當時在清廷供職的傳教士測量，乾隆八年北京的最高温度達到了44度以上，而且温度長期超過40度，可能比當前江南的高温還要兇猛。

單就氣象數據而言，無論是寒冷還是酷熱，在全球氣候總體由寒轉熱的大環境下，如今我們經歷的極端氣候可能大多都算不上“史無前例”。早在幾百年，甚至二、三千年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遭遇過類似的極端氣候。

故宮雪景，圖自故宮發佈視頻。

天氣改變歷史

有一種聲音認為，既然歷史上有過比今天更熱的時期，也有過比今天更冷的時期，我們又何必焦慮呢？這種看法不能説毫無道理，但至少忽略了氣候波動對歷史的影響。

氣候帶來的影響通常直觀表現於動植物的遷徙變動，比如西方學者關注的“大象的退卻”。但事實上，因氣候而“退卻”的從來都不止是大象。孟子曾説過，周公輔佐武王、成王，驅趕虎、豹、犀、象，於是天下百姓大悦。但結合商周之際轉寒的氣候，這些大型動物的南遷，真的是當時的人力能夠驅趕的嗎？恐怕更多還是中原水、熱環境改變所致。

由此，有人提出了大膽的想法，武王伐紂的勝利與商朝此前的內耗有很大關係，而商紂王之所以耗費人力、武力討伐東南的淮河流域，正是出於對氣候變化的應對。由於商朝的統治核心區連遭寒冷、乾旱的打擊，商人迫切想要奪取水熱條件更好的土地，這才有了亡國之前的遠征。

在極端氣候引發的的連環打擊下，王侯貴族身死國除，普通百姓也不會好受。比如在東漢到南北朝的六百年裏，寒冷、乾燥的氣候促使北方少數民族南下，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戰爭，還加劇了饑荒和瘟疫。張仲景、華佗等名醫之所以在這個時代大放異彩，恐怕也與這一時期慘淡的民生、波動的極端氣候有關聯。

就宏觀的國運、國勢而言，明朝的滅亡可謂是天氣改變歷史的經典案例。天啓、崇禎年間北方連年乾旱、氣候寒冷，即便明王朝免除了陝北的賦税，農民依然生計無着，只能揭竿而起。明末連年災荒、起義此起彼伏，而內憂外患的明朝既無賑災之糧，也缺鎮壓之餉，即便皇帝有心，亦無能為之。

就微觀的歷史過程而言，極端天氣對歷史的影響更為常見，各國曆史皆有這樣的例子。比如莫斯科的寒潮，曾經不止一次幫助過俄國人擊敗入侵者。還有太平洋的颱風，毀滅了元朝進攻日本的艦隊。假如那日和今年相似，颱風稀少、降水不豐，日本列島恐怕就要凶多吉少了。

對於如今身處工業化時代的人們來説，應對氣候波動的手段更多了，自我保護的能力也更強了，但與此同時，需要做好的準備也更多了。事物總是相互影響的，氣候亦是如此。

舉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河湖水位的升降勢必影響到農作物的灌溉，糧食的生產情況顯然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空調房或暖氣房是逃避酷暑和嚴寒的好地方，使我們的生活比古人更為從容。但要有可持續的冷氣、暖氣可用，卻需要遠比古人更復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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