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補壹刀】；
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一個在美國關塔那摩監獄被關押了15年，至少遭到美國執法部門183次“水刑”的嫌疑犯，走上了被審判的法庭。
塵封多年的“9·11”恐襲事件秘密檔案文件，被拜登政府下令在未來6個月內解封。
再加上，美軍在阿富汗的大潰敗式撤離。
拜登政府的這些動作，已經清晰地釋放出一個信息，美國要在“9·11”事件20年的時候，對這場戰爭強行説“再見”。更通俗一點説，美國不想再背“阿富汗戰爭”這個包袱了。
很多美國學者認為，從“9·11”事件到阿富汗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美國國力由一個頂峯，走向了衰落。
他們聲稱，“9·11”事件之後這20年裏，“美國和西方的全球反恐，給了中國打開了機遇之門”。中國是美國這20年迷失的最大受益者。
真的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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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即將迎來20週年之際，美國政府重啓因疫情中斷的相關審判。當地時間7日，被指控為“9·11”恐襲主謀的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等5名嫌犯現身美國軍事法庭。
哈立德是出生於科威特的巴基斯坦人，曾在美國留學。他是“基地組織”的三號人物，僅次於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裏，他被美國認定是“9·11”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2003年他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然後被美國CIA秘密關押了三年。在2006年，他被轉移到了關塔那摩監獄，至今關押了15年。在關押期間，他至少被183次“水刑”。
根據美國媒體介紹，這是一種使犯人以為自己快被溺斃的刑訊方式，犯人被綁成腳比頭高的姿勢，臉部被毛巾蓋住，然後把水倒在犯人臉上。
哈立德等人涉嫌策劃“9·11”襲擊的案子，預審已進入第9個年頭，法官也已經換到了第8位，該案聽證會已經開了第42次。後來因新冠疫情和一系列人員變動而不斷推遲。上一次開庭還是20個月之前。
為什麼列出這些數字？因為這足以顯示，之前美國在審判相關案犯，揭開“9·11”襲擊案情真相上，一直猶猶豫豫，從而難以對“9·11”事件和由此引發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説“再見”。
就在9月7日對哈立德等人審判程序重啓的第一天，“9·11”事件2976名遇難者的家屬坐在厚厚的隔音玻璃後旁聽，有官員介紹，他們所聽到的聲音是經40秒延遲後傳入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被告脱口而出，透露一些機密內容。
但這一次，拜登似乎真的想在20年後，跟“9·11”事件和反恐戰爭告別。不僅是冒着國內批評的壓力重新啓動對哈立德等“9·11”事件嫌犯的審判，拜登還下令在6個月內解密恐襲事件檔案文件，這可能在外交上令美國與中東最大盟友沙特的關係面臨嚴重衝擊。
但從拜登政府在遭遇內外猛烈批評，喀布爾機場大潰逃被嘲諷為“美國外交恥辱”，也要完成8月31日從阿富汗撤軍可以看出，美國已經到了不得不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了。
一位美國問題資深專家告訴“補壹刀”，特朗普上台後，其實已經意識到，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和每年投入的大筆費用都是巨大的負擔。戰爭泥潭之下，資金黑洞是美國政府最頭疼的，但是沒有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已經開始了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軍進程，並且設定了撤軍時間表。另外，特朗普還執行了從敍利亞撤出美軍，但遭到美國國內政客的批評。於是，特朗普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軍開始放緩。
然而，拜登在競選中把“撤軍”作為一張牌，向美國民眾許下承諾，要加快從阿富汗撤軍。於是我們看到，拜登上任後沒多久，就把原來設定的撤軍時間，提前到了8月31日。而且，與塔利班的談判並沒有為撤軍後阿富汗的局面設立強硬條件。而加尼政府面對塔利班，出乎美國預料，迅速垮台。
但拜登還是振振有詞地為撤軍決定辯護説：只有阿富汗人民有責任來決定他們的未來，以及如何來治理這個國家，而不應當在這場無法取勝的戰爭中再犧牲一代美國人。
冠冕堂皇之下，他實際想説的是：美國背了20年的阿富汗這個包袱，現在必須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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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如何評價“9·11”事件？接下來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如何改變了美國？
客觀説，“9·11”的恐襲事件的確激發了美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當時，雖然是共和黨小布什執政，但當時民主黨高層表示，沒有什麼民主黨、共和黨之分，我們都是美國人。可以説，那時美國人都團結在總統小布什的周圍。
從當時的國際氛圍來看，對美國也是非常有利的，絕大多數國家對打擊恐怖主義都是表示支持的。
就連俄羅斯，都對美國及多國部隊通過中亞進出阿富汗大開綠燈，兩個昔日的對手成了反恐戰爭中的準盟友。因為當時的塔利班與基地組織等恐怖勢力關係密切，對俄羅斯也構成了威脅，甚至一度呼籲全球穆斯林對俄羅斯宣戰。
多國部隊勢如破竹，不出兩個月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勝利實在是來得太容易了。如果這時候美國適可而止，轉向幫助阿富汗實行民族和解，促進各派和談，由阿富汗人自己主導國家，那麼後來的情況也許就不一樣。
在阿富汗戰爭後，小布什身邊的保守主義鷹派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們想擴大美國的霸權統治力，在中東推進“民主改造”的“宏偉計劃”。結果，他們瞄準了一個更大的目標，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
而美國的一個國運的轉折點就在這裏出現了。
事實上，美國國力在小布什政府初期達到了一個階段性頂峯。美國經濟經過長達十年的擴張，克林頓任期內經濟的強勁增長和政府財政的盈餘，為小布什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到2000年時，財政盈餘達2360多億美元，佔GDP的2.33%。有了這種物質基礎，再加上剛剛打贏阿富汗戰爭，小布什政府內主流的想法是，“與伊拉克打一場戰爭是一件輕鬆的事”。
但是，打贏伊拉克戰爭只是美國深陷“戰爭泥潭”的開始。在伊拉克戰爭開打的2003年，小布什政府軍費邁上了4000億美元的台階。到2008年，美國軍費已經達到6160億美元之巨。
而2008年的爆發的次貸危機，以及後來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讓美國走上了相對衰落的下坡路。一個典型的觀察指標是，美國政府的債務違約的次數越來越多，有些甚至導致政府不得不關門。
根據美國財政部公佈數據，截至今年7月31日，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經達到28.43萬億美元，債務限額為28.40萬億美元。
當前，拜登政府正在推行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法案和3.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預算框架，如能順利通過，預計美國政府債務上限規模將面臨約4.5萬億美元缺口。
根據相關機構的測算，到今年10月或11月，美國政府將再次面臨違約導致政府關門的風險。
而歷史經驗表明，調整債務上限似乎是當前美國唯一的選項。設置債務上限的本意是為了限制聯邦債務無限擴張，但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債務規模加速增長，特別是新冠疫情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已超過100%。
雖然兩黨都認同要削減赤字、控制規模，但到了違約關頭，必然會通過談判上調或暫停上限，以防止國債違約、政府關門、財政懸崖等負面情況出現，債務上限實質上已成為兩黨政治博弈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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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精英肆意開啓戰端，保守主義鷹派戰略冒進遭遇失敗，這導致過去20年美國走上相對衰落的軌道，但是為了轉移國內和外界對自己戰略失敗的關注，他們利用輿論機器的優勢，把中國塑造為“這二十年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是“欺騙了美國和西方”。
他們想為自己的失敗找藉口，同時在西方民眾心裏塑造中國的負面形象。
例如，英國BBC近日就刊登文章，標題是《9·11事件20週年：美國全球反恐為中國打開了“機遇之門” ？》
文章宣稱，9·11事件開啓了“美國曆史上最長的戰爭”，而中國從“9·11”後美國的反恐行動中看到契機，尋求改善原本緊張的雙邊關係，得以爭取到“關鍵的十年”迅速提升國力，成長為有能力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新興超級大國。
而與此同時，美國深陷反恐泥潭，耗費了巨大資源，“放鬆了對中國崛起的警惕，疏於對中國戰略圍堵”。
比如，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説，美中兩國在“9·11”事件後的態度轉變只是表象，反恐與遏制中國“並非只能二選一”，美國同時在做這兩件事，只不過遏制中國的力度始終不夠。
她宣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華盛頓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在融入了經濟全球化之後，終將變成一個政治自由的國家。形成這種認識的主要原因，“不在於（華府）將焦點轉移到了反恐，而是中國當時的表現欺騙了美國和西方。”
西方一些學者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與日俱增。“我們低估了中國。我們原以為中國可以和我們合作，”金德芳説。
那麼，美國是不是失去了應對中國的最好時機？金德芳表示贊同，她認為從老布什時代就應該意識到中國崛起會對美國構成威脅。
一位研究美國問題的專家告訴“補壹刀”，金德芳等美國及西方學者的這類説法，其實跟前幾年在美國頗有市場的《百年馬拉松》一書的觀點如出一轍，這本書的作者白邦瑞就憑藉一些個人臆測和牽強附會的觀察，説中國在過去的時間裏，一直“欺騙西方”，獲取了經濟發展的機遇。
眼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剛出版的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中説，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實施一項“自主發展、削弱美國勢力”並最終逐漸取代美國領導地位的“大戰略”。
這套敍事，其實還是白邦瑞那個邏輯框架，新瓶裝舊酒而已。
實際上，自新中國建立，努力發展自己的實力讓民族實現復興，國家變得富裕強盛一直是我們的目標。自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一直保持對外開放的姿態，追求相互合作，互利共贏。
我們的態度沒有發生改變，中國老百姓也是通過辛勤勞動、刻苦付出，才有了生活上的改善，財富上的逐漸積累。而且，關鍵在於中國的制度優勢決定了，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不同階段的發展策略，同時我們也有長遠的發展規劃。
簡單説，這20年中國的發展也是根據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抓住互聯網時代的機遇，苦幹實幹，沒有走彎路。
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而美國總是在用各種説辭，掩飾自己犯下的戰略性錯誤。
事實上，在過去20年裏，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還少嗎？
美國向阿扁時期的台灣出售了多少武器？2008年和2009年分別發生在西藏和新疆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背後，是不是有美國的影子？奧巴馬時期開啓的“重返亞太”戰略不是衝着中國來的麼？
而奧巴馬之後的特朗普，更是啓動了“全政府型對華強硬政策”，各種在輿論上的打壓、抹黑，經濟、金融和科技上的各種無理制裁、限制層出不窮。在軍事上，美國在南海和台海也升級了挑釁手段。
但是，這些都沒能擋住中國向前發展。
專家對“補壹刀”表示，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對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各種國際組織和機構中擔負的角色、責任也越來越重。相比之下，美國更多是“退羣毀羣”，逃避自己的國際責任。
尤其是，美國在“9·11”事件後出兵阿富汗，這20年的戰爭，讓阿富汗陷入連年的動盪和不確定，國家的經濟難以維持，大部分老百姓生活在貧窮和苦難中。
如今，在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之際，根據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國已經宣佈，決定緊急提供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糧食、越冬物資、疫苗和藥品。
而美國做了什麼呢？
全然不顧阿富汗仍面臨人道、民生以及新冠疫情等嚴峻挑戰，西方一些勢力還威脅要通過政治、經濟和金融手段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進行制裁，這事實上就是給“重獲新生”的阿富汗製造新的難題。
最起碼，美國在結束20年的“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應該把阿富汗央行存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9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十幾億美元的黃金，歸還給阿富汗。
這上百億美元的鉅款，對阿富汗和阿富汗普通老百姓來説，可是救命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