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阿富汗青年華贊決定留下來。
8月19日，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區的塔利班宣佈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而此前，塔利班發言人稱，尋求建立一個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參與其中的包容型政府，將允許女性獨自外出、接受教育和工作。
儘管如此，不少阿富汗人仍對未來感到不安，一些人想方設法逃離。在喀布爾一家電視台做平面設計的阿里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的同事在塔利班佔領喀布爾的當天，就搭乘飛機去往伊朗，而他和家人因為支付不起簽證費用，只能留在國內。
塔利班幾乎清一色是普什圖人，由於民族和信仰不同，哈扎拉人瑞福擔心成為襲擊的對象，15日晚，他和妻女打扮成塔利班人，連夜逃往了城外。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8日，土耳其東部城市比特利斯，一些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夜宿深林。文中配圖除特別標註外，均來自人民視覺和澎湃影像。
在家境富裕的華贊周圍，許多朋友離開了祖國，唯獨他留了下來，“國家像媽媽一樣，不能因為媽媽生病了就離開她”，他説。
事實上，阿富汗境內不同的階層、民族、性別，對塔利班的態度是分化的。在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中國人孫飛在朋友拍攝的視頻裏看到，塔利班的車輛駛過街頭，人羣中爆發一陣歡呼。普什圖人聚集的坎大哈被認為是塔利班的“精神家園”。
在facebook上很難找到支持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在坎大哈經商的孫飛告訴記者，不少塔利班的支持者是底層民眾，文化程度不高，不會説英語，也很少有機會上網——當地上網費用昂貴，幾乎可以佔到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這樣多側面和多層次的阿富汗，每一個人面對劇變都在做出自己的選擇。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7日，土耳其比特利斯省，一羣自稱來自阿富汗的年輕男子。他們稱穿越阿富汗的鄰國伊朗到了土耳其。
逃離阿富汗
8月15日晚間，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與此同時，許多阿富汗人湧入喀布爾機場，試圖逃離他們的國家。
現場拍攝的視頻顯示，他們一個拉着一個，相互託舉着翻越外牆進入機場。機場內，大量無法登機的民眾攀爬上機翼或飛機頂部。當飛機緩慢滑行時，一羣又一羣追趕的人，像是在抓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2021年8月16日，喀布爾。阿富汗婦女與孩子們在喀布爾機場停機坪上，試圖搭上一班飛機逃離喀布爾。
28歲的阿里夫也在努力尋找“救命的稻草”，但他覺得攀爬飛機逃離只是徒勞。
當地時間16日，阿里夫對澎湃新聞説，能從阿富汗安全撤離，意味着擁有足夠的“金錢和權勢”，就像他2016年從喀布爾的多媒體學院畢業，找一份平面設計師的工作花費了三年時間，“在喀布爾找工作，需要有分量的推薦信，而非文憑”。
他和母親、姐姐一同生活在喀布爾。他是家裏唯一的勞動力，每月有近一萬阿富汗尼的收入，相當於近一千元人民幣。他唯一一次出國經歷，是去印度照顧生病的妹妹。
在他的印象裏，塔利班更關注伊斯蘭文化，而非教育和進步，對方會用暴力侵害婦女。他還小時，大人們就用“塔利班來了”嚇唬他，以至於當塔利班真的來了，他本能地想要“逃命”。
受西方文化影響，當地媒體有不少反對塔利班的聲音，一想到“塔利班討厭為媒體工作的人”，他就感到害怕。他有一個星期沒有上班，同事中有人已經離開，從伊朗非法入境到伊斯坦布爾。但他沒有足夠的錢帶着家人撤離。如今他只能每天查找願意接收阿富汗難民的國家名單和申請難民的條件。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9日，伊朗東南部，大批從阿富汗逃離的難民聚集在阿富汗和伊朗的邊境地帶，試圖進入伊朗。
在facebook上回復澎湃新聞的七名阿富汗當地人，包括阿里夫在內，都不約而同問道，“你能幫我解決難民問題嗎？”他們同時告訴記者想要撤離的家庭成員數量。在得到否定答案後，多數人便不再回復。
阿里夫稱，這次接受採訪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如果塔利班發現我把這些信息交給一名記者，我們會死的”。
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家棟17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分析，想要逃離阿富汗的人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曾經為美國人服務的，比如翻譯人員；一類可能是對20年前塔利班執政記憶深刻的一羣人，他們大多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更多，能力更強；第三類是在加尼政府框架裏的受益者，比如官員、警察、商人、知識分子等。但在環球時報的採訪中，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劉中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想要逃離阿富汗的人不一定都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有辦法通過邊界，這些擠在機場裏的，恐怕更多是下層人員。”
澎湃新聞記者16日通過facebook的定位檢索功能搜索到的阿富汗青壯年人，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定位到首都喀布爾，記者發現每十個年輕人中，就有兩到三位畢業於喀布爾大學，這是阿富汗境內最好的大學。由於在阿富汗謀生手段有限，他們中不少人給外國人做翻譯，進入政府及公共部門工作，或從事商業活動。
今年26歲的阿富汗人華贊，在喀布爾的凱爾卡納(Khair Khana)地區，經營一家貿易公司。從中國和伊朗進口地毯、電熱毯、傢俱、衣服、鞋子等，在當地做批發生意。因為塔利班的到來，店鋪已停業一個月，運輸中的貨物無法按時送達，損失達1萬美金。他本科就讀於喀布爾大學，曾到中國留學三年攻讀碩士學位，今年6月收到了吉林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
他的父親此前在加尼政府的內務部工作，擔任警察，負責保護阿富汗的石油。塔利班上台後，他們擔心遭到報復。
當地時間2021年8月9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因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民眾逃離家園。
華讚的家族在阿富汗北部賈茲詹省（Jawzjan）開有建築公司，在戰亂中公司一部分被人燒燬，剩下的拉貨車和設備車被搶走。“如果情況繼續變糟，家裏以後的收入會很低，虧很多錢。”
他的很多有錢朋友都選擇離開阿富汗，唯獨他留了下來。“我用了這個國家的資源，有很多記憶在這裏，不管好日子還是不好的日子，都不會離開。”
華贊曾在外國公司擔任翻譯，可以申請避難。他希望幫助妻子、弟弟妹妹和一名大學同學離開，“他們都很怕，病了失眠了不吃飯，情況很糟也不敢去醫院”。
不安的喀布爾
當地時間8月17日，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第三天，塔利班舉行了首場新聞發佈會。塔利班發言人扎比胡拉？穆賈希德回應稱，為了阿富汗的和平與穩定，塔利班已赦免所有人。“沒有人會敲他們的門，問他們是誰，為誰工作。他們是安全的，沒有人會被審問、被追捕。”
當日，塔利班發佈聲明，赦免所有阿富汗政府官員，同時敦促他們重返工作崗位。
塔利班控制下的首都喀布爾，街面上出奇的安靜。當地時間16日，華贊告訴記者，街頭幾乎看不到女人，男人都穿着傳統服裝。大的商場關門了，只有小超市可以買東西。
當地時間16日，華贊拍攝的喀布爾街上很安靜。受訪者供圖。
8月15日晚上，他在商店買東西時，親眼看到一位在隔壁商店買饢的男子被當街擊斃，襲擊他的人坐在政府的車上，持有槍支，留着鬍子，身着長袍。16日上午，他在公司附近再次目睹襲擊，一家書店店主的弟弟被槍支擊中胸部，好在沒有生命危險。這讓他想起自己胸口永遠留下的兩道傷疤，2011年，在阿富汗北部的一次爆炸中，兩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身體，其中一顆子彈距離心臟只有毫米的距離。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被戰爭波及受傷的阿富汗民眾，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康復中心接受治療。
在阿里夫印象裏，塔利班曾多次在喀布爾發動襲擊事件。今年6月13日，他發佈了一條facebook。配圖是一輛被炸燬的小型麪包車，他站在不遠處的二樓陽台説，“我沒事，如果我在車裏，現在也許我的身體變成了兩半，或者我的臉在燃燒……”
在阿富汗工作的中國人王帥也覺得，喀布爾的氣氛更緊張一些。給王帥做過翻譯的阿富汗人米爾，8月17日被塔利班敲開了家門。對方詢問了他的個人信息，做翻譯的經歷，並登記在一個本子上。米爾為此感到不安，擔心會成為塔利班報復他的依據。
這幾天，華贊一家人維持着正常生活，但他卻憂心危險迫近。他每天在家看書、下棋、養花，偶爾出門給家人代購食物。以前，這件事由他的母親或妻子負責，現在，她們都不敢出門。他在加尼政府當過兵的朋友，也把過去引以為傲的軍裝藏起來，只穿傳統長袍。
華贊是塔吉克族人，這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約佔總人口的25%左右。中國國家民委主管的《中國民族報》曾報道，塔吉克族主導過“北方聯盟”與塔利班進行鬥爭，該民族在阿富汗的精英階層中佔有很大的比例，並擁有大量的財富。
華贊6歲時，跟隨家人移居到阿富汗北部的賈茲詹省（Jawzjan），成年後才回到首都喀布爾。他們一家都受過良好教育，他的弟弟大學在讀，妹妹在上高中。他的妻子今年剛滿20歲，十幾天前參加的高考。在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之前，她曾夢想就讀喀布爾大學的醫學院或文學院、法學院，但現在，她不敢抱有任何期待，最差的結果是，“不上大學 ”。
2002年8月，喀布爾。一名阿富汗女工程師完成了喀布爾大學的工程學課程獲得了學歷證書。
阿富汗塔利班幾乎清一色是普什圖族人，普什圖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占人口比例大約40%。華贊介紹，塔吉克族和普什圖族宗教信仰一樣，但語言、生活方式、傳統服飾都不同。塔吉克族人説波斯語，普什圖族人則講普什圖語，兩種語言均為阿富汗的官方語言。比較而言，普什圖族人更為傳統。
他嚮往的阿富汗是一個聯邦制國家，“自由和民主”，人們被允許保留各自的政治立場，男生和女生可以自由地決定穿什麼服飾，接受教育，上街購物，申請出國。他最擔心的是塔利班重掌政權後，生活退回二十年前。
2019年9月，喀布爾。一名參加總統競選活動的員工在加尼的宣傳廣告牌前自拍。
1997年11月，喀布爾。身穿蒙面罩袍的阿富汗婦女經過一家麪包店。1996年9月，塔利班攻佔喀布爾，建立政權。
“親切的”巴米揚
2010年，王帥從部隊退役，加入一家做境外公共安全保障的中國公司。2018年8月8日，他被外派到阿富汗，在這裏工作近三年。他的工作是幫助在阿富汗的中國企業開展項目風險評估、實地勘探。和當地人交流，瞭解周邊環境及當地人對項目的態度。
6月初，王帥接到中國駐阿富汗使館提醒在阿中國公民撤離的通知，6月27日，他與六十餘名同事從駐地巴米揚乘坐包機抵達喀布爾，住在喀布爾的城鄉結合部等待撤離。這裏每到晚上七八點停電，打開窗户，外面漆黑一片。黑暗裏，能夠聽到槍聲，有時就像發生在樓下，直到警察來了，才會中斷一會兒。
在喀布爾街頭，王帥目睹了底層民眾的貧窮：經常有四五個小孩圍住他，只是想讓他買下一支圓珠筆，等他從銀行取錢出來，沿街的小孩和身着藍色長袍的女人便會湊上去，希望討要一些零錢。街邊的小販很多，騾子被當作代步工具。
相比首都喀布爾，他對駐地巴米揚更為親近。巴米揚省的主體居民是哈扎拉人，“他們和中國人長得特別像，有天然的親切感。”哈扎拉人會邀請他去家裏做客，或把妻子做的點心帶到工地上分給他吃。“巴米揚當地幾乎沒有聽説爆炸和槍擊事件發生。”
巴米揚當地人信奉伊斯蘭教，也不排斥佛教。2001年3月，巴米揚大佛在被當時掌控阿富汗政局的塔利班催毀。今年3月，在巴米揚舉行大佛被毀20週年祭活動，王帥發現這麼多年過去，當地人還會為此流淚。
王帥在項目上接觸到的巴米揚當地人，大多有生活保障。“他們給中國人工作，普通工人月收入1.2-1.5萬阿富汗尼，翻譯大概掙4萬多阿富汗尼，加班費另算。”但普通老百姓沒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國外項目，需要通過當地有權勢的中間人，將用工名額分配到各個部落，再由各個部落分配。
王帥與塔利班接觸不多，但他向記者回憶起同事的一則經歷：同事經過阿富汗北部城市薩爾普勒時，遇到塔利班在路口設卡收取保護費，但到下一個路口，出具發票就可以免除再次收費。
“這一點，比加尼政府做得好。”王帥形容，他接觸過的加尼政府的警察和機場等公共場所的安保人員，遇到外國人會做出搓錢的動作，重複説，“dollar”、 “money”、 “人民幣”，“你得假裝聽不懂，往前走”。
回國需要持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證明。6月30日，喀布爾當地醫院的醫護人員在公司在喀布爾的駐地，給他們做核酸檢測。“公司怕我們坐車去醫院路上感染病毒，把人家請來的。”中國駐阿大使館從3月份開始，在阿富汗啓動“春苗行動”，協助在阿的中國公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但王帥沒能接種上。“塔利班控制了很多邊境城市，包括和喀布爾相連的城市被切割包圍，疫苗過不來。”
7月2日，登上廈門航空的包機，空乘人員對他説的第一句話是，“歡迎回家”，他很久沒有見過幾百張國人的面孔了。當晚11時48分，飛機着陸武漢，完成了消毒、登記、採血等步驟，他們被送到酒店隔離，費用由公司報銷。
如果能在阿富汗待到今年年底，他可以多拿到10萬元的工資。但能夠安全回來，他已經感到滿足。他怕家人擔心，只是説自己在迪拜工作，阿富汗時間比迪拜快30分鐘，“可以混過去”。
躺在隔離酒店的牀上，刷着手機裏關於阿富汗的消息，王帥覺得一切很不真實。
他會想起，在阿富汗上空盤旋的帶有螺旋槳的美軍運輸機；也會想起在巴米揚旅遊景點，一位身披藍色卡布罩袍，只露出一雙眼睛的當地女性；以及在一次畫展上，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阿富汗女性向他介紹畫冊上紅海和地中海的位置。
“精神家園”坎大哈
孫飛是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經商的華人，2019年6月，他在坎大哈開了首家由外國人註冊的獨資公司做貿易，至今已在坎大哈生活了兩年。
坎大哈是普什圖人的聚集地，早期塔利班的主要領導人均是普什圖人，這裏對塔利班來説，就像“精神家園”。
孫飛告訴記者，坎大哈的許多民眾都支持塔利班。當地時間8月13日，塔利班宣佈佔領坎大哈。那時，他正在巴基斯坦談生意，收到在坎大哈的朋友發來的一則視頻：城市主幹道擠滿了圍觀的民眾，他們穿着傳統服飾，當塔利班的車經過時，人羣中發出歡呼的聲音。
坎大哈街上穿着拖鞋，蹬自行車的塔利班成員。受訪者供圖。
2014年11月，阿富汗坎大哈郊區，阿富汗女孩模仿媽媽的着裝，穿着小罩袍在玩耍。
在坎大哈生活的兩年裏，孫飛很少見到女性上街。去朋友家做客，對方妻子也穿着布卡罩袍。他也沒有在街上見過為女性提供的公共衞生間。只有一次，在商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色布卡的女性，站在商店門廊外，怯怯地詢問了一下商品價格。“感覺是受過教育，從國外回來的。”
孫飛住在坎大哈一座佔地1500平米的別墅裏，接觸的大多是富人。孫飛做生意認識的軍人、警察，因為半年拿不到工資，對加尼政府滿腹牢騷。“有個朋友的父親在前線做警察，被槍擊死了，加尼政府一分錢也沒補償。”
因為塔利班駕駛摩托車主導多次襲擊，加尼政府曾頒佈“禁摩令”。但當地公共交通不發達，禁摩後很多人無法正常上下班。
坎大哈有近116萬人口，在孫飛看來，就像由幾千個大家族組成，“還處於部落信息化時代，晚上沒有電，上網費用高，人與人天天在一起，社交時間非常多。”
他覺得當地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和對方來自哪個國家關係不大。 “主要是看你在那是幹什麼的，有的歐美人做寶石生意在當地也很受歡迎。”
孫飛不滿加尼政府的工作效率，寄希望於塔利班能帶來改變——為了辦理簽證，他曾專程飛到喀布爾錄入指紋，原因是坎大哈沒有指紋錄入的機器。註冊企業執照僅需花費40多美金，但他多次往返喀布爾辦理相關手續，旅行費用是辦理執照費用的十多倍。
通過facebook，澎湃新聞記者很難找到支持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在孫飛看來，塔利班的支持者相當一部分是底層民眾，文化程度不高，不會説英語，也很少有機會上網。在坎大哈，孫飛每月的上網費用達200元人民幣，相當於有正式工作的當地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坎大哈民眾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務農，務工或從事貿易活動，相比首都喀布爾，他們對加尼政府的依賴程度不高——而在喀布爾，“為政府工作，給外國人做翻譯，通過政府獎學金申請出國留學等等，都需要依賴加尼政府”。在孫飛看來，這或許也是喀布爾民眾對塔利班上台，更為恐懼的原因。
前幾天，他的坎大哈朋友在WhatsApp上對他説，“Come here back,Good days are coming(回來吧，好日子來了)”。
孫飛的坎大哈朋友和他説，“Come here back. Good days are coming.(回來吧，好日子來了)”。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劉昱秀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