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政：4.87億的峯值是人數上的峯值，不是佔比上的峯值，因此並不意味着到了2053年老齡化會開始緩解。如果生育率繼續下跌，老齡人口占比會持續提升。新出生的孩子很少，並不會立刻導致老齡化，而是會有一個延遲的效應。
老齡化的持續發展，對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競爭力會帶來衝擊：首先，老齡化意味着整個社會的活力開始衰減，其次是整個養老體系的負擔越來越重，因為往裏面交錢的人少了，領錢的人多了。
具體來看，年輕人佔比的減少，意味着購房、購車等消費需求的減少。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很難與年輕人相比。我國的經濟目前發展良好，是由於現在有人口紅利，但是隨着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減少，需求也在萎縮，因此從人口上考慮，這種發展不可持續。
記者：你剛才談到了養老體系的負擔，能否從家庭和社會的角度談一下關於撫養比的問題？
黃文政：隨着老齡化的上升，社會撫養比也在下降，社會撫養比的意思是勞動力比上需要撫養老人的數量。如果老年人口上升，但年輕人的數量也在往上增長的話，這其實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在往下跌。如果年輕人在減少，老年人口又在增加，對整個社會和家庭的撫養比，是不是會產生一個特別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典型的家庭是“421”，也就是4位老人，兩個年輕的父母和一個孩子，那麼年輕人的壓力當然很大，老年撫養比當然很低。有一些老年人説，我不需要孩子撫養，我有退休金，但其實這背後的意思是一樣的。退休金的意思，並不是説一位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在工作賺到錢之後，把錢存下來給自己老年的時候使用，而是意味着有一個記錄的“功勞本”：你年輕的時候做了這麼多貢獻，老年的時候獲得收益。但實際上，老年人的商品和購買力，最終還是工作人口來創造的，退休金還是年輕人口去負擔的。因此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養老，本質上沒有區別，都需要年輕的工作人口去贍養，年輕人越少，撫養比自然越低。
老齡化背景下的就業
記者：因此需要實施延遲退休，主要是為了應對撫養比的持續降低？
黃文政：目前，我國老齡化較為嚴重，尤其是隨着老齡化的發展，未來退休年齡會越來越大，這是一個無法避免，而且會持續的過程。
但我們需要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除了少數工作外，大部分老年人在年齡提升之後，工作效率、反應速度、體力等都比不上年輕人。現在，不少企業招聘都提出一定的年齡限制要求，需要考慮如何更好的利用老年人的勞動力。
記者：你覺得有什麼辦法更好的發揮老年人的勞動力？
黃文政：我認為，還是要和目前少子化的現狀聯繫起來。現在的一個情況是，在很多老年人50、60歲退休之後，其實會幫忙家裏的年輕人帶孩子，這也是某種意義上鼓勵生育，為解決少子化做貢獻。但如果延遲退休，那麼其實這一塊對家庭的付出就是負面的影響。因此我認為，幫忙家裏帶小孩，其實也相當於工作。
換句話來説，在延遲退休之下，一位老年人可以選擇繼續工作而獲得工資，但也可以選擇在家裏帶小孩，讓年輕人出去工作，這是否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獲得補償？
另外一塊是，中國社會很缺乏3歲以下的托育服務，這導致中國父母，尤其是職業女性很難去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但現在不少老年人是比較有空閒時間的，比如很多城市一到下午4點、5點，很多老年人在跳廣場舞，但其實可以引導他們對社會發揮更正面一些的作用。20、30年前，其實我們有很多年齡較大的阿姨幫忙帶小孩，但是現在隨着少子化，很多家庭對孩子的健康安全非常重視，如果鼓勵舉辦托育所，能不能讓家長放心。現在這個矛盾其實還是看不到什麼太大的解決辦法。
記者：延遲退休也是降低年輕人養老壓力的一環，如何更好的平衡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收入分配？
黃文政：現在真正在工作的年輕人其實非常辛苦，一些老年人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輕人的工資多，這導致不少中國家庭出現“啃老”的現象。在收入分配中，我認為還是要照顧年輕人，因為年輕人需要買車，需要買房，需要養小孩。
對老年人來説，關鍵的問題是養老效率的問題，也就是有很多醫療康養上的需求。因此我認為應該通過醫療保障給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而在收入分配上要對年輕人更友善。不要像日本社會那樣，對年輕人過度消耗，而要讓他們釋放出更多的生育和消費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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