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多的交手互動，拜登政府認清了一個現實：
美國無法改變中國。
無論是“從實力地位出發”這種居高臨下的遏制，還是“競爭、合作、對抗”這種“障眼法”式的打壓，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這句基於實踐的結論，也被清楚地寫進了拜登政府首次系統性的對華政策闡述裏。
當然，美國人也會變招。
隨後，拜登政府話鋒一轉，稱要“塑造中國周圍的戰略環境”。
6月1日，在一場公開講話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又把這話重複了一遍——美國能做的，以及美國正在努力做的，是“塑造中國周圍的戰略環境”。
這，也是拜登政府相較上屆政府做出的最大變招，主要通過“結盟”來實現，這也被列入了美國所謂的新“三分法”中。
相較於對華政策中的其他説辭，這項政策似乎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做支撐，畢竟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拜登政府非常熱衷於“拉圈子”。
然而，也正是這一個個“小圈子”正在割裂世界。在“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頻發的今天，美國的行徑所造成的影響讓本就動盪的世界陷入了更大的危險。
美國究竟要塑造一種什麼樣的戰略環境，不惜拉着全世界“買單”？美國的行徑又會帶來哪些深遠影響？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中美官方高層互動，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譚主都沒有缺席，有一點感受，特別明顯：
見中國之前，為了讓自己更有“底氣”，拜登政府的“準備工作”，是真沒少做。
中美安克雷奇高層戰略對話前幾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在訪問韓國和日本。
中美天津會晤之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馬不停蹄地訪問了日本、韓國、蒙古，離開天津，又去了阿曼。同一時間段，布林肯在印度，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菲律賓。
由此可以看出，在和中國接觸前後，拜登政府把聯絡的重心放在了中國周邊的亞太國家，針對性很強。
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在會晤中説上一句：
美國對中國的做法，不僅是為了美國人民，也是為了“保護我們盟友的利益”。
這背後，還藏着拜登政府的一招“險棋”。從他在亞太地區“拉圈子”的行動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去年，在拜登的組織下，美日印澳四國，開了一場“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峯會。這是該機制自成立以來，首次上升到領導人層級對話。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在2007年成立的，中間沉寂過一段時間，拜登政府此番將其重新激活，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
美國要“撮合”自己在亞太地區的盟友。
一直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體系，都是“軸輻體系”——美國是軸，其他國家是一根根輻條。
輻條與輻條，並不相連，只有軸在，才能轉動。這既能最大限度地保證美國的霸主地位，也能避免這些國家靠得太近，畢竟，亞洲國家走得太近，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隨着今年1月，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互惠准入協定》，這一局面發生了改變——美國在亞太的盟友，相互聯繫開始加密。
這一協定增強了日澳兩國在安全防務上的合作。而在這之前，日本只同美國簽訂過類似的協議。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將其總結為“網格體系”，就是促進盟友和盟友，也就是輻條之間的對接，從而形成一個網格化的整體。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給譚主解釋了背後的原因：
在當前的情況下，中美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想要塑造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希望自己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可以聯合起來，更多地介入南海、台海和東海問題，同中國作對，向中國施加外交和安全上的壓力，這也凸顯了美國對中國這一“戰略對手”的優先關注。
在亞太地區織密網絡還不夠，拜登政府還有更大的野心，於是，拜登政府還成立了一個新組織：
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
這一組織的成立，意味很明確：
加強不同盟友體系的聯繫。
要知道，這是美國在冷戰時期都很難做到的事情。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最近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他告訴譚主：
冷戰從一開始，美國和歐洲就形成了跨大西洋聯盟，那是因為他們當時有共同的利益，比如馬歇爾計劃的“復興歐洲”。但亞洲當時的情況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所以美國在亞洲是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到了現在，美國想要在亞太地區結盟，仍會遇到比在歐洲更大的阻力。
與在歐洲的順利結盟不同，二戰剛結束不久，美國就在亞洲打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時戰場上的失利還只是美國在亞洲碰壁的開始，事實上，深受局部戰爭之苦的亞洲國家，更加珍惜獨立自主的精神，面對今日想要拉幫結派的美國，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沒有“選邊站”。
為了將大西洋聯盟的力量投射到亞太地區，拜登政府拉上了美國在大西洋聯盟中最重要的盟友——英國。拜登政府希望通過兩個“圈子”的嵌套，增強大西洋盟友和太平洋盟友的合作。
為了這個野心，拜登政府還在推動另外一項行動，加速北約的“印太化”：
先是北約外長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參加；
再是，日本還和英國簽署了《互惠准入協定》，兩個國家可以聯合部署兵力。
這些行為特別值得警惕，拜登政府試圖將使俄烏衝突激化的陣營化對抗引向亞太地區，這對亞太國家來説，無疑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
俗話説，圈子不同，不必硬融。美國強行地把不同體系“撮合”在一起，真的能兼容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沈雅梅告訴譚主，很多國家對美國能不能處理好這麼多“小圈子”的關係，是打問號的。很明顯，無論是從外交技能來説還是從思維方式來説，現在的局面，已經超出了美國的“應酬能力”，這隻會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混亂、更加複雜。
這不是危言聳聽，澳大利亞殷鑑不遠。
就在美英澳宣佈成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當天，澳大利亞單方面中止了從法國訂購12艘常規潛艇的合同，轉而在美英的支持下，準備建立核潛艇部隊。
澳大利亞之所以變卦，是想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是法國潛艇所不能滿足的。
這件事，不僅惡化了法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也惡化了法國同美國的關係——法國不僅召回了駐澳大利亞大使，還召回了駐美國大使。
積極充當美國“馬前卒”的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則以狼狽下台收場。
這件事，只是一個開端，因為在美國拉的“圈子”中，這樣不和諧的因素，還有很多。
印度，就是其中一個。
“印太戰略”是拜登政府的一大手筆，如果沒有印度，笑話可就鬧大了。所以，拜登政府執政後，也是對印度多加拉攏。
但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此次俄烏衝突中，美國的大西洋盟友要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印度悉數拒絕參加。
是否加入美國的“印太戰略”，印度也有自己的地緣政治考量。如果可以借力加強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美國的便車，印度搭上也不虧。
印度學者表示，印度目前希望在國際體系中扮演一個規範性權力的角色，它的意思是，印度希望充分發揮戰略自主性，向世界提供印度眼中全球規範應有的框架。
抱有這樣想法的印度，當然不會配合美國所謂的“印太戰略”，成為其中的棋子。
比起印度的不配合，拜登政府要在亞太地區進一步“拉圈子”，面臨着一個更加現實的困難：
亞太地區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地區，域內的很多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如果僅僅打着安全和對抗的旗號，很難吸引人，於是拜登政府又出了一招——“印太經濟框架”。
早在今年2月公佈“印太戰略”時，拜登政府就開始為“印太經濟框架”造勢。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劉衞東告訴譚主，“印太戰略”過多地強調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慮，在經貿方面上是不足的，所以，拜登政府希望通過“印太經濟框架”，來補一補這個短板。畢竟，在全球化時代，經貿已經成為政治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經貿合作託底的政治軍事合作是難以穩固持久的。
只是，拜登政府口中的“經濟”，和亞洲國家理解的“經濟”，並不是一回事。補，又能補多少呢？
看看參加“印太經濟框架”的國家。
這些國家，可以分成四類：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成員國
部分東盟成員國
韓國、新西蘭
斐濟
其中一些，在拜登政府2月份公佈的“印太戰略”中出現過，當時，拜登政府的表述是：
深化與日本、韓國等的關係；
加強同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太平洋島國等的關係。
如果從地緣和經濟的角度去看，兩組都太混搭了。但如果結合一下美國的軍事聯盟關係，就能看出端倪：
日本、韓國等，都是與美國締結過雙邊軍事聯盟關係的國家。
所以，“印太經濟框架”表面上取了一個“經濟”的名字，但內核，還是政治戰略的考量。
也難怪會有媒體説，“印太經濟框架”其實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一部分”。其本質，仍然是在劃分陣營，仍然是在“排他”。
這些事情，韓國和東盟，可不想摻和。
長期以來，韓國雖然與美國有着雙邊軍事同盟關係，卻一直對和美日形成一個三邊的同盟抱有警惕之心。
美國極力促成日韓戰略同盟始終未見成效。要知道，橫亙在韓國和日本之間的問題有很多。
就在5月末的幾天，兩國還就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起了爭端：
先是日本抗議韓國船隻進行調查活動，韓國又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接受日方提出的異議。
日韓之間的矛盾，美國調解無門。退而求其次，拜登又想着用經濟“誆”住韓國。
這次亞洲行拜登就打破慣例，把第一站放在了韓國，而在韓國的第一站，又放在了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
韓國芯片產業的全球市場份額，僅次於美國排名全球第二。拜登訪問韓國前，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最新的報告顯示，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制造產能中的份額已從1990年的37%降至當前的12%。
韓國媒體分析，美方這是考慮到供應鏈才作此安排。
果不其然，訪韓第二天，拜登就在會談中拉着韓國商談在維持半導體穩定供應方面展開合作。目的，是希望韓國在芯片領域，“繞開”中國。
要知道，今年前4個月，韓國對華投資增長了76.3%，其中絕大部分投資都集中在高技術產業，投資者中，不乏SK海力士這樣的韓國芯片巨頭。
這些韓國芯片巨頭應該也深有體會，和美國合作，是什麼意思——去年9月，美國就以提高芯片“供應鏈透明度”為由，要求他們的晶圓代工廠交出被視為商業機密的庫存量、訂單、銷售記錄等數據。
美國，想以此掌握這些公司與中國的經濟活動數據，從而便於自己佈局，圍堵中國。
所以在美國近期提議與韓國、日本等組建芯片聯盟時，韓國自然也沒有積極回應。因為，如果配合美國，韓國無疑將自己的核心利益拱手讓出，任美國擺佈，這樣的代價不可謂不大。
還在發展的東盟國家，又甘願聽美國安排，接受一個“去中國化”的方案嗎？
東盟國家，和中國有着廣泛的經濟往來。從2009年起，中國就超過美歐日，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再看今年的第一季度，東盟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更不用説，由東盟發起並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後，世界上包含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已經看得見、摸得着。
這也是拜登想以一個經濟聯盟劃分陣營、“去中國化”最現實的不可行之處。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告訴譚主：雖然現在已經有國家表示願意加入“印太經濟框架”，但是接下來具體怎麼做，拿什麼來推動框架下的經濟利益，還存疑。
目前，中國跟幾乎所有的亞太國家的雙邊貿易關係都要高於美國跟這些國家的貿易關係，如果這個框架是想把中國排斥在亞太的邊緣，這是做不到的。
無論美國的招式怎麼變，其挑起“新冷戰”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亞洲曾深受美國操弄的熱戰和冷戰之害，如今，作為一個極具潛力的地區，大多數亞洲國家對發展的追求壓倒一切。美國要在這裏玩火，可不是“拉個圈子”就能實現的。更何況，拱火過頭吃不了兜着走的感受，美國也不是沒嘗過。
美國還沒明白，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安全問題替代不了發展問題。“小圈子”解決不了全球面臨的“大挑戰”，“小集團”更適應不了當今世界的“大變局”。
拜登政府熱衷於拉起“新圈子”，激活“舊圈子”，並試圖將它們嵌套在一起，強行推動不同區域的地緣政治目標轉向一致——對抗中國。但不同國家，有着自己的對華戰略與利益考量，拜登政府的行為，只會讓各個區域的局勢變得更加動盪。
嘴上渲染“中國威脅”，號稱要“團結”各個“小圈子”圍堵中國的拜登政府，又真的瞭解中國嗎？
譚主建議，美國可以學習學習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於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鑑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
現在，拜登政府需要做的，是在與中國打交道之前，先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然後，拿出政治家的擔當來。
美國承諾過什麼，拜登政府心裏清楚，如何回答好中美關係的世紀之問，球在美方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