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3月 10 日 6 時（北京時間 5 時）許 ， 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統計結果，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悦在韓國第20屆總統選舉中獲勝， 尹錫悦得票率為 48.56% ，李在明得票率為 47.83% 。 本屆大選成為韓國曆年大選中當選者勝幅最小的一次選舉。
直到 最後的衝刺時刻，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悦仍難分高下。被稱作 “ 史上最難預測結果 ” 的本次韓國大選，在選舉過程中充斥着兩大候選人的醜聞和激烈的互相抹黑 。蓋洛普韓國公司上月進行的民調顯示，韓國民眾對李在明和尹錫悦的反感率分別為 62% 和 61% ，遠超其支持率。 從具體選情來看，本屆大選應該算得上韓國各界、各年齡層、各地區割裂最為嚴重的一場大選。尹錫悦雖然取得艱難勝利，但是在選舉過程中的亂象、羣眾的冷漠與不滿以及大選結束後“總統魔咒”和“清算政治”再度重演的擔憂，無不表明，韓國仍然受制於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困局。
本文從韓國政治表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入手，研究得出，在“結構”性因素方面，韓國政治受到雙重分裂結構的制約；在“局勢”性因素方面，則受到兩種“體制”的制約。 所謂雙重分裂結構，是指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和韓國國內的社會分裂，後者又包括嶺南地區與湖南地區之間的地域對立，和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之間的理念對立。兩種 “ 體制 ” 則指政治上的 “87 年體制 ” 和經濟社會上的 “97 年體制 ” ，即 1987 年 “ 六月抗爭 ” 之後形成的憲政體制和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韓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形成的經濟社會體制。 作者認為， 對於韓國的政治領導人來説，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在貪腐問題上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發揮行為體的主觀能動性的，並不一定不能避免困境；但在執政效能的問題上，韓國總統受到前述因素的極大制約，政策選項受制、偏好動員力較強、國家自主性有限，共同導致了韓國政府執政效能相對低下的情況。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 發此文，供讀者思考。文章原刊於《 國際論壇 》，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韓國政治的結構性問題：
雙重分裂結構和兩種“體制”的制約
文｜葛小輝
來源｜《國際論壇》
▲ 韓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廣告宣傳。圖源：互聯網
1 導言
大眾媒體報道中的當代韓國政治似乎充滿了戲劇性。“韓國總統無一善終”就是一般人對韓國政治所做的樸素描述。韓國政治亂象層出不窮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呢？近年來隨着國內學界對韓國政治關注度的增加，陸續出現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不過，總體來看，大多數研究或着力於整體性的介紹和描述，或集中於對特定事件、特定問題或深層結構之特定方面的分析，尚缺乏對韓國政治的長期性和結構性問題的系統剖析。此文正是從這一問題意識出發，嘗試對相關的結構性問題進行相對系統的、力求深入的探討。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鑑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三種時段與三個層次的分析路徑。布羅代爾在其成名作《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初步提出，後又在發表於1958年的著名文章《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明確提出，社會時間具有多樣性，可以劃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三種時段，與其相對應的則分別是“結構”（structure）、“（複雜）局勢”（conjuncture）和“事件”（event）三個層次。借用一位學者的精確總結，“所謂‘結構’，是指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歷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所謂‘局勢’，是指在較短時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歷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如人口增長、物價升降、生產增減、工資變化等；所謂‘事件’，是指一些突發的事變，如革命、條約、地震等。”對於此文目的而言，布羅代爾提出的三個層次中的前兩個，即“結構”和“局勢”，可以成為相當有用的分析工具。因為，雖然就韓國政治的眾多“事件”而言，每個“事件”其實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這顯然超出了此文所能涵蓋的範圍。而此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韓國政治現象（即各種“事件”）背後那些長期性的、較為穩定的深層結構。這也是此研究在分析框架上的獨特之處。
根據韓國現代史的基本軌跡，再結合韓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布羅代爾對結構、局勢和事件的區分，可以約略指出制約和影響韓國政治的若干結構與局勢。在結構層面上，從“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歷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這一標準來看，韓國面臨雙重分裂結構的制約，第一重是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第二重是韓國國內的分裂，後者又包括地域對立和意識形態對立等多個維度的對立。在局勢層面上，從“在較短時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歷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這一描述來説，韓國則至少面臨兩種“體制”的制約，即政治上的“(19)87年體制”和經濟社會上的“(19)97年體制”。不過，要指出的是，這裏提出的這些結構和局勢因素，並未囊括制約韓國政治的所有因素，比如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大趨勢也對韓國政治有着重要影響，但它們並非韓國特有，所以此文暫未放進考察範圍。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前面羅列出的結構和局勢因素就已經包括了韓國特有的全部因素。
下文首先將對這些結構和局勢因素進行逐一探討。然後在前述分析基礎上，參照社會科學中的“結構—行為體”辯證法，分析在前述“結構”和“局勢”下，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之行為體的韓國政治領導人與由“結構”和“局勢”構成的外在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並簡單展望韓國這種“結構”和“局勢”在未來發生積極變化的可能性。
2 制約當代韓國政治的“結構”和“局勢”
（一）“結構”：雙重分裂結構
1. 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
二戰之後朝鮮半島分裂，其後又受到冷戰時期陣營對立的影響而不斷強化。南北雙方採取不同的社會理念和制度，長期進行着此消彼長的“體制競爭”。朝鮮半島上的這種分裂結構，就像“原罪”一樣，對南北雙方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過去幾十年的韓國政治“與朝鮮政治密切相關，宛如同處一個棋局裏，彼此制約、相互影響”。韓國學者白樂晴甚至把緊密關聯着的南北雙方視為一個整體，將其稱為“分斷體制（Division System）”，認為南北雙方的統治勢力之間是一種“敵對性的共生關係”，而在這種“分斷體制”下，南北雙方社會內部幾乎不可能發生有意義的變化。儘管“分斷體制”論存在相當大的爭議，但它也充分體現出了南北雙方互相影響的程度之深。
▲ 韓國學者白樂晴。圖源：互聯網
在冷戰時期，朝鮮半島上的這種分裂和對立態勢，從結構上極大地加深了韓國在安全、外交、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對美國的全方位依賴。除此之外，它對韓國政治產生的影響至少還有兩個重要方面。首先，南北雙方的對立極大地限制了韓國社會內部所可能存在的思想譜系的範圍，具體來説，就是限制了左翼思想的生存和發展。事實上，在朝鮮半島光復之初，南方的社會氛圍曾一度整體偏左。比如，根據美國軍政府在1946年7月實施的一項調查，當時三八線以南的南方社會多達70％以上的人更偏向社會主義。作為對這種社會氛圍的忠實反映，韓國的第一部憲法，即南方為成立單獨政府而於1948年7月17日通過的《制憲憲法》，在第6章“經濟”部分很自然地規定了自然資源的國有化，交通、運輸、通信、金融、保險、電力、水利、天然氣以及其他具有公共性的重要領域的國營或公營，國家對對外貿易的管控、對經濟的干預與調控，等等。但在朝鮮戰爭之後，韓國的政治氛圍大幅右轉。此後整個冷戰時期，“反共”都是韓國的最高國家目標，在經濟上也逐漸採取以大企業尤其是財閥企業為重心的增長策略，在貸款和產業規劃等各方面都大力予以傾斜和支持。這“造成了保守勢力事實上的政治獨裁和‘保守大聯合’現象。持保守傾向的朝野黨派不僅阻礙了左翼政黨登上政治舞台，同時也否定了社會利益集團的結社自由，扼殺了革新人士進入主流政治舞台的可能性”。甚至在今天，從冷戰時代延續下來的《國家保安法》仍極大地限制着秉持勞工立場的左翼力量的活動和發展，共產黨仍然是韓國社會的禁忌話題。這可以從盧武鉉總統2003年6月訪日時對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所説的話裏略窺一二：“韓國只有在也（像日本一樣）允許共產黨合法活動時，才能成為完全的民主國家。”這種情況導致了韓國政治中右翼“獨走”的現象，左翼對右翼難以形成有效牽制，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可用的政策選項受到較大限制，尤其是對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未能進行有力的制衡，使韓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階層固化的趨勢難以扭轉。
其次，南北雙方的對立促成了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南北之間的對立給冷戰時期的韓國政府，尤其是為朴正熙等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缺乏政治合法性的統治集團，提供了把“反共”作為凝聚共識、增強合法性手段的結構性條件。“反共”成為整個國家的一個系統工程，覆蓋社會所有領域和各個角落。在“反共”這一核心目標下，“自由民主”雖常被提及，但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並未真正落到實處。所以，冷戰時期韓國儘管存在“反民主vs.民主”的政治爭鬥——比如金泳三和金大中主導的民主化活動等——但雙方在“反共”這個問題上立場卻是一致的。這種強烈的反共思想，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大幅保留下來，繼續作為“冷戰保守派（守舊派）”的思想底色而發揮作用，由此也成為韓國社會“理念對立”的根源之一。
2. 韓國國內的多重分裂
朝鮮半島上存在着南北分裂結構，韓國國內則存在着多重分裂結構，最重要的就是“地域對立”和“理念對立”。首先是“地域對立”，也叫“地域主義”，即嶺南地區和湖南地區的矛盾。韓國的地域情緒由來已久。根據一位韓國政治學者的梳理，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早在公元4世紀至7世紀朝鮮半島上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混戰爭霸的時代，地域情緒就已產生；而高麗王朝(918-1392年)建立者王建為其子孫留下的《訓要十條》第八條，則告誡後世子孫不要任用百濟故地出身的人，有歷史學者據此認為對湖南地區的偏見自高麗時期就已廣泛存在，該地區出身的人也因此被排除在中央統治階層之外，對湖南地區的這種偏見從彼時一直延續到現在，成了一種“代代相傳的基因”。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造成地域對立的主要原因在於，韓國現代化過程中“慶尚道政權”所推行的傾斜性的經濟發展政策。也就是説，由於嶺南人把控政權、掌握了社會各個領域的主導權，在投資建廠和推進現代化等各種發展戰略上都優先考慮嶺南地區，由此導致了嶺南地區和湖南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顯著差距。但也有學者認為，“地區身份認同和地域情緒並不是因為‘特定地區與其他地區不同這一事實’而形成的，而是源於對這一‘事實’的覺知和認識。就此而言，無法否認的是，以往的各種研究由於為這一覺知和認識提供了契機和邏輯根據，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地域情緒，使得地區身份認同進一步上升為命運共同體意識。”
不論原因如何，重要的是在嶺南和湖南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自覺的對立意識結構。而在這種結構的形成過程中，既有湖南地區受到差別對待、兩個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事實基礎，更有選票政治邏輯的推動，即政治精英在選舉這一政治機制驅使下有意利用地域對立。比如，在1971年的第7屆總統選舉中，時任國會議長的李孝祥到慶尚北道開展遊説活動時，公開向慶尚道人呼籲“坦率地説，現在的政權不就是慶尚道政權嗎？慶尚道如果不支持的話，誰又會支持？”李孝祥之所以進行這種足以激起和強化地域情緒的呼籲，自然是因為慶尚道人口多於全羅道，只要能在慶尚道“通吃”所有選票，朴正熙就能贏得選舉。
對於1971年這次充滿了“地域對立”色彩的總統選舉，當時《東亞日報》的一篇社論進行了痛心疾首的批判，認為國家一直在提倡現代化，但“真正的現代化絕不是隻有工業化。現代化最重要的（任務）首先就是消除封建性的地域情緒，形成統一的國民意識”，而“當今的國際社會仍是一個萬國競爭的社會，所謂友邦也都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在這種弱肉強食、唯憑實力的世界裏，對於新生國家和弱小國家而言，強化國家的團結和統一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而且“我們還有南北統一這一民族和歷史大業未能完成”。但在這種情況下，“隨着一次次選舉的進行，精神上的民族分裂卻在不斷深化”。“如果説南北之間的分裂是與我們的意志無關的、外力作用下的分裂的話，那南方社會內部的這種分裂又是誰的責任？”“有一點很清楚的是，是在共和黨執政以後，地域對立情緒開始增強的，現在仍在不斷加深。”
▲ 2012年韓國大選中，西南全羅道人（湖南圈）在朴槿惠如日中天時仍然旗幟鮮明反對朴槿惠，而在2017年大選中，慶尚道人（嶺南圈）在朴槿惠已經身敗名裂的情況下仍然支持其所在的政黨及其候選人。圖源：古今歷史拾遺
儘管有這種痛心疾首的呼籲，在選舉中利用地域情緒的陋習卻一直延續下來，也因此催生了現代韓國政治中的“地域主義投票行為”（regional voting），即“選民在做投票選擇時，根據候選人的出身地區、候選人所屬政黨領導人的出身地區或者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候選人所屬政黨所代表/象徵的地區，來進行投票的現象”，其結果就是特定地區會把幾乎所有選票都投給特定的候選人或政黨。有學者甚至將其稱為“地方割據式政治結構”。雖然對地域主義這種“近視”行為的批判從來沒有斷過，但“地域主義”在總統選舉或國會議員選舉這些重要關頭總能展現其威力，成為韓國社會至今仍深受其困的“前現代性”痼疾。畢竟，在選舉當中，利用地域情緒是一個簡單卻有效的選票動員手段。與這種即刻可帶來選舉勝利的切身和具體的誘惑相比，社會整合和國民團結這些非常重要卻不那麼緊迫、甚至略顯遙遠和抽象的國家利益就不得不退居其次了。而且，有研究認為，原本根源於地域偏見的地域主義，近年來卻主要受“理念上的保守化”傾向影響。也就是説，地域對立與下文即將論及的“理念對立”結合起來了。為了緩解地域情緒，需要遏制“理念上的兩極化”現象。只是，遏制“理念上的兩極化”同樣是不容易的，甚至更加困難。
韓國社會廣泛存在的“理念對立”或“理念衝突”（ideological conflicts），也就是一般所説的“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之間的對立，這是分裂韓國社會的另一個複雜問題。前不久，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委託韓國蓋洛普民調研究所（Gallup Korea）進行的“2019年韓國人意識與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多達91.8％的韓國人認為“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矛盾很大”，高居韓國社會各種矛盾之首。那麼，在韓國的語境裏，“進步”和“保守”確切而言是指什麼呢？在可能出現意見對立的問題領域相當多元的情況下，比如外交和安全問題、增長和分配的關係問題、勞工權益問題、罷工問題、女權問題、環境問題等等，實際上是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對“進步”和“保守”進行一以貫之的區分的。因為，在勞工問題上持進步立場的人，在女權或同性戀問題上卻有可能持保守立場；反過來，在女權或同性戀問題上持進步立場者，在經濟政策上卻有可能非常保守。但是，很多韓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在韓國區分“進步”和“保守”的最重要的標準就在於——對朝鮮的態度。對於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在朝鮮半島南北分裂這一宏觀結構的制約和民族統一這一應然目標的約束下，對朝政策和南北關係幾乎內在地就是韓國政治無法逃避的組成部分，雖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準外交”事務的性質。“如果對朝鮮持批判立場，且反對陽光政策的話，就是保守主義者；如果對朝鮮持温和態度，且支持陽光政策的話，就是進步主義者。”換言之，進步和保守之理念衝突的核心在於對“反共意識形態”的態度，在於對以對朝政策為首的一系列外交和安全問題的態度。雙方衝突的焦點在於，在對朝政策和南北關係上是要繼續維持冷戰思維和對立結構，還是要消除朝鮮半島上的冷戰結構，追求和平與共同繁榮。
主要圍繞對朝政策產生的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在韓國社會被廣泛論及的“南南矛盾”或“南南衝突”。它是相對於韓國和朝鮮之間的“南北矛盾”或“南北衝突”而言的。但“南南衝突”並不僅限於對朝政策，還涉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對美政策和韓美關係問題。有韓國學者就認為，“所謂南南衝突，是指圍繞過去半個多世紀一直支配着韓國社會的冷戰反共主義所產生的對立結構，也就是韓國內部在對朝觀和對美觀——它們構成了韓國對朝政策、安全政策和統一政策的基礎——上的立場差異。”畢竟對韓國來説，對朝關係與對美關係是密切相關的，因為“韓美同盟關係就其存在基礎而言，從大的層面來説是為了應對國際上的冷戰，從小的層面來説是為了應對朝鮮的威脅”，在美蘇冷戰已經結束的情況下，“對於韓美同盟而言，來自朝鮮的威脅所具有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所以“南北關係如果走向衝突和對立，韓美同盟的重要性就會相應增加；而如果朝鮮國力下降或南北關係改善，來自朝鮮的威脅因此減弱的話，韓美同盟以及韓美關係的相對重要性就要下降”。而隨着中國國力的逐漸上升和在東北亞地區影響力的不斷增加，對中國的態度也正在成為進步和保守之間又一個重要的分歧領域。在韓美關係中是追求更大的自主空間，還是進一步強化韓美同盟？在南北關係中是自主強化半島當事雙方的關係，還是繼續維持冷戰思維？要採取何種方式統一？對朝鮮的援助是否要以朝鮮的態度變化為前提？如何處理南北關係和韓美關係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韓中關係和韓朝關係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韓中關係和韓美關係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南南衝突”的重要內容。
▲尹錫悦2月於美國著名期刊Foreign Affairs撰文表示：“韓國必須大膽向前一步”，與美國建立全面戰略聯盟，並在對朝鮮、對日本和對中國政策上均提出與文在寅不同的主張。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進行了全文編譯。
以“南南衝突”為主軸的進步與保守之間的理念之爭廣泛存在於韓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如果按照韓國政治學者崔章集提出的用於分析韓國政治的“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三分法模型來看的話，這三個層面上都存在着理念衝突。1987年民主化之後，國家或政府層面的理念衝突可以説主要體現在隨着政權交替而出現的不同總統之間政治理念的鐘擺式變化。比如，一般認為，金大中政權和盧武鉉政權代表“進步勢力”，隨後的李明博政權和朴槿惠政權則代表“保守勢力”，目前的文在寅政府則又代表“進步勢力”。在政治社會層面，理念對立主要存在於不同政黨之間，以國會為主要的鬥爭舞台。對韓國第19屆國會(2012.5.30-2016.5.29）的一項經驗研究表明，國會議員的政治理念受其所屬政黨影響極大，其政治理念又會直接影響其在立法過程中的選擇，尤其是在與朝鮮相關的外交和安全等相關議題上，不同政黨的國會議員羣體之間存在着極為嚴重的派別對立，以致在立法過程中經常出現各方相持不下的膠着狀態。在市民社會層面的理念對立，又可以細分為“有組織的市民社會”和“無組織的市民社會”，前者主要是立場不同的媒體之間的衝突和民間社會組織之間的衝突，後者主要是日常生活裏理念相異的個人之間或顯或隱的觀點和立場差異，學界不同研究者之間的理念對立也屬於這一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保守媒體和進步媒體之間的理念對立極為強烈，而且雙方並不滿足於僅僅報道事實、反映輿論，而是非常積極地介入、甚至是主導對輿論的引導和塑造。前者比如《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等，後者比如《京鄉新聞》和《韓民族新聞》等。立場不同的民間社會組織之間的對立也十分嚴重，進步組織和保守組織往往在同一個地方舉行針鋒相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甚至發生肢體衝突。“(在雙方的眼裏)對方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敵……甚至讓人感到南南衝突要遠比南北衝突嚴重，外國人看了可能都會感到驚異‘這竟然是同一個國家的人’。”也就是説，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理念對立不僅成了存在於韓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全面對立，而且還日常化了，即不僅在選舉期間發揮威力，還體現在一年四季的各種街頭抗議中。
雖然“南南衝突”最初進入大眾視野是在2000年6月金大中和金正日在平壤舉行朝鮮半島現代史上首次南北首腦會晤之後，但從宏觀歷史角度來看，“南南衝突從1945年解放時就已開始，解放之後的韓國現代史整體而言就是一部南南衝突的歷史”。也就是説，“南南衝突”實際上是與本文前面論述的二戰後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和在這種分裂結構下形成的冷戰反共主義密切相關的。這種理念衝突，既是韓國政治充滿對立、衝突、鬥爭性、非妥協性和不穩定性的重要原因，也是韓國對朝政策多次出現不連續性的根源所在，比如盧武鉉之後上台的李明博政府轉而對朝鮮採取強硬措施，朴槿惠之後上台的文在寅政府轉而對朝鮮採取友好緩和政策等。
（二）“局勢”：兩種“體制”
除了受到上述雙重分裂結構的影響外，韓國政治還在政治和經濟社會領域受到兩種“體制”所形成的複雜局勢的制約，即韓國政治學者經常論及的政治上的“87年體制”和經濟社會上的“97年體制”。前者主要指1987年“六月抗爭”實現民主化後所形成的憲政體制，後者主要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韓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所形成的經濟社會體制。
1. “87年體制”
大韓民國自1948年8月成立，到1987年10月通過憲法修正案宣佈實行總統直選制，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前後共經歷了9次修憲，每部憲法的平均壽命不到4.5年，而且有幾次幾乎是重新制定憲法。韓國現代史上的歷次修憲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常的政治形勢下進行的”，比如軍事政變之後的修憲或者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全國戒嚴後的修憲等。這些修憲行為並非為了與時俱進而進行的調整，而是政治精英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進行的近乎全盤推翻重來的斷裂性立法行動。即是説，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如此頻繁地被改動甚至重新制定，其中多半是執政者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張自己的權力或為了使長期執政合法化而採取的政治行動。
之所以把形成於1987年的憲政體制歸為“局勢”類而非“結構”類因素，也是因為在韓國現代政治史上修憲過於頻繁，憲政體制缺乏“結構”類因素所需具備的足夠的持久性和穩定性。而且“1987年憲法雖然在修憲程序上符合民主原則，但它仍然是軍政府和民主勢力出於各自政治考慮而進行妥協的結果，並未立足憲法法理，也未從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出發進行細緻的籌備論證”。對於1987年憲政體制的缺陷以及對於修改憲法的必要性，韓國政界和學界有着比較清楚和廣泛的認知，修憲已經作為一個重要議題被提上日程，儘管不知道在這一體制本身的制約下何時能夠取得有意義的進展。
有關1987年憲政體制的問題，比如國家權力結構、政府形態、總統和其他重要職位的選拔方式與任期等等，學界有着廣泛且深入的討論，此處不再贅述。但有兩點需要重點注意。首先是所謂“帝王式總統”的問題。即研究者們經常論及總統權力過大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三權分立未能像書中理論所説那樣正常運轉、彼此之間形成有效制衡的問題等，它們被認為是造成總統或其家屬、親信貪污腐敗的最大誘因。但是，根本問題似乎並非在此，因為韓國究竟需要一位強勢的還是弱勢的總統，並非一個簡單問題。“雖然一位弱勢總統更符合韓國的民主價值觀，然而當前韓國經濟長期停滯，生產、投資、出口等各項經濟指標下滑，‘韓國經濟已陷入窒息狀態’。在對外關係上，韓國外交形勢嚴峻……面對如此內憂外患，韓國亟需一位強勢總統以維持政策的連續性與一貫性，然而這又會使韓國社會陷入‘迴歸獨裁時代’的恐懼中。可見，韓國政治將長期處於價值與現實相互矛盾的兩難境地之中，任何抉擇都將是痛苦和無奈的。”在2016年的“親信干政”事件中，因立場鮮明、言辭犀利而受到矚目的城南市市長李在明（現為京畿道知事）也曾明確指出：為了清算建國70年來的各種積弊，韓國需要一個統一且強大的領導核心，至少就目前而言，總統制仍是最佳選擇；而且，制度本身並不能保證必然帶來理論上的或者所期待的結果，如果行為體不尊重製度，那制度就沒有意義，因此問題的根本仍在於人。比如，同一種總統制下，金大中、盧武鉉便沒有成為“帝王式總統”。
其次是總統任期五年、不能連任的問題。從對韓國政治形成的負面制約來看，現存“87年體制”的最大問題也許就在於這個“五年單任制”，這也是目前韓國政界與學界有關修憲討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87年體制”下的五年單任制是幾大政治勢力互相妥協的結果，與追求長治久安相比，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在五年單任制下，當總統任期過半時，政局便開始進入為下一屆大選做準備的局面，而從總統上台伊始就經常舉行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此時更是成為各方關注和宣傳的重點，在各大媒體尤其是反對派媒體的推動下，形成各種輿論壓力。沒有任何一位韓國總統在卸任時的支持率是能與剛上任時同日而語的。與所要解決之問題的多樣性、複雜性和長期性相比，五年的時間實在過於短暫。在這種時間節奏的限制下，任何一位領導人都無法進行長期、整體的佈局，無法持續、有力地推進各項改革，而且五年過後如果理念相反的政治勢力上台執政的話，很可能會出現“人走政息”乃至推倒重來的結局。選舉政治本來就容易出現政策不連續的問題，韓國“87年體制”下的五年單任制則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如果憲法允許連任，那麼，儘管無法保證現任領導人必定能夠連任，但至少為相關政策在一定時期內的連續性提供了一種開放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允許連任，當選的領導人不論是出於真心，還是出於對連任壓力的反應，都可能會以一種更加負責、更加積極的態度來對待各種重大問題。
▲資料來源：2022年2月8-10日 韓國蓋洛普民調第482號。圖源：底線思維
2. “97年體制”
1997年的金融危機是韓國社會的一大轉折點。為民主化鬥爭了幾十年的金大中在這一年底當選為總統。他上台後，為了克服危機，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金援助，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比如出售國有資產、國營和公營企業私營化、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改革等，由此改變了韓國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結構與整體方向，韓國由此被快速地納入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組織指導下，在美國和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組織以及跨國企業的政治主導下而高歌猛進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洪流之中。金大中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系統、徹底推進，使得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將其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首爾的代理人”。
新自由主義對於國家通過税收和福利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的做法持否定態度，試圖儘可能地縮減國家的角色，而把市場自由發揮到極致，有着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傾向。在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政策中，勞動力市場改革所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它忠實地貫徹了以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和用工靈活性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理念，這樣的改革“即刻賦予了企業在聘用和解僱員工方面的極大自由，很快就造成了大量的失業者和非正式工。這導致了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和貧困羣體的擴大，使得收入不平等狀態在短期內急劇惡化”。大量的非正式工或者説非在編人員因收入低而成為貧困階層，使得韓國社會在整體上變得日益不平等。在前文引述的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9年韓國人意識和價值觀調查”中，緊跟第一大矛盾即“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矛盾”之後的，便是“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間的矛盾”，認為這一矛盾很嚴重的韓國人多達85.3％，同時，有90.6％的韓國人認為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很嚴重。
在1997年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組成部分裏，還有一項對社會流動和社會平等有着深遠影響的改革，即教育改革。2001年前後，韓國教育部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改革措施，比如設立示範性的“自立型私立學校”（類似於私立貴族高中），推行“大學修學能力試驗”（即大學入學考試）的二元化等。對於這些新自由主義性質的教育改革措施，韓國“以全國教師工會為首的帶有進步色彩的許多教育團體表示強烈反對，擔憂這會導致公立教育的崩潰和教育不平等的加重”，使本應促進社會平等的教育反過來變成阻礙社會流動、實現財富和社會地位世襲的機制。“如果説平等可以分為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兩種情況的話，那麼教育機會則意味着機會平等，而學業成就則意味着結果平等。而教育機會又分為公共教育和影子教育。在韓國，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主要源自影子教育，而不是公共教育。”
根據韓國統計廳於2016年12月發佈的《韓國的社會動向2016》報告，高達62.2％的人認為即使一輩子不停地努力也無法改變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而1994年時這一比例只有5.3％。反過來，1994年時認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個人地位者高達60.1％，2016年時這一比例降到了21.8％。韓國專家認為，即使存在貧富差距，但如果有階層流動的可能性，那麼不平等可能會成為人們努力奮鬥的動力。但過去20年尤其是最近這些年，對於階層向上流動可能性的悲觀論調實際上敲響了警鐘，警告人們現在不只是存在貧富差距，而是貧富差距正在固定下來。從2015年起開始流行的出身決定所屬階層的“勺子階層論”以及“N棄一代”等用語真實地反映了韓國社會整體氛圍的變化和一般人的意識變化。有韓國學者認為，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形成的“97年體制”，本質上就是把無限競爭、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等邏輯固化、結構化的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擁有財富、地位和權力的人對不如自己的人極盡鄙視之能事，而弱者則因此感受到強烈的侮辱，韓國人心態上的這種雙重結構在過去20年裏變得日益穩固。
實際上，2016年的“親信干政”事件之所以引發韓國民眾大規模的、持續的示威，並不單純是因為總統濫用職權的問題。“親信干政”只是一個導火索，其背後是崔順實女兒“遇到有錢的父母也是一種實力”那句話所集中體現出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是普通韓國人對“97年體制”所形成的貧富差距、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的不滿和憤怒。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曾有國際機構的領導人評價説，韓國的燭光示威不是一個政治事件，而是韓國人表達對不平等的憤怒的經濟事件。不少韓國學者認為，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形成的“97年體制”下，韓國社會日益深化的兩極化現象使得原本主要存在於外交和安全領域的理念對立逐漸擴散到社會經濟領域。
▲韓國民眾慶祝朴槿惠被彈劾。圖源：路透社
3 “結構-行為體”辯證法與“善終”問題
上文掛一漏萬地對韓國政治的“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做了具體分析。接下來本文將嘗試在“結構—行為體”辯證法思路下，在筆者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對韓國政治進行綜合性分析。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雖然從本文對“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所做的分類來説，“87年體制”和“97年體制”並不屬於“結構”性因素，但從“結構—行為體”辯證法來説，它們都是行為體在做決策時所面臨的外在的制約因素，因此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會將它們一併歸類為與“行為體”相對的“結構”裏。
結構（structure）和行為體（agent）的關係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經典命題。在韓國政治中，結構和行為體之間的關係同樣錯綜複雜。為了理清思路，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韓國總統無一善終”這一原初的命題上，考慮從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入手，識別出貪腐問題和執政效能問題兩個層面，來進行探討。
首先是貪腐問題。除了晚年流亡夏威夷的李承晚和被下屬槍殺的朴正熙——這兩位的遭遇都跟韓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密切相關——外，全斗煥之後幾乎所有陷入政治困境的總統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貪腐問題相關。但如果更進一步仔細分辨的話，就可以看到，雖然全斗煥、盧泰愚、李明博和朴槿惠均直接涉嫌政經勾結和貪腐問題，但金泳三、金大中和盧武鉉卻屬於本人清廉、但受到親屬或親信貪腐問題牽連的情況。雖然盧武鉉選擇自殺以證清白，由此落得無法“善終”，但金泳三和金大中應該可以説是得以“善終”了的。人們可以責備他們“子不教，父之過”，責備他們對下屬管教不到位，但他們本身並未陷入貪腐問題。現任總統文在寅同樣屬於清廉的一類，對其家人的管教也較嚴格，至少目前如此。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似乎仍難以找到可以攻擊他的弱點。
也就是説，雖然在“87年體制”下總統所擁有的過大權力給政經勾結和貪污腐敗提供了結構性的誘因，但就像李在明指出的那樣，它並不必然導致“帝王式總統”的出現，也不必然導致貪腐問題的發生。在這個問題上，結構並非決定性因素，行為體的選擇才是關鍵。也就是説，歸根結底，它主要取決於領導人個人的操守和選擇。現代政治學追求所謂的科學化，力求將政治與道德問題分離開來。但是，對於政治精英來説，節制才是最好的自我保護方法。
其次是執政效能問題。“97年體制”下的韓國社會現狀給政治精英提出的挑戰是極為嚴峻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但前文論及的諸多“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所構成的現實環境卻無一不在阻礙問題的解決。“韓國政治運行失序、財閥壟斷等問題根深蒂固、盤根錯節，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硬骨頭’，克服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週期也並非易事，因此當下的改革阻力極大。”前面在論述“87年體制”時已經簡要分析過總統的五年單任制所帶來的問題，它使對很多問題的解決都只能停留在短期的、蜻蜓點水的淺層次上，無法深入推進和進行有效突破，難以做長期、整體的佈局。但除此之外，還有三個更嚴峻的問題。
第一，政策選項有限。為了解決目前韓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危機，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進行深刻反思和糾偏。冷戰結束時曾高唱“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開始自我反思，認為始自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的一系列強調“不受限制的市場的好處（the benefits of unregulated markets）”的思想和主張在許多方面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他甚至因此呼籲“社會主義理應迴歸”。但正如前文所説，在朝鮮半島分裂結構的限制下，韓國國內思想譜系所受的意識形態限制比較明顯，這使得其他替代方案或者可以提供有益參考的思路從根源上就被封鎖起來了。而且，地域主義的存在也阻礙了出身地區不同但經濟社會地位相似的羣體之間的聯合和組織化，比如，嶺南地區因其發達的重化工業而有着更多的普通勞工，但地域主義的存在卻使得進步勢力在這一地區難以獲得有力支持。
第二，“偏好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上文論及韓國國內的兩種分裂結構，即地域主義和理念衝突。在當前的韓國政治中，這兩者尤其是後者，是主要政黨進行“偏好動員”的利器，也就是主要政黨為了掩蓋其他更重要的社會矛盾而有意突出特定矛盾、藉以動員選民的一個抓手。崔章集認為，韓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有兩個，一個是冷戰結構的問題，一個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分裂問題。從朝鮮半島層面來説，消除南北關係中的冷戰結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時代任務，但從韓國國內來説，由新自由主義政策引發的各種社會危機才是當務之急，但韓國主流政黨更多的時候只是圍繞安全和外交問題展開攻防戰，有意無意地迴避國內的難題。在進步和保守之理念衝突這一由頭下，在政黨，尤其是媒體的鼓動下，一般大眾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為了反對而反對”，對所支持的領導人和政黨的過錯視而不見，對所反對的領導人和政黨的成果吹毛求疵，理念衝突掩蓋了問題的本質，推遲了問題的解決，反而使本應踐行調節衝突責任的政治充滿了強烈的報復性。而這一切，都在多黨競爭和選舉政治機制的作用下被不斷再生產。
第三，國家自主性有限。歷史上在南北分裂結構下逐漸形成的對財閥企業的經濟依賴和對美國的各方面依賴，也從根本上限制了韓國政治領導人的騰挪空間。比如，“五一六”軍事政變後，朴正熙領導的韓國軍部制定了第一版“五年計劃”，曾主張實施以重化工業和社會間接資本為中心的進口替代型、自立型工業化政策，而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則計劃通過沒收財閥非法聚斂的財富和進行貨幣改革來獲得，而非依賴外資；同時，出於對私有資本的不信任而計劃把國家作為經濟主體。根據這一計劃，韓國軍部將金融機構國有化，逮捕財閥，同時還要從財閥那裏徵收大約3億美元的資金。但軍部的這一計劃遭到美國政府和韓國大資本的強烈反對，前者因此削減了一系列的援助，後者則減少或停止投資。結果導致經濟形勢一片糟糕，第二年韓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增反降。最終，軍部妥協，釋放被捕財閥，停止財閥財產徵收計劃，並在1963年接受了美國製定好後交給韓國的新“五年計劃”，走上依賴國內私人資本、國外資本和援助的出口主導型發展道路，以至於朴正熙公開宣佈“軍事革命失敗了”。在國家相對資本而言享有較高自主性的軍部統治時期尚且如此，又何況是在當今全球化洪流滾滾的時代，而且還有選票政治機制下積極參與輿論塑造的媒體和不斷進行的民意調查所反映出的變化如流水的民意所形成的近在眼前的選舉壓力呢？
上述這幾個問題共同導致了民主化之後韓國政府執政效能相對低下的情況。無論是誰上台，都不容易取得有意義的突破，支持率必然是朝下走的。在執政效能這個問題上，結構對於行為體的制約是非常大的，行為體所能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是比較有限的。從這個層面來説，似乎確實可以説韓國總統很容易遭遇政治困境。對現任總統文在寅來説，雖然在貪腐問題上暫時沒有出現保守派可以攻擊的弱點，但在執政效能這個問題上，仍難以擺脱以往總統的窠臼，未來能否避免保守派的政治報復，還很難斷定。韓國保守派從2019年下半年起就開始呼籲彈劾文在寅，但並未找到合適的由頭。在韓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當年經歷了“親信干政門”打擊的保守黨努力炮製所謂的“中國門”（China Gate），攻擊和抹黑文在寅政府對中國的抗疫援助，批評其過於“親中國”，並試圖藉此彈劾文在寅。這也再次生動地證明了，在韓國政治中，所有問題都會被引向進步和保守之爭的“規律”。不過，共同民主黨在2020年4月中旬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充分表明了韓國民眾對文在寅政府抗疫工作的認可，文在寅政府此前不斷下降的支持率也出現明顯反彈。然而，疫情是個非常態事件，它在人們各種評價標準裏所佔的比重必然會隨着疫情的消散而降低。當事態逐漸平復，暫時被疫情比下去的原來那些政治和經濟社會痼疾又會重新凸顯出來。
目前而言，制約韓國政治的諸多“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在可見的時期裏是難以改變的。唯有“87年體制”下的憲政體制有希望通過修憲來改變，4月國會選舉的結果似乎也使修憲的機會之窗開得更大了一些。如能改變，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韓國政治的困境。但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效果會有多大，不能不存疑。而且，修憲是國家大事，涉及全體國民的共同利益，各政黨應該充分協商、共同推進，而不能被某個特定的執政黨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樣才不會進一步加深社會的分裂。
*文章轉自《國際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