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調面對的是人複雜的生活和思想

　　電話又響了。

　　聽筒裏冒出的消息很要命，是新增的新冠肺炎核酸檢測陽性病例。

　　2021年1月，在石家莊藁城區增村鎮附近的兩所中學裏，駐紮着300多個流行病學調查員。學校教導處改成指揮部，最裏面的桌子擱着一部電話，它一響，任務就來了。

　　接下來的行動，要足夠快。

　　1

　　快！

　　1月2日，河北醫大二院確診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石家莊疾控中心副主任梁震宇立即趕到醫院，調出監控視頻，排查那位患者確診前“接觸”過的人，包括家屬、醫生、同在急診科的其他患者，甚至還有清潔工和一個她問過路的人。

　　患者來自石家莊藁城區小果莊村，初步鎖定的密切接觸者超過了200人。

　　河北省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師鑑記得，2日當晚，小果莊村已經緊急“封村”，針對附近區域居民的核酸檢測，出現了多個陽性結果。

　　“事態嚴重了。”師鑑説，信息被迅速上報，3日早晨，國家專家組已經抵達石家莊。

　　3日這天，河北省滄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麗敏預感到：“我們可能要做去石家莊支援的準備了。”

　　“那可是本土病例，存在了一段時間，不知擴散到什麼程度。”她回憶，自己當時甚至盤算了一下，如果出發，帶誰走。

　　第二天晚上11點，滄州疾控接到通知，24名市、縣疾控人員組成的流行病學調查隊連夜出發，龐麗敏擔任隊長。她帶上了“老人兒”，也帶上了新手。

　　“‘演練’100次，只要有那個‘演’，就比不上一次實戰。”她説。

　　與此同時，保定、邯鄲、唐山、衡水、承德、秦皇島……都組建了流調隊趕往石家莊。

　　5日凌晨，流調隊員不斷抵達藁城區增村鎮劉家佐中心小學，這裏是疫情的“焰心”，距離小果莊村1公里。單日確診病例還在增加，從個位數跳到兩位數。

　　流調是份苦差事。正如每一期新學員培訓都會聽到：“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

　　接到新增陽性病例報告，流調人員要爭取儘快趕到現場，面對面提問，包括14天以來，你見過誰，去過哪兒，參加過什麼活動等。這些信息會形成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為尋找病毒源頭和阻斷病毒傳播提供數據支撐。

　　“説白了，流調就是找上家、找下家、摸清軌跡。”梁震宇解釋，“上家是傳染源，看有沒有控制住，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範圍，要提前採取行動，走一步看三步，下先手棋。”

　　行動要足夠快。

　　按照國家方案，個案調查表要儘可能於24小時內完成，這一次，藁城流調隊的規定是4小時。

　　2

　　那台要命的電話，最多時一天帶來100多個流調任務。

　　“説真的，很恐懼。”梁震宇説，“石家莊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城市，得趕緊弄。”

　　流調人員像一羣織安全網的人，編織起來的信息越準確，脈絡越分明，病毒就越難通行，“防住了，我也許能回家過年”。

　　1月18日中午，即將執行任務的馬琳把女同事的碎髮小心攏起，一點點塞進防護帽裏。拉上防護服拉鍊後，她又從下往上檢查了一遍。

　　“忍着點兒疼。”她用力摁住同事口罩上的密封條。最後，她給每一副護目鏡上的鬆緊帶打結，防止它們忽然繃開。

　　“衝的時候要勇敢，但不能不講科學。”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藁城流調隊的隊員説。

　　出一次現場，組員的配置通常是，一個提問者，一個記錄者，一名公安人員，一名負責全員消殺的安全員。

　　“醫院一般是疫情的最末端，而我們是最前端。”在前往隔離點的路上，馬琳解釋，“醫院知道面對的是確診病例，但我們不知道會面臨什麼，風險更大，要更注意防護。”

　　麪包車停在藁城區一家快捷酒店門前，馬琳再次確認了所有裝備，包括用來記錄的文具、手消酒精和垃圾袋。她戴上第二層手套，檢查了每一個隨行人員的手腕，確認防護服的袖子都緊緊掖在手套裏。

　　真到了打硬仗時，氣氛又要輕鬆。到病例所在的房間門口，馬琳敲門，熱情地打招呼。她保持着不算太遠的距離，身體前傾，像晚輩探親般地問：“阿姨，您元旦節過得好嗎？”

　　她的問題是裹着花棉襖的導彈，看似家常，實則有着精確的目標。

　　“沒吃餃子？”是問去哪裏買菜買肉。

　　“叔叔好喝兩口兒唄？”是問有沒有參加村民活動。

　　“孩子們來看您了吧？”是問家庭密接。

　　現場流調對提問者的要求很高：要熟知個案調查表的內容，並梳理成通俗易懂的問題；要有公共衞生專業背景，聊天中找出危險因素暴露史和發病後的密切接觸者；要思維縝密，有質疑和印證信息的能力；還要忍耐，在被調查者不配合的時候不放棄。

　　“你把對方當成一個具體的人，你才能得到想要的數據；你要是把對方當成數據，你恰恰得不到想要的東西。”龐麗敏説，“不能説我穿着這身衣服，我就能強制他，就能高高在上，我得想像我是他，得多擔心，多害怕。”

　　有時，這些提問者要“察言觀色”“鬥智鬥勇”，最不濟的時刻還得“拿傳染病防治法嚇唬一下”。

　　確診病例“面對面”了，但同時鎖定的密切接觸者多到來不及見，就一個一個地打電話。駐地中學的教室，課桌三三兩兩拼湊起來，桌上是電腦、文件、電話座機，桌下的地板爬滿電線。

　　任務多的時候，流調隊員要從早上7點忙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梁震宇記得，有一部電話最先停機了，因為撥出次數太多，又沒什麼“規律”，被電信運營商誤認為“詐騙”。

　　3

　　與此前不同，河北省遭遇的這輪疫情，核心在農村。

　　小果莊村地處三縣交界處，年底村民活動頻繁，基層公共衞生脆弱的防線很快被病毒擊穿。村民年齡偏大，愛串門，不習慣戴口罩，總體的文化水平有限。一旦出現本土病例，疫情極易擴散。

　　“預防”失效後，流調的難度也大。

　　有一次，馬琳接到一個確診病例，是位70多歲的老人，電話打過去，對方説藁城方言，她聽不太懂。她想“視頻面對面”一下，對方用的是“老人機”，實現不了。再打過去，電話關機了。在公安機關的輔助下，她聯繫上對方親屬，這才知道老人已被接到定點醫院救治，手機沒電了，也沒帶充電器。她又找到老人同病房的患者，請人代為詢問、翻譯，“扯着嗓子喊，滿屋子都是我們組的聲音”。結果那位病友説着説着，誤報了自己家的情況。

　　“農村一個地方的人，叫暱稱、小名的多，同名同姓的也多，他的閨女正好和老人家親戚同名，我們追查下去，以為名字對上了，結果卻鬧了個烏龍。”馬琳回憶，她沒放棄，換了個線頭，從老人請的水管工往下查，鎖定了這條傳染鏈的源頭，最終完成了流調報告。“如果説這個案例是很多因素趕巧了，那麼還有一些，是人為的、刻意的隱瞞。”

　　流調隊曾遇上一個特別麻煩的案例，對方經營鋪面，客流量大，顧客停留時間長，其中一位顧客確診後，馬琳和組員找到老闆，他也確診了，但拒絕提供任何信息，民警出面也無果。

　　事實上，這位老闆清晰地記得，自己與確診病例接觸過。為了“洗脱嫌疑”，他曾在得到消息後專門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費，謊稱確診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自己在別人店裏，製造“不在場證明”。

　　與流調人員溝通的過程中，他和妻子不斷“交流”“串詞”，故意説錯日期。最終，還是老闆娘頂不住壓力，提供了幾位顧客的聯繫方式，揭穿了丈夫的謊言。

　　“他甚至編出，去哪兒吃過飯，有多少人，在角落吃，刻意離大家遠一些……敍述特別完整。”這些虛假信息耗費了流調人員大量的時間。

　　但馬琳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他，“他會擔心以後沒人去店裏了，會擔心營業資質受影響，會擔心個人信息泄露被網暴……”

　　龐麗敏有同樣的感觸。在她看來，傳染病患者顧慮很多，比起疫情擴散，他們更怕被人歧視和疏遠，怕人追責和埋怨，怕影響生計和生活。尤其是在農村，“對政策的理解和對結果的認識也不足”，鄉情又很重，説出密切接觸者，在很多人看來帶着“出賣”的意味。

　　每一次面對流調對象，龐麗敏都會先承諾“保護隱私”。她去年追過一條從武漢到滄州的家庭傳染鏈，一點點挖信息。面對這個執着的女人，那家人終於放下了防備。

　　“他們意識到，這事兒對他們家已經不太重要了，但對我，對別人來説依然很重要。”她覺得很感激。

　　在面對過患者各式各樣的恐懼、顧慮和牴觸情緒後，梁震宇説，“人”比“病人”要複雜得多，流調隊員面對的不是他的疾病，面對的不是病毒，而是這個人複雜的生活和思想。

　　輔助流行病學調查的技術越來越多。手機信號追蹤能還原行動軌跡、車票實名制能鎖定密接者、視頻監控和人臉識別能確認身份……還有新開發的流調系統，一邊採集錄音錄像，一邊實時轉化成文字，自動整理、分析，拎出關鍵信息。這個系統最有趣的功能是“方言模塊”，據介紹能聽懂“武漢話”。

　　河北省在針對本輪疫情的流調工作中首次引入了公安隊伍。在藁城流調隊的駐地，隨時可見身着制服的民警。“比起一些年輕的疾控人員，公安人員的心理素質更好，社會經驗更豐富，他們能快速找到要找的人，他們的身份也是種震懾力。”梁震宇説。

　　4

　　流調報告的第二站是分析組，那是一份“和數據打交道的工作”。

　　從一個感染者找到一羣密接者，這會形成一個枝幹。枝幹多了，就需要不斷分析，覆盤軌跡，找到交會點，幸運的話，有時能像一棵榕樹，從無數支柱根出發，找到主幹，找到真正的根，那就溯源了。

　　對普通人來説，排除刻意隱瞞的情況，將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來是很困難的。需要流調人員現場提示，也需要“回頭看”，用密接者或相關病例的信息反覆印證，拼湊完整的鏈條。

　　國家衞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對“密接判定”有清晰的規定，一共9種情況。但在現實的流調工作中，一些情況比較“複雜”，難以判定，考驗“水平”。

　　“比如説打車，光知道幾點，但出租汽車司機的信息完全不掌握。”梁震宇説，“或者去了一家快餐店，但不認識坐在一起的那個人。”再比如學校裏一個班級，有了一個確診病例，是否應該全班、全校判定“密接”，要根據接觸方式、防護情況綜合判斷。防控的圈畫小了，有可能漏網，但圈畫大了，社會的代價實在是太大。

　　為了追求精準，流調隊專門成立了一個“質量控制小組”，遇上“疑難”，開會討論。

　　在梁震宇看來，只有1個病例的時候，可以“嚴”一點，把可能的密接者都隔離起來；但當出現10個病例時，隔離的代價就顯然不同了；如果是100個，那就完全不一樣。還有些密接者不是現場流調後馬上能追蹤到位的，特別是商場、醫院等公共場所，得反覆回看錄像。很多信息交綜複雜，傳播鏈條多，密接的密接還有密接，因此每一個病例都要有流調隊員專門跟蹤，查着查着與別人的鏈條有了交集，把信息傳遞過去接着查，最終能慢慢串起來。

　　因此，一份流調報告即使已經遞交，依然是“動態變化”的。

　　龐麗敏通常要求自己在24小時內完善最終的報告，因為“時間太長，防控最有利的時機就失去了，也就沒有意義了”。

　　“流調隊是摸第一手資料，發現幾個密接先報過來，我們就能趕緊追蹤、排查、隔離、管控，也許能及時避免一波疫情的擴散。”師鑑説，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率領流調分析組，駐紮在藁城的一家酒店裏。一起駐紮的還有國家專家組領銜、廣東省疾控支援、石家莊市公安局參與的溯源組。

　　與現場流調隊熱鬧的駐地不同，這間酒店寂靜極了。辦公地點設在鋪着地毯的大會議室，聽不見腳步聲和談話聲，只有鍵盤和鼠標按鍵作響。

　　據分析組成員、河北省疾控中心張海霞介紹，組員要分工協作，首先對所有的流調報告進行彙總、編號；接着錄入數據庫，提取關鍵信息，將文字段落表格化；然後進行數據處理，繪製病毒傳播鏈分析圖、家族聚集性病例關係圖等；最後由專家彙總成綜合性的“日報”，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決策提供依據。

　　“工作量特別大。”張海霞説，信息還在源源不斷地從流調隊傳來，進入精細化處理的流程。

　　每天，分析組把當天流調報告梳理出來，跟着病例數走，最多的一天有100多個。通過這些報告，他們要找出“特點”和“風險點”，當天出2-3份“日報”，有時還得分地區寫。病例少的時候，他們會進行專題分析，看流調信息是否全面、病例的影響範圍等。前不久，他們又開始評估疫情再發生的風險。

　　駐紮藁城10多天後，當張海霞打開一份表格，輸入“婚宴”“醫院”等關鍵詞，相關的病例信息就會成組地顯現出來。在另一些已經繪製完成的傳播鏈分析圖上，幾代病例的感染途徑清晰可見。

　　1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莊説，“這次疫情溯源可以説是近年來最艱難的一次”。

　　遺憾的是，因為本土病例存在時間較長，截至發稿前，河北本輪疫情的源頭尚未追溯到。記者試圖採訪溯源組專家，也未得到回應。

　　2021年2月6日0-24時，河北省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無新增疑似病例。2月7日，駐紮在藁城的聯合流調隊正式撤離，接下來的工作由藁城區疾控部門接管。

　　張海霞所在的分析組還沒撤，他們要完成城區的消殺工作，還要參與總結和彙報。

　　這個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稱“特別理性”，她的日常敵人包括霍亂菌、炭疽菌等。

　　但她也有特別感性的時刻。半個多月前的一天，她收到一份流調報告，儘管沒有面對面，但病例的“流行病學史”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是一名中學生，父母離世了，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而祖母剛剛確診罹患肝癌。”

　　那一刻，張海霞更確定了，她面對的，從來都不只是數據。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魯衝、實習生文露敏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