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的微信頭像是一隻簡筆畫的狐狸，旁邊挨着一隻小松鼠，分別代表兒子和女兒。這是她為自己曾計劃開辦的家庭教育工作室設計的logo。
女兒一歲多的時候，就能在密密麻麻的通訊錄裏找到她的頭像，點開對話框。因此她至今不敢換頭像，怕女兒萬一哪天有機會找她，卻找不到她。
有一天晚上，她夢到兒子背出了她的電話號碼，然後他們得以重聚，孩子們把她緊緊抱住。她哭着醒了過來。
林迪手上的兩個紋身。一個是兒子畫的”媽咪“，是和孩子剛分離時紋的；一個是一隻代表兒子的小狐狸，是在5月31日兒子生日那天紋的。
過去幾年發生的一切，正如一場美夢，她被殘忍地叫醒了。
相戀，結婚，生子，爭吵，破裂，分居，藏孩子，打官司，爭撫養權。
這個情節似乎與一般的離婚案無異，只是當故事的主角換成了兩個女人，性質便完全不同了。
在同性婚姻不被認可的情況下，林迪的維權之路異常艱難。她兩次去北京，三次報警，結果連孩子的一面都沒見到。最終她無計可施，將曾經相愛的伴侶告上法庭。
6月9日，是林迪見不到孩子的第197天。她還在等。
林迪每天數着與孩子分離的日子，漫長的等待讓她時而感覺自己走在一條“無盡路”上。
“最彎的路”
自從大學認識到自己的性取向，林迪開始有意無意地讓父母接觸關於同性戀的信息，同時也感覺跟父母之間始終有一層隔閡，因為生活中很重要的那部分，沒辦法向他們敞開。
父母大概也感覺到了這種隔閡。2009年，他們主動跟她説，知道她是同志，也接受，“就希望你快樂”。
正是在那一年，林迪在一個朋友聚會上認識了章敏。兩年後，又在同一個朋友聚會上重逢，當時兩人正好都單身，便自然地在一起了。
2012年，在章敏的提議下，兩人決定從上海搬到北京，與章的父母一起生活。
林迪從來沒去過北京。她是上海人，從小在上海長大、讀書、工作，親友關係基本都在上海。當時她給已在蘇州定居的父母寫了一封信，徵求他們的同意，希望他們理解，自己和女友對未來的規劃。
到了北京，林迪先找了份管理類的工作，做了半年，有點不適應，感覺不太能融入新的環境，就辭了職，跟章敏一起幫其父母打理生意，她主要負責做財務，章的父母給她們發工資，兩人的生活和感情漸趨於穩定。
林迪説，2014年兩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那時身邊有女同朋友通過借精方式生了小孩，她們作為孩子的乾媽，也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喜悦，覺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話，“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下定決心後，兩人便開始備孕，同時尋找相關渠道。一開始她們想問身邊的朋友借精，也有人同意了，但後來仔細一想，又擔心以後會發生糾葛。最終她們把目光瞄向了丹麥的一家公司，那裏號稱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庫。
聯繫好這家公司與專業診所後，她們在2015年3月抵達丹麥，按照計劃，她們將在歐洲待上三個月，各自有三個排卵週期可以進行IUI。但在第一個週期裏，章敏檢查出多囊卵巢綜合徵，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
做完後她們開始往南旅行，林迪幾乎每天都會拍拍自己的肚子，笑着問：“説，你在不在裏面？在不在？”十幾天後在叢林裏的度假村測出的驗孕結果，給出了否定答案。
返回診所的路上，林迪對章敏説，如果她能懷上雙胞胎，自己懷不上也沒關係。章敏糾正她，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兩人都懷上。
為了加深彼此的聯結，她們從始至終都用同一個人的精子。但之後的兩次IUI ，均以失敗告終。
她們按原計劃回國，決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依然選擇在丹麥的同一家診所做。第一次IVF時，她們每人只有一個胚胎，最後都沒有着牀。再度失望而歸。
2016年春節前，她們第三次遠赴丹麥，做第二次IVF。取卵後第三天，兩人各自植入兩個受精卵，餘下四個繼續培養成囊胚。結果，囊胚培植失敗，肚子裏的4個也沒有成為她們期待中的寶寶。
至此，她們已經努力了整整一年，葉酸也吃了一年多，沒有一天停過。屢屢失敗的沮喪感達到頂點，但就此放棄又心有不甘。後來經人推薦，她們決定到美國去，做最後一次努力。“如果還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説明我們沒有這個運氣。”
在美國取卵前，林迪、章敏兩人打的針。
在美國取卵六天後，由於卵巢衰退，林迪只培養出兩個囊胚，下一步還要做PGS染色體篩查，這是她壓力最大的時刻。所幸篩完後，她還剩一個，章敏有四個。
此行期間，她們在洛杉磯擇日登記了結婚。那一天是2016年7月6日，她們穿着便服在市政廳的小教堂舉行婚禮，林迪回憶，當時説完“Yes，I do”後，她不自覺流下了眼淚，簽字的手也在顫抖。
2016年10月，章敏和林迪在美國先後接受胚胎移植。她們想要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按原計劃，林迪先移植自己的男胚胎，章敏再移植自己的女胚胎。但到了移植週期，林迪的激素沒有達標，為了不打亂已訂好的行程，她們決定按時赴美，讓章敏先移植自己的一個男胚胎，等林迪激素合格後，再移植自己的男胚胎和章敏的女胚胎。
如她們期望的那樣，三個都懷上了。朋友為此驚歎，“你們怎麼那麼勇敢啊？”
不幸的是，在12周產檢時發現，林迪肚子裏的那個男胚胎已停育。她在B超牀上痛哭，章敏一直安慰她。
林迪説，雖然最後的結果與設想不同，兩個孩子都是章敏提供卵子，但她們從來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哪怕是現在我也不覺得有問題，這就是我們共同的孩子，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
產檢那天，林迪在一篇記錄兩年受孕經歷的個人公眾號文章結尾，寫下這麼一段話：
這一路上的曲折和歡喜都像是在測試我們的一致心意。為了組建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小家族，我們或許走了最彎的路。這已經無法用“成功”和“失敗”或“幸運”和“不幸”來衡量我們的經歷。那一刻，我知道，每一個孩子都是幫助我們來完整我們人生體驗的。而我們依然還有兩個優秀的孩子。我們也是通關後升級版的我們。
故事發展到此，才只是我倆下一段人生的引子。
破碎的家
“我們曾經很好”，林迪反覆強調這一點。兩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顧，章敏對她“呵護有加”，很多畫面讓她至今想起仍有温柔的感覺。
那時，章敏因懷孕變得愛吃水果，她們晚飯後會一起出門散步，手牽着手去買水果，有時會停下來靜靜站着，相互依偎着，看月亮。
2017年，章敏與林迪去美國加州待產，先後於5月底、6月底生下兒子和女兒。
兒子出生時哇哇大哭，一旁陪產的林迪也哭得不成樣。章敏是剖腹產，有點大出血。確認孩子無恙後，林迪趕緊回到手術枱上的章敏身邊，幫她按摩疼痛的肩頸。護士叫她跟着孩子去觀察室，她説：“不，我要陪在我妻子身邊，她更需要我。”
之後她到觀察室去看兒子，觀望了很久，才敢去撫摸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喚他，他用小手握住了她的食指，她一下百感交集，又笑又哭。
28天后林迪生女兒，章敏也到醫院陪產，把兒子託付給月子中心，全力照顧林迪。林迪是順產，生了近十六個小時，過程非常難熬，還一度因為沒在好時辰把孩子生出來，自責不已。章敏安慰她，這個出生時間也不錯，我們的孩子一定不會差的。
兒子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是章敏，女兒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則是林迪。後來她們一直告訴孩子，他們有兩個母親，章敏叫“媽媽”，林迪叫“媽咪”。
女兒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為林迪
月子還沒坐滿，她們就帶着兩個孩子回國了，並決定獨立帶娃。林迪説，剛開始沒有請阿姨，大部分時間都是兩人一起帶，彼此能互相體諒。後來章敏想轉行業，開始到外面學習、工作，建立新的社交圈，她繼續在家全心育兒，也請了一個阿姨幫忙。
之後，由育兒引發的各種觀念衝突和摩擦，慢慢拉開了彼此的距離。林迪介意章敏在哺乳時抽煙，希望她能多陪陪孩子；章敏則認為林迪不上進、亂花錢。到了某個階段，林迪感到很難跟章敏溝通。
林迪説，章敏是性格比較強勢的人，平時相處基本以她的意見為主，當兩人出現問題時，這種不對等更加明顯，有時會感覺不被對方尊重，而對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併為此感到痛苦。
但林迪始終覺得，“家是不會散的”，哪怕有再多的問題，大家可以好好商量，共同解決。因此當章敏提出分手時，對她來説是很突然也很沉重的打擊。
林迪記得很清楚，分手那天是2019年3月1日，是章敏把她從蘇州父母家接回北京的第二天，之前她們在電話裏發生過爭吵。
那天下午，章敏把她帶出去買菜，回來的路上，開口第一句是：“你有什麼打算？”她感覺，這就像一個公司的HR要辭退員工的姿態，平靜，理智，不留餘地。
而她的情緒波動劇烈，時不時會被對方冒出的一句話刺痛。相比感情的失敗，對她打擊更大的是，這個曾經圓滿的家要破碎了。
章敏説，你可以走，兩個孩子留給我，我會把他們帶好。但她不相信，她覺得眼下沒有人能代替她，給孩子最好的照顧。她提出想繼續留在孩子身邊，直到他們上幼兒園。章敏同意了。
幾天後，林迪跟章敏第一次討論孩子的撫養問題。章敏想讓林迪去美國把女兒出生紙的生母改為自己，兩個孩子都跟着她生活。林迪對此不置可否，只提出希望以後可以共同育兒，她每週可以探望孩子兩次。章敏口頭上答應了，卻拒絕就此籤一個協議。
“那她可以隨時反悔呀！我覺得她只是想哄着我把孩子的出生紙改掉，改完之後就不需要我了。”林迪想，多拖一日，她就可以多陪孩子一天。
接下來近8個月，她和孩子朝夕相處，依然像以前一樣照顧他們，每天拍照、寫日記，記錄與他們的點點滴滴，但心情已截然不同。她變得特別珍惜，更在意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不像以前累了會想歇一歇或抱怨一下，“那時候覺得你們虐我，我也欣然接受”。
她開始帶孩子出去旅行，帶他們第一次下海、第一次坐船、第一次爬山、第一次參加婚禮……她想跟孩子創造更多回憶，也許有一天他們不會記得，但對她來説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刻都珍貴，“像是偷來的”。
期間，她給孩子們講過一個緩解分離焦慮的繪本《看不見的線》，兒子很喜歡聽這個故事，因為她會把裏面小朋友的名字換成他們的名字。“知道嗎寶貝，不管你們在哪兒，媽咪都和你們在一起。”她抓着他們的小手説，兩個相愛的人之間會有一根隱形線，雖然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它會牽住彼此，“媽咪很愛你，你一定要記得。”
生育孩子後，林迪曾計劃從事幼兒教育工作，並學習了相關課程，這本兒童詩集就是她上課時做的一個作業
2019年5月12日，林迪與孩子們一起完成的畫，作為母親節禮物。
那段時間，林迪處於一種悲喜交集的分裂狀態。一邊，孩子們每天帶來很多笑容和快樂；一邊時刻吊着一顆心，想到早晚要跟孩子分開就很痛苦，偶爾緩不過來，只能趁孩子午睡時或躲進廁所哭一會兒。
她想過偷偷把女兒帶走，也打聽過外國籍小孩怎麼報名上學，但又怕此舉激怒對方，以後都見不到兒子了。
每次章敏一回來，她就覺得壓力很大，言談舉止都小心翼翼，害怕眼神交流，又要察言觀色，怕稍有不慎就“一腳踏空”，導致跟孩子分開。
離別終究還是來了。
2019年11月25日早上，章敏突然讓林迪搬走，理由是林迪之前把她父母“趕出家門”。
林迪告訴澎湃新聞，11月初，章敏父母帶着阿姨和兩個孩子回舟山老家，她因故單獨先回了上海，之後帶着一位朋友和朋友的女兒去舟山玩，並提前發微信跟章母説，想讓朋友母女在家住一晚，睡阿姨那間房，讓阿姨睡沙發。但沒想到，當天章敏父母去了外婆家，第二天才回來。
“後來我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好，有點太不把自己當外人了，還停留在‘我們是一家人’。”林迪説，之後她和章敏父母在舟山待了十天左右才回北京，沒發生任何事情，“我一直很尊重她爸媽，即便生活中有些觀念衝突或矛盾，我也不會跟他們嗆。”
那天章敏拿這件事指責她時，她覺得“有點百口莫辯”。但她認為，這只是章敏找的一個藉口，目的是讓她離開這個家。
林迪回憶，當時章敏一開始想讓她拿錢，條件是把手續辦掉，放棄孩子的撫養權。她不願意。章敏又提出資助她再做一次試管，讓她擁有自己的孩子。她還是不願意。最後章敏説，你也可以把女兒帶走，你現在立刻就把她帶走。
林迪的第一反應是“我真的可以嗎？”章敏又説，你如果真的把她帶走的話，你會毀了她一輩子；你以後有什麼怨恨，會發泄在孩子身上；你跟她沒有血緣關係，她是有親哥親媽的，她有一天會來找我們，我會告訴她當初是你要把她帶走的，她就會恨你。
這些話一下擊中林迪的軟肋。她最怕的就是傷害到孩子。
“作為一個在家多年沒有出去工作的人，我很怕環境變動導致孩子過很差的生活，我怕孩子受委屈。”林迪説，分手這件事幾乎摧毀了她的自信心，使她時常陷入一種“我真的那麼差嗎”的自我懷疑。她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能力把孩子照顧好。
章敏的那些話，猶如施了魔法的萬鈞之力，壓在她本就茫然無措的心上，以至於不自覺地困在對方的邏輯中，失了方寸。
她決定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再回來解決孩子的問題。
那天下午，她跟孩子們正常告別，隨便收拾了兩件衣服，帶上女兒的出生紙和兩張結婚證，離開了那個經營了七年的家。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見過孩子。
被拒絕的探視
在回蘇州的高鐵上，林迪失控般地哭了一路。她感到無比後悔，恨不得立即掉頭回去。母親來火車站接她時也哭了，她拒絕了母親的擁抱，像被痛苦灼傷到誰也碰不得。
離開原生家庭十幾年，明明已經當媽媽了，突然一下被“打回原形”，以一個如此糟糕的狀態，回到父母身邊，重新變成了那個讓他們擔心的孩子，林迪覺得，她的人生太失敗了。
十天後，在母親的陪伴下，林迪鼓氣勇氣去北京找章敏溝通。“我非常清楚她不會讓女兒跟我走，但我必須要開這個口。”她又緊張又害怕，壓力很大。
林迪先把母親安頓在賓館，獨自前往章家樓下的肯德基，與章敏見面。她回憶，章敏提出如果她要帶走女兒，先把之前給她用的錢還回來。
那兩年在國外受孕生子，花了一百多萬，都是章敏父母出的錢，“我們幫她家裏做事，我們也不拿工資，要花錢的時候，她媽就打一筆錢過來。”
林迪問，你要多少錢？章敏説一千萬。兩人談崩了。林迪想看孩子，便提出要回家收拾東西，章敏説她來收拾，然後就上樓了。林迪回過神來，也跟着上樓了。
是阿姨開的門，女兒在邊上站着，林迪還沒來得及喊她，她就被拉進去了。章敏立刻出來，把門一關，開始罵人，因為她剛發現林迪把女兒的出生紙帶走了。兩人在樓道里爭執起來，不歡而散。
第二天一早，林迪再回去，發現屋裏完全沒有動靜，孩子已不在裏面了。後來她得知孩子被帶離了北京。她去問阿姨，阿姨很為難，表示不便再和她聯繫。
章敏説等過兩天她有空了，可以繼續談。“你這樣我們還聊什麼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林迪和母親當天就回來了。
回到上海後，她開始找律師。她覺得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要回孩子，她很難面對那個“很強”“很有談判技巧”且深知自己弱點的人。很多時候她看着手機，想跟對方説她想見孩子，都不知道怎麼組織語言，聖誕節前好不容易開口了，又遭到對方拒絕。
對她來説，光是面對章敏，就已經是很大的挑戰了。她需要專業的人來幫助她，替她擋在前面。
律師高明月回憶，去年12月下旬林迪第一次找到他時，整個人很消極，情緒非常低落，對自己和案子都沒什麼信心。“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鼓勵她，這是我們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他勸她振作起來，“你要讓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對未來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給你。”
剛和孩子分開那段時間，林迪的狀態不太好
後來有一天，林迪的手機收到了孩子們的體重信息，那是北京家裏一個智能體重秤發送的，説明孩子們已經回北京了。
當時已重新工作的她，趁着元旦放假，連夜坐了火車，於31日上午到了昔日的家門口。
家裏有兩道門，第一道是指紋鎖防盜門，第二道是鋼門。林迪説，她到的時候，第二道門沒關，能聽到裏面有孩子的聲音，章母也在家。她敲門説；“外婆，讓我看一下孩子。”章母很驚訝，馬上打電話讓章敏回家，始終沒有開門。
45分鐘後，章敏趕回來了，劈頭一句“孩子是我的”，她反駁説“孩子是我的”，於是兩人在樓道里又開始了“幼稚”且無意義的爭吵，言語激烈。“她有點氣急，扯我頭髮，抓我手臂，想讓我離開。”
高明月的北京同事袁富連趕到現場時，先是聽到林迪在哭，然後看到個子較高的章敏拽着林迪右邊的胳膊，往電梯方向拉扯，看到她來了，才停止動作。
袁富連説，章敏始終很冷靜，後面警察來了，她也一直強調林迪是代孕的，要來搶她的孩子，還跟她要錢。
那天林迪報了三次警。第一次她和章敏同時報警。林迪回憶，警察來了之後，雙方各説各的，一個拿出了出生紙，一個説有親子鑑定，警察感到很困惑，她把整件事情解釋了一遍，警察差不多聽明白了，就説這種事不是他們的管轄範圍，建議她去法院解決。
警察以擾民為由，把她們帶到樓下談，沒有談好。章敏表示跟林迪徹底劃清界限，然後轉身離開了小區。後來，她把林迪拉黑了。
之後林迪再次上樓敲門，求章母開門讓她看看孩子。因為後來一直沒聽到孩子的聲音，她很擔心，就又報了一次警，求警察讓她看一眼孩子，確認下孩子的安全。警察與章敏取得聯繫，但後者始終沒有出現，並強調孩子不在家裏。警察讓章敏發一段孩子的視頻過來，證明孩子是安全的，然後把林迪帶到派出所做筆錄。
下午4點做完筆錄後，林迪獨自返回章家，發現孩子又被轉移走了，且這一次完全無從得知他們去了哪裏。林迪被絕望擊潰了。她千里迢迢來看孩子，確認孩子就在裏面，離她只有一門之隔，卻一眼都沒見到。
深夜，她第三次報警，或者更準確地説，是傾訴。警察還是來了，規勸無果，又走了。她坐在門口的貓砂上，繼續無望地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麼。
那天北京零下6℃，她一天沒吃東西，沒上過廁所，又冷又餓，身心俱疲，蜷縮在昏暗狹窄的樓道里，就這樣跨了年。
2019年12月31日，林迪蹲在北京昔日的家門口度過了跨年夜
凌晨一點多，她到樓下的麥當勞吃東西。這家店她帶孩子們來過，回憶讓她無法久留，凌晨3點她打了輛黑車，逃也似的直奔火車站，卻不知道火車站也會關門。
她受着凍，心慌了。剛好另一輛車停下，下車的女孩也發現來早了，趕緊又回到車上。林迪請求帶上她，司機和女孩都同意了。司機本想把她們帶到附近的餐飲店避寒，但開了幾公里都沒找到一家營業的店，他乾脆停在路邊，説等到5點再把她們送進車站。
車裏開着暖空調，三個陌生人聊了一個小時，林迪也講了自己的故事。最後司機沒收她錢，還開導她説，只要是你的孩子，你們總歸有一天會見面的。
她被這份善意所鼓舞，心裏重燃起一絲希望。2020年的第一天早晨，她坐上第一班火車離開了北京。
林迪第二次去北京見孩子未果後，所發的朋友圈
漫長的等待
回到上海後，林迪正式委託高明月。1月14日，他們給章敏寄了律師函，希望對方接函後三日內與高明月聯繫，並協商溝通以下事宜：解除雙方法律關係、兩個孩子的撫養和探望、雙方財產分割爭議。但未收到任何回覆。
林迪決定起訴。家人勸她不要打官司，説打了官司就什麼都沒有了，“可是我現在有什麼啊？我連孩子都看不到。”
由於兩個孩子是美國國籍，林迪一開始考慮在美國起訴，但諮詢了當地律師，發現需在當地居住滿六個月才可以起訴。他們又想辦法在北京起訴，但無法取得章敏常住北京的相關證明，對方在北京沒辦過居住證。
於是只能到章敏的户籍地舟山起訴，但考慮到章家有親戚在司法系統，林迪一直有些猶豫，她甚至還試過在蘇州起訴，因之前在父母家為了給孩子打預防針，兩人曾在當地辦過居住證，法院核實發現章敏並沒有在當地實際居住。
後來又遇上疫情，耽誤了不少時間。直到3月中旬，她才正式在舟山定海區人民法院起訴。該院於4月1日受理立案。
舟山市定海區人民法院於4月1日受理該案
起訴書的訴求是兩個孩子的監護權和撫養權，法官覺得很奇怪，特來向林迪求證，問她為什麼要搶別人的孩子。她向法官解釋，她對這兩個孩子的感情是一樣的，任何一個她都不想放棄，“哪怕我沒有權利我也不想放棄。”林迪説，也許有一天，等孩子長大了，他們就會知道，媽咪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們。
律師建議林迪找媒體報道下這個全國首例的案子，或許可以帶來一些正面影響。也有朋友提醒，如果不願意，可以拒絕採訪。但她一次都沒有拒絕，一遍一遍地重複訴説，她希望抓住一切機會，窮盡一切辦法。
“全是為了孩子，不是為了孩子我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分手就分手吧，沒有關係。”林迪哽咽道。
第一篇報道出來後，她很害怕，擔心章敏會打電話來罵她。結果並沒有。後來上了熱搜，又把她“嚇死了”。朋友安慰她，“你知道嗎，你在創造歷史。”
作為一個從2005年就開始做女同公益組織的人，林迪深知這個案子對性少數羣體的意義，站出來發聲對她而言無可推辭，前提是她要保護好孩子和章敏的隱私，“我也要尊重她，不能把她推到人前去。”
林迪説，雖然不認同章敏的做法，但不曾有過怨恨，因為她知道，對方也是在用她的方式去愛孩子。“分手了，她可能希望徹底一點，孩子以後不用問那麼多問題，不會有那麼多困惑。”
近一個月，澎湃新聞曾多次約訪章敏及其代理律師，均未獲回覆。
第一次去北京談判失敗後，林迪的狀態一直很糟糕，尤其過年期間無所事事，她整日躺在牀上，不吃不喝，以淚洗面，好幾次都想放棄自己。但後來又想，還沒有努力到最後一分，憑什麼放棄？
她開始主動屏蔽悲傷，專心工作，每天健身，看書，學滑板，做甜點，甚至開始追星。什麼事能讓她輕鬆一點她就做什麼，儘量讓自己保持平和的狀態。
為了調整自己的狀態，林迪除了定期到健身房鍛鍊，還經常在晚上出來滑板，她説“每天一滑防抑鬱”
通常在夜裏失眠時或夢醒後，會把她拉入情緒的深淵。
有一次夢到她帶兩個孩子去吃早餐，孩子被人抱走了，她瘋了一樣滿世界找，章敏責怪她，你為什麼把孩子弄丟了？醒來後，她崩潰大哭。
還有一次，她夢到去參加章敏和新女友的婚禮，新女友和孩子們相處融洽，像是已經取代了她這個媽咪。即便是夢，也有種難以排遣的嫉妒。她擔心夢會成為現實，時常患得患失。
她猜測孩子們沒有機會接觸到任何跟她有關的信息。阿姨曾告訴她，剛分開那段時間，孩子們會問媽咪在哪裏，但沒有人回應他們。現在已經半年沒有見面了，他們還會想起媽咪嗎？不知道。
林迪時不時會夢到孩子們，有些是傷心的夢，有些則稍微能緩解下她的思念
每過去一天，遺忘就多一分，她與孩子的距離又拉遠了一點。時間是她的敵人。
4月中旬，章敏向舟山定海法院提出管轄異議申請，稱其近年來一直在北京生活，已在北京豐台區連續居住滿一年以上，本案應移送至豐台區人民法院管轄。4月下旬，高明月向定海法院提交關於本案管轄權的書面意見，認為被告未在法律規定期限內提出管轄異議，且提交證據不能充分證明北京豐台區為其經常居住地，應予駁回。
5月26日，林迪收到定海法院通知，案子確定移送北京。高明月判斷，可能又要再等4個月才能開庭。
4月底，接受澎湃新聞採訪那天，林迪健完身回家洗澡，突然悲從中來，大哭一場。“我已經做了15個採訪了，就覺得好累啊，一直在重複，但真的有在改變嗎？我還在等，一個開庭日期都沒等到，一點進展都沒有。”想到這些，她罕見地在白天崩潰了。
採訪末尾，她説她會堅持到底，直到和孩子團聚的那一天。“他們沒有回來，就永遠努力，就永遠努力，不要放棄。”像是給自己打氣般，她重複了好幾遍。
每次看到同齡的小朋友或者相關的事物，林迪都會想起遠在天邊的兩個孩子
林迪給孩子們買的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