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鍾曉璐
從1992年進入公安機關工作後，朱丹彤已從警29年，前27年她一直在攀枝花市公安局東區分局從事文秘內勤工作，沒有換過其他崗位。
多年來，經常有人問她：你是什麼警察？“他們想得到我的回答無非是刑警、治安警、交警等等，我説我在辦公室工作，可他們還是要繼續追問那你是什麼警察，我只能告訴他們，警察分很多警種，我是其中從事辦公室工作的警察，算是文職警察吧！”每次面對這樣的發問，朱丹彤總是很無奈，感覺自己好像一個“假警察”。
經年累月，這樣的尷尬讓她揮之不去。“我一直覺得我沒有做過偵察、辦案、蹲守、走訪等大家普遍認為警察該做的工作，所以感覺自己像個‘假警察’。”她的困惑一直到2019年4月才被解開……
機關民警的基層初體驗
上世紀70年代，朱丹彤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奔赴攀枝花，當時她只有兩歲，她在成長過程中見證了這個不毛之地的蝶變。
從1992年進入公安機關工作後，她一直在辦公室從事文秘內勤工作，一直到2019年4月。
根據四川省公安廳“萬名機關民警下基層上一線”的文件精神，朱丹彤作為一名沒有基層工作經歷的機關民警，被安排到瓜子坪派出所駐點工作兩年。
因工作需要，所裏安排她負責治安內勤工作。此前，朱丹彤在機關一直負責公安業務數據統計報表工作。
公安業務工作大部分的數據是由派出所產生、提供。到了派出所工作後，她才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這些數字數據是怎樣形成的。
“這都是基層民警在接處警、案件辦理、走訪排查中一件件一次次的工作中產生的，是通過派出所領導和案偵民警、社區民警、內勤民警們一行行足跡、一句句問話、一張張筆錄匯聚而成的。”這些工作經歷對她今後回機關繼續做統計工作有了更好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更加認識到公安業務統計工作的重要性。
此前，朱丹彤經常聽到派出所同事説，幾天就要值一個班，好累。等自己到了派出所以後，才切切實實感受到值班的辛苦。每次值班時，都會面對接電話、接受羣眾問詢、接處警、調解糾紛、查處案件等繁雜的工作。
27年的困惑解開：崗位不同，職責不同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朱丹彤從大年初三開始在瓜子坪高速路口疫情防控點執行疫情防控工作任務。
每天早上8點準時到達高速卡口，對往來車輛逐一進行排查登記，對本市人員登記放行，對省內人員查驗身份證，核實後放行，對外省人員要求出示健康信息後通行，對疫情嚴重地區人員進行勸返。
她每天要不停地查車登記宣傳解釋，看着越堵越多的車，總是着急地一路小跑拿着二維碼往返各輛車進行登記，每天都要説得口乾舌燥、聲音嘶啞。這項卡口防控工作持續了三個多月。
疫情期間，對所有在瓜子坪卡口入市的人車逐一進行登記，這是當時疫情防控工作的硬性要求。一天，一位拉客的出租車女司機，在朱丹彤要求她及乘客登記各自信息時，突然破口大罵。“你們憑什麼不讓我拉人過去，我上有老母下有兒女，你們不讓我跑生意我怎麼活，你們來養我嗎，你不就是警察嗎，有什麼了不起，有本事把我抓起來啊……”
朱丹彤好言安撫了女司機，並幫她進行了掃碼登記，讓她及時駛離不耽誤乘客的行程，委屈的同時也為自己能處理好這件事情而感到高興。
此前困惑了自己27年的問題，朱丹彤不再糾結。“不管是什麼警種，雖然工作崗位不同、職責不同，但是對人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都在默默地為守護一方平安做出自己的貢獻。”
（圖片由攀枝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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