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共和國後期，隨着勢力不斷擴張，它已經成為一個圍繞地中海的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的大國。公元前27年，屋大維改共和為帝制，帝國疆土不斷擴張，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此後的古羅馬，進入其鼎盛的帝國階段。即使在395年東西分治之後，東、西羅馬帝國仍然是兩個龐然大物。在這樣疆域遼闊、組織龐大、人員複雜、流動頻繁的帝國領土上，細菌和病毒也在恣意馳騁，與動物和人類親密互動。一次次打斷羅馬帝國軍事政治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這些病菌造成的傳染病。
一
與尼祿相關的記載似乎都不是好事情，史學家塔西佗記載了發生於公元54年的一場瘟疫，瘟疫在羅馬各省蔓延，這場瘟疫殺傷力極大，給帝國帶來了災難。另一次有確切記載的瘟疫發生在公元165年，一支軍隊在東部亞美尼亞作戰時被異族人傳染上疫病，回到羅馬境內時，就把疾病也帶回來了。隨後，瘟疫又擴散到萊茵河沿岸，波及到羅馬帝國很多地區。當時帝國軍隊正在進行與北方日耳曼人的戰爭，瘟疫暴發後，進攻馬科曼尼人的關鍵一戰只得停止。到了169年，雙方戰事再起，這次，輪到日耳曼人中招，瘟疫在日耳曼軍隊中流行，大量戰士死亡。在這些年中，正值馬可·奧勒留當政，他記載了瘟疫的慘烈程度，“很多城市的情形可以用屍橫遍野來形容”，皇帝本人不幸也感染了疾病。在生病的第7天，由於病情和拒絕進食，奧勒留不治身亡。
接下來羅馬帝國又暴發了幾次影響較大的瘟疫。值得一提的是4世紀末到5世紀初持續數十年的大瘟疫。追溯疫病源頭，還要上溯到1世紀末期，匈奴人被漢帝國驅趕出亞洲北部的草原，他們向西遊牧，帶着他們的戰馬和生活方式，還帶着身上的病菌。到了4世紀末，匈奴人控制了伏爾加河到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域，建立了匈奴帝國。在他們不斷向西擴張時，曾經是羅馬敵人的哥特人、日耳曼人不但遭遇了匈奴人的戰馬，也遭遇了匈奴人身上的病菌，對此他們是沒有免疫力的，他們打不過匈奴人，不斷向西敗退。這一過程導致了哥特人的分化，其中的西哥特人為了獲得在羅馬土地上的生存權，最終向羅馬臣服。羅馬因此解除了北部邊患，但是如果從傳染病的角度看，哥特人的湧入也給病菌大範圍傳播帶來了機會，導致了4世紀末期的大瘟疫。
不僅是哥特人，1世紀到4世紀這300多年中，汪達爾人、法蘭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在歐洲流動頻繁，羅馬人在與他們的戰爭中密切接觸，彼此感染，人羣之間彼此為敵，而這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細菌和病毒成為了懸在人類頭頂上的利劍。
二
戰爭、饑荒和瘟疫拖垮了羅馬帝國龐大的身軀。公元3世紀末，羅馬皇帝戴克裏先把羅馬帝國分為兩部分，在意大利和希臘各設一個皇帝。西羅馬帝國只延續了200多年，455年汪達爾人攻佔了羅馬，476年西羅馬滅亡。東羅馬帝國實際上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政權，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布爾）的幾代皇帝一直想收回日耳曼人攻陷的西歐和北非地區，但是沒有成功。直到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時期，他在532年奪回了北非沿海地區，534年滅亡了汪達爾王國，並登陸了西西里島，奪回了意大利本土。查士丁尼大帝還組織修訂了法典，這是他除了軍事成就之外另一個載入史冊的功績，他的文治武功使東羅馬帝國進入了一個繁盛期。
就在查士丁尼試圖繼續向西進軍，想攻佔高盧甚至不列顛的時候，一個更大的敵人降臨了。在542年春天，一場瘟疫襲擊了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據症狀和流行特徵看，它是屢次在歐洲興風作浪的腺鼠疫。這場瘟疫在初期死亡率相當高，把君士坦丁堡從繁榮之都變為蕭然之城，而且它的傳染性也很強，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傳遍了帝國東部。這場瘟疫一下子打亂了東羅馬西征的步伐，雖然後來死亡率下降，但它斷斷續續持續了52年。查士丁尼在這場以他名字命名的瘟疫中期，壯志未酬而病逝。東羅馬帝國從此再也沒有機會恢復到羅馬帝國時代的輝煌。
三
從現代意義上看，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提供安全、發展經濟兩方面，都需要有足夠的國家能力。提供安全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安全、保持共認的政權穩定等等方面都需要強有力的軍隊、警察、司法部門來保障，而這些國家權力機構和部門的運作，需要足夠的財政支持，財政又需要源源不斷的税收來支撐，進而需要經濟繁榮來維持較高的納税水平。如果能做到這兩方面，這個國家的國家能力就算是較強的了。
即使用以上這兩個今人的標準來看，可以説，羅馬帝國的國家能力都夠強大。羅馬軍隊的實力絕對能位列歷史上國家軍隊的前列，它的軍隊能保證在多個邊境與異族同時長期作戰，而帝國內部一旦有叛亂，也能被迅速平定，羅馬軍隊的強大作戰能力、迅速反應能力、高效組織能力，體現在方方面面，而其中一個很細微的方面就是明證，這就是遍佈帝國疆域的路。條條大路都能夠通向首都羅馬這個中心，羅馬也能夠從條條大路通往帝國各個地方。在東西分治以後，米蘭和君士坦丁堡也如羅馬城一樣，通過密如蛛網一般發達的陸路和水路與各地交通往來。羅馬帝國的税收制度也相當完備，巨大的貿易量使財富不斷積累，同時，隨着權力集中，羅馬帝國逐漸實現了貨幣經濟一體化，國家在通過合理税制調控分配、平衡各階層利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正如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感嘆的那樣：文明曾經如此輝煌，為何重新墜入黑暗？也許，從傳染病這個小的角度，能得出某種答案，值得今人思索。羅馬時代的醫學對人體和疾病的認知已經比較深入，基於對“空氣污濁與傳染病暴發有相關性”的觀察，他們也探索出隔離病人、焚燒屍體、淨化空氣等正確的防疫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在執行過程中總是大打折扣。
有三個原因造成了防疫效率的低下。第一，古羅馬人的多神教思想使他們總是把疫病歸結為天譴，瘟神和死神在眾神譜系中地位還很高，順從神意的態度降低了人為防疫的積極性。第二，帝國的權力機構對防疫的動力不足，古羅馬是建立在奴隸統治和軍隊統治基礎上的，帝國關注的重點是擴張領土、奴役被征服領土的族羣，同時用武力的方式防止被其他族羣征服。只有在軍隊裏暴發瘟疫影響戰鬥力時，防疫才成為首要大事，一旦病情初步控制，對外征服和對內鎮壓又成了壓倒防疫的主要任務。第三，古羅馬沒有建立起像中國古代那樣組織細密的文官體系。缺失了治理彈性，結果導致在公共危機中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