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鱘夢者”危起偉：無比期待十年後的長江
本報記者 趙徵南 駐鄂記者 錢忠軍
隨着十年禁漁的推行和《長江保護法》的實施，長江大保護又一次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的關注焦點。
長江如母親慷慨地給予人們一切，卻也因人們的過度索取而傷痕累累。長江病了，而且還病得不輕，生物完整性指數已經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這是多麼沉重的話語。
長江究竟還剩多少種魚？在距上一次長江漁業資源全面調查的40多年後，從2017年起，國家有關部門設立專項資金，部署開展長江漁業資源與環境調查工作，流域內相關研究所和高校等共20多家單位共同參與，該調查的首席科學家為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危起偉。
危起偉是農業農村部淡水生物多樣性保護重點實驗室主任、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鱘魚專家組成員，其主持完成的“中華鱘物種保護技術研究”成果曾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他向記者透露，專項調查已經基本查清了長江漁業資源與環境家底：長江流域歷史上分佈有4300多種水生生物，其中魚類有435種，約佔我國淡水魚類種類數的三分之一，但是，此次專項中採集到的魚類僅有311種，佔歷史分佈魚類總種數的71%。同時，還有一些好消息，包括多年未見的魚“突然冒出來”、2020年鄱陽湖刀鱭數量增長等等。
“堅定不移走好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是長江經濟帶踐行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危起偉相信，隨着長江生態綜合保護措施逐步到位，長江水生態環境未來將顯著改善， “十年後的長江，我無比期待”。
建成單體最大的魚類遷地保護人工水體
盯着游來游去的魚兒，看一整天都願意
“中華鱘陸—海—陸人工保種繁育基地項目正全力推進，直徑66米，水深4米，水體量9000立方米，這個巨型中華鱘仿自然巡遊地將成為世界上除商業海洋館外，單體最大的魚類遷地保護人工水體！”
“農業農村部召開常務會議，聚焦實施拯救行動計劃、加強珍稀瀕危物種資源及其棲息地保護修復等重點任務，加快推動長江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項目落實落地。抓緊建立長江水生生物資源監測網絡，做好長江禁捕效果評估和生物完整性指數評價……審議並原則通過《長江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建設方案（2021-2025年）》，這對於保護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而言，是重大的利好！”
進入3月，伴隨着《長江保護法》的正式實施，長江大保護迎來多個好消息，這讓危起偉緊鎖的眉頭舒展不少。61歲的他依然奔波於長江水生生物保護的各種重要場合。他在上海蔘會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會議一結束，就馬不停蹄地奔回湖北的繁育基地。
“如果説搞農業研究的必須要‘下田’，搞漁業研究的就必須要‘下水’，到水邊去，到水裏去，一直待在實驗室裏是不行的，實踐出真知。”危起偉説，他的工作40年如一日，快樂的時光總是與長江相伴，讓他盯着繁育基地裏魚兒游來游去的畫面，欣賞一整天他都願意。
魚兒是他的命。
時針撥回到1960年，危起偉出生在江西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童年在德安縣度過，流經縣城的博陽河再奔騰幾十裏地就是鄱陽湖。
他從小在水邊長大，印象最深的兒時記憶幾乎都與水有關：到了夏天，大人、孩子都聚在河裏游泳，看着清澈見底的河水中成羣魚兒從身邊遊過；外公是能幹的漁民，那時沒有電魚、毒魚，捕魚就靠鸕鷀，在漁船的桅杆站上一排，逐個下水抓魚；外婆則擅長烹飪河鮮，在鍋裏將餐條煎得兩面發黃，一勒很容易將左右兩瓣魚肉和中間的脊椎刺分離，一條魚兩口就吃完，那是最美的味道。
年少的他，從未想過有朝一日能走上魚類保護與研究的舞台。
家境貧寒、2次輟學、放了2年牛，當了一段時間學徒，小學到高中累計上學時間只有6年。危起偉為此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成功考入當時的江西大學，專業為生物學。
“那時也沒什麼職業規劃，就是誤打誤撞。父親對我選的專業非常不滿意，説‘生物學有什麼用？’但我堅持自己的選擇，大學期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讀書，本校和外校的專業課本都被讀了個遍，並着重加強了外語的學習。”他説。
畢業時，他從南昌前往沙市，進入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工作，“那時上大學都不問家裏要錢，所有的錢都是國家出的。國家培養了我們。我們的態度基本都是‘服從分配’”。
選擇水產，並非他的志向，可他卻堅持了半輩子。
從自然中學習中華鱘的奧秘
最初對死去的中華鱘無感，慢慢地會流淚
從進長江所的那一刻起，危起偉就與鱘魚結下了不解之緣。
起初，危起偉對魚兒還談不上“感情”。
上世紀80年代，壩子下、碼頭邊，經常能發現大型鱘類的屍體。他第一次接到任務——“於長江宜昌段的江邊船廠將一條死去的白鱘拉回”，看着眼前的屍首，心裏還沒有波瀾，只是靜靜地想着如何將這個龐然大物帶回實驗室解剖，“中華鱘死了、長江鱘死了、白鱘也死了，就一個感覺，大。至於感情，都是慢慢培養的，原先根本無法體會這種珍貴。”
危起偉最為人稱道的貢獻，就是在中華鱘保護上的不遺餘力。
中華鱘是一種江海洄游性魚類。它古老到和恐龍同一時期，最早出現在1.5億年前的中生代，是個體最大、生長最快的種類之一，有“長江魚王”之稱。雖然生長快，但性成熟較晚，中華鱘產卵量較低，卵的死亡率卻非常高，因而彌足珍貴。
葛洲壩水利工程截流後，國內有關單位聚集在葛洲壩下，開展中華鱘自然繁殖狀況調查和人工繁殖工作。1984年，危起偉加入長江所旗下的資源室資源組，正式接觸中華鱘，對中華鱘資源和產卵場調查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率先完成了利用標誌回捕法對1984—1985年長江干流中華鱘繁殖羣體數量估算，以及中華鱘繁殖羣體結構特徵分析等。
1983年秋天，葛洲壩下中華鱘人工繁殖獲得初步進展，1983—1986年每年進行野生中華鱘江邊拴養人工繁殖，並進行苗種培育和放流。到了1986年，很多人都認為，中華鱘人工繁育已獲得成功。
但危起偉不是很確信。他試着要了一點魚苗，可怎麼也養不活，多年的野外研究經驗讓他的腦海中對後期培育產生疑問。後來的結果也印證了他的擔憂：每年孵出幾十萬至上百萬仔魚，卻因開口及後期培育成活率極低而被迫實施放流。
因經費問題，中華鱘人工繁殖和苗種培育聯合協作被迫中止。此時的危起偉，對中華鱘已經有了深深的感情，看到死去的魚兒，他會痛心流淚。
他絕不允許自己參與保護的物種消失。1989年，危起偉牽頭啓動了中華鱘人工繁殖研究，開始租賃宜昌市水產良種場家魚繁殖和育苗設施，但因孵化和育苗條件很差，中華鱘大規模育苗難關到1991年都未能突破。
怎麼辦？中華鱘的秘密必須要去水裏尋找。“野外調查很枯燥，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願意做，但大自然的奧秘恰恰藴藏在生態學裏，我們必須學會從自然中學習。”危起偉想進一步開拓自然繁殖生態研究，但困難重重，“我們科技裝備極為匱乏，一個實驗室有一台顯微鏡就不錯了，流速儀還是機械的，就連水下使用的膠布都沒有”。
由於英語較好的緣故，危起偉和前來中國考察的國外專家博伊德保持了非常好的關係。他充分利用博伊德帶來的多套超聲波跟蹤設備、測深儀、照度計、GPS、尼龍繩、採卵網、螺絲、螺帽、卡子、黏膠等專業器材，並爭取到了前往國外數十個鱘魚孵化場和養殖場考察的機會，創新了中華鱘苗種培養技術——比如池底絕不能粗糙、為方便洄游將長方形改成圓形等。
危起偉於1997年解決了中華鱘培育成活率低的技術難題，開始建立中華鱘人工羣體，並於2012年突破中華鱘規模化全人工繁殖，這對中華鱘規模化增殖放流、保護和物種進一步延續等具有重要意義。
為中華鱘研究不間斷，婉拒免費赴美讀博邀請
時隔40多年後長江專項調查啓動
從博伊德的身上，危起偉不僅學到了有關魚類生態和行為學的知識，更學到了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對科學的獻身精神。
危起偉至今都記得1993年10月30日那一天，那是踏遍荊棘後的幸福時刻。當年10月，在首次遙測跟蹤試驗中，危起偉成功標記並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華鱘。但作為當時長江中可以找到的最適合放流的船，宜昌市漁政執法船航速較慢，怎麼也追不上放流後的中華鱘，不到1小時後，信號就消失了。所有人都表達了遺憾，博伊德也在1周後離開了中國，但危起偉不甘心！
他租用一條長約6米，馬力為5—8匹的柴油掛機木漁船，將水聽器綁在漁船桅杆上，讓漁船關掉髮動機，人工用船槳控制方向，隨水流向下游漂流。30日，渾厚的聲音從耳機中傳來，消失的信號聲音終於再現，“咚咚，咚咚咚咚咚……那聲音真的太美妙了！”中華鱘找到了，危起偉欣喜若狂，持續跟蹤，首次監測到了中華鱘繁殖的準確位置，並完成了第一篇中華鱘生態學研究論文，發表在《科學通報》上。
博伊德獲知後，更加看重危起偉。從1994年起，便多次邀請危起偉並願意全額資助他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這在當時是很多大學生的夢想。但美國要求讀博士必須在校至少2年，期間不能離開，這樣國內的中華鱘研究工作便會間斷。”
他婉拒了博伊德的好意。
讀博的事情一拖再拖。1999年，危起偉遇到了恩師曹文宣院士，2000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博伊德作為第二導師。為了不耽誤中華鱘的研究，兩位導師批准他以中華鱘自然繁殖生態研究作為博士研究課題，不必再做其他實驗。
“曹老師治學嚴謹，非常務實，很多事情不僅僅是口頭呼籲，他一定會親自下去做調研，為治理‘長江病’提供科學支撐。”此時的危起偉，除了堅持中華鱘的研究，還把關注點放在了宏觀的長江大保護上。從2006年起，危起偉也參與到制訂《長江保護法》、推進禁漁等呼籲和調研過程。
在兩次長江干流宜賓至上海漁民捕撈調查中，他發現長江的實際捕撈量和真正的傳統漁民已經非常少，“人們吃的魚，絕大多數都是人工養殖；而隨着年齡的增長，老一輩傳統漁民已經逐步‘退休’，‘漁二代’的捕撈技術和捕撈意願與父輩已不可同日而語；同時，非法捕撈、騙取柴油補貼等行為屢禁不止”。
經過調研，危起偉認為，影響長江生態的因素有很多，水壩阻隔、城市建設、航運採砂、工農業污染等，禁捕或許是“投入產出比”最高的一種，分步禁捕在操作上也容易執行。
更多的本底調查在長江全流域鋪開，長江漁業資源與環境調查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系統開展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保護和水域生態修復的基礎。
上世紀70年代，長江六省一市曾開展過一次水產資源調查，其後，雖然有專題或區域性的調查或監測性工作，但並無全面深入的瞭解。
幾十年來，長江流域的經濟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經單位捕撈努力量漁獲量變換資源密度估算，長江重點禁捕水域（一江兩湖七河）魚類資源現存數量為12.07億尾，重量為11.74萬噸。歷史上漁民在長江一年天然捕撈峯值為1954年，為42.7萬噸。換句話説，如果按1954年的捕撈量，如今長江中的魚3個月就會被捕撈完。
綜合歷史資料，長江水系共分佈有魚類435種，包括420種土著魚類（含374種淡水魚類、8種洄游型魚類、38種河口定居魚類）和15種外來魚類。2017—2019年專項調查實施期間，歷史有分佈而本次專項中未採集到的魚類有124種，佔歷史分佈魚類總種數的29%。
“並不是説未採集到的魚滅絕了，但意味着總量已不多。若不嚴加保護，或許難逃厄運。”危起偉表示，本月將就相關科學調查結果進行專家評估，今年將發佈長江漁業資源環境本底調查結果以及長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數的評估報告。
精靈們未來將走向何方呢？
長江的魚兒們，一定會再回來的
為了挽救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1月1日，長江流域正式開始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11.1萬艘漁船、23.1萬漁民退捕上岸，開始了“人退魚進”的歷史轉折。人們關心的是，十年後，長江會重現昔日生機嗎？
“禁捕只是一個‘搶救方式’，未來長江大保護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十年休養生息後，長江漁業中土著魚類的產量會逐漸恢復，但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紀60年代的水平，而許多瀕危物種的恢復可能會更困難。”危起偉説，“長江鰣魚消失得太快，我們都沒能來得及攻克人工繁殖方法；此外，白鱀豚和白鱘也相繼宣告功能性滅絕。”
去年年初，他所撰寫的論文《白鱘的滅絕給長江生物保護留下了什麼教訓》，讓白鱘以一種“初聞即是永別”的慘烈方式引發社會關注。
白鱘是長江的一種特有魚類，有着梭形的軀體，其頭長超過體長的三分之一，吻部則佔頭部的近五分之三，突出如劍。成年長江白鱘個體最重可達500公斤，體長能達7米，在長江漁諺中被稱為“萬斤象”“水中老虎”，可一口吞下七八斤重的草魚。
危起偉還記得最後一次目擊白鱘的場景：2003年1月，四川宜賓江段，一條長3.52米的白鱘誤入漁網被誤捕。漁業部門現場查看，白鱘為雌性，身上有長約8釐米的傷口，腹內有魚卵，急需救治。他和團隊成員直奔四川，對白鱘進行消毒和傷口縫合，待傷勢好轉將其放流，並在它身上安裝了超聲波追蹤設備，但後來由於追蹤船觸礁損壞，正值春節無配件修復，最終失去了信號。此後，國內再也沒有長江白鱘的目擊報告，也無一活體蹤跡。
“絕不能讓中華鱘等珍稀物種重蹈白鱘的覆轍。我們要保護好中華鱘人工羣體，實施陸海陸接力保種羣體健康發展，突破一批理論和技術創新，如實現人工條件下的中華鱘自然繁殖。另外，近期要實現長江鱘自然繁殖，重建長江鱘自然種羣。”危起偉表示，在長江專項調查中，中華鱘、長江鱘、胭脂魚、川陝哲羅鮭都沒有自然繁殖活動發生，“對於中華鱘這類古老物種而言，它比較‘頑固’，不可能在短時間做出適應性改變，產卵場更改的可能性比較小，更大的可能是沒有自然繁殖。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自然種羣將走向絕跡”。
長江生態是漸變過程，要恢復非一日之功，十年對於長江大保護只是序章。
“與我剛進入這個領域時相比，我國在科技裝備、技術理念上已取得了巨大進步，在宏觀規劃把控層面，甚至可以説一枝獨秀，這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危起偉真切地感受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2016年1月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後，長江水生生物的保護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長江專項調查為例，2016年相關部門是主動作為，2017年立項啓動。”
在“一盤棋”的影響下，整個社會對於長江保護的重視程度明顯加強。“過去，人們講究吃野味，我為制止別人捕撈江鮮被別人打過，周圍人説我‘又不是你家的，憑什麼不能捕’‘多管閒事’。現在這種情況已不可能出現。而且受學校生態教育的影響，下一代人基本告別了‘吃野味’，他們會主動加入到生態保護的隊伍中。這是最令人欣喜的。”危起偉説。
去年年底，長江水產研究所科研團隊開展野外科考時，在長江公安江段採集到7尾“消失”多年的䲘魚；同時，去年鄱陽湖的刀魚種羣密度變大，多處疑似產卵場被發現……一系列的信號讓危起偉相信，隨着各項保護措施的落地，長江生態系統會逐步恢復健康，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將恢復到良好水平，長江大保護的目標終將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