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駕駛4路公交車穿過紐約第五大道時，尹秀昌感覺車廂裏也裝着紐約的繁華。
透過駕駛室的窗户，他能看到美國最知名的奢侈品旗艦店、102層的帝國大廈、世界頂尖學府哥倫比亞大學。這是尹秀昌來美之後的“理想職業”，他開着公交車養活了和自己一起移民的一家人。
新冠疫情全球暴發至今，紐約公交系統有136名員工因新冠死亡，尹秀昌身邊最早去世的同事是賽路斯。尹秀昌和大部分紐約公交車司機一樣，一面“大膽勇敢”地回到駕駛室做公交車的主人，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切感染的可能。
有一段時間，因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死，紐約街頭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遊行隊伍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貴）”，堵塞了4路公交車的線路，尹秀昌會在心裏默默説，“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貴（All Lives Matter）”。
以下是尹秀昌的自述。
△疫情前，尹秀昌的工作照
疫情初期，沒人戴口罩
我和媳婦兒都出生在北京。2007年，我們帶着兩個兒子，外加8個大行李箱來到了紐約市，在曼哈頓上城落了腳。那一年我44歲，兩個兒子一個4歲，一個2歲。
來美后，我的“理想職業”就是公交司機，在同等藍領工作中，公交司機的工資足夠養家餬口。經過了7年的學習，我積攢了豐富的駕駛經驗，終於在2014年如願進入紐約公交系統，正式成為一名公交司機。
我駕駛的4路公交車，是一條南北走向的路線，穿過曼哈頓上城的百老匯大道、中城的第五大道兩條主幹線。
4路公交車途徑哥倫比亞大學、聖約翰大教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紐約的地標建築帝國大廈，這是紐約，乃至全世界最為繁華的地段。第五大道兩邊佈滿奢侈品的旗艦店，旅遊旺季時，4路公交上會有很多從歐洲趕來購物觀光的遊客。無論車裏還是車外，一年四季都行色匆匆。
△紐約街頭的公交車
開公交的6年，我在曼哈頓中、上城來來回回畫了無數的“格子”，除了開自己的主要線路，我偶爾也會去其他的線路代班。在曼哈頓開公交，堵車是家常便飯，這些年，我也發生過幾次小剮蹭，但最後，都能順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在美國開公交的日子充實而規律，正常的話，我每天9點上班，開8個小時車，在曼哈頓中、上城往返兩圈，憑藉這份工作，我養活了一家人，我的孩子們也逐漸長大。
2019年年底，我和妻子打算“放下孩子”，單獨出國旅遊，時間就定在2020年2月底到3月初，那段時間是我的年假。這是來美之後，我和妻子計劃的第一次長途旅行。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發打亂了一切計劃，也讓我原本有序的生活變得不再平靜。
武漢疫情暴發之初，我們就在關注中外媒體的各種報道，跟着揪心。那段時間，我們每天都要跟北京的岳父岳母視頻通話，囑咐他們做好防護，還給他們寄去了口罩和護目鏡。
不久，歐洲疫情暴發，美國西岸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先後出現新冠病例，我和妻子的出遊航班也因此取消，我只好在家裏度過這個假期。
紐約第一例新冠感染者在3月1日被確診，他的家住在紐約市北郊區，在曼哈頓中城工作，是個律師，有20個密切接觸者因他感染。很快，紐約新冠肺炎的每日確診人數從幾十例增長到幾百例。3月1日之後，紐約州長、市長每天召開發佈會，通報疫情的情況和預防舉措。
紐約最早的政策是：如果有感冒症狀就請不要出門。紐約州長、市長在每日新聞發佈會上曾説：“不需要戴口罩，地鐵公交不戴口罩是安全的。”
疫情初期，路上幾乎沒有人防護，只有少量亞裔會戴口罩。地鐵公交車每天照常擁擠不堪，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很可能被視為異類。我在新聞裏注意到，有個別戴口罩的人遭到了攻擊。
因為我們對國內疫情瞭解得比較多，為了減少被傳染的風險，媳婦兒決定不讓孩子們上學了。3月6日起，我們一家四口開始居家隔離。
被隔開的車廂
3月9日，我的年假結束，必須回去上班，此時不少同事和我一樣，自發地戴上了口罩。然而，從總統到州長、市長，還有疾控專家，都公開表示“戴口罩沒用，甚至還會起反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的領導也下發了“禁止佩戴口罩”的命令，我只好扛着不戴。
當時，紐約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已經是三位數了，在與同事和乘客接觸時，我心裏難免擔心。我們車場黑人多，見面習慣對拳、擁抱甚至親吻，平時我會盡量躲着熟人走。畢竟在這種情況下，朋友一個善意的擁抱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心理負擔。
紐約市的確診病例很快達到了每天上千人，但好像除了我媳婦兒，其他人看起來都不緊張。我每天下班到家，媳婦兒會立刻把我的工作服拿去高温烘烤消毒，然後往我身上噴消毒液，恨不得把我泡在消毒水裏。
3月20日，紐約當天新增感染4014例，新增住院病人665人，新增死亡數47人。那天，紐約州長終於宣佈了居家令：要求非必需行業的紐約人都在家隔離，必需上班的人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天起，氣氛開始變化，我們車場開始發N95口罩，車場的黑人兄弟也不再跟我對拳打招呼。平時喧囂的曼哈頓街頭突然安靜了。
主幹道上，除了超市、銀行、藥妝店，其他商店都關門了，道路也通暢了很多。公交車，地鐵運送的乘客都是“必須工作”的紐約當地人 ，我的4路公交車減少了班次，車內也少見遊客。我原來坐地鐵上下班，居家令之後，我改成開車或者騎摩托出門。
很快，市長、州長推翻了“不需要戴口罩”的説法，要求出門遮住口鼻，如果沒有口罩，隨便什麼布、圍巾都可以。這種反轉，用中國話説，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撞南牆不回頭”。
為了保護司機安全，我們的公交車也做了一些調整。公交車前部三分之一都被攔上，乘客和司機始終保持距離，所有乘客都從後門上下車，而且要戴口罩。一時間，市面上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消毒紙巾全部脱銷。我在給北京親戚寄口罩時就順便囤了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有口罩用，竟然讓我有一種“很富有”的感覺。
美國疫情快速發展的時候，國內疫情已經有所緩解。我看白巖松説，“抗擊疫情，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華裔打全場”，這話説到了我心坎兒裏。
△政府頒佈“居家令”後，公交車乘客和司機之間也“劃清了界限”
休息室裏的訃告
疫情實實在在來到我“身邊”，是從一張訃告開始的。
我清楚的記得，那天是3月26日，車場司機休息室貼出了一張訃告。我湊過去看，被上面的內容震驚了——一位司機因新冠去世。他是我們整個大公司第二個去世的同事，第一位因新冠去世的是一位地鐵乘務員。
他叫賽路斯，是圭亞那來的移民，在公交公司已經工作了20多年。我跟他説過一次話，不是很熟，看他的身體狀態，我一直以為他50多歲。我從訃告上得知，他已經61歲了。上個星期我還在車場遠遠地看見過他。
工會的人為他操辦了簡單的悼念儀式，在司機休息大廳裏擺上了花束。我聽説，接觸過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居家隔離了。我在美國認識的人少，除了同事，朋友中還沒有感染的人。
△休息室裏貼出一張訃告，同事賽路斯因新冠去世
我的非裔、西裔同事告訴我，他們身邊都有家人、親戚、朋友感染新冠，甚至去世。雖然這樣，來上班的同事都沒有懼色，也沒聽見抱怨，還是按部就班地該幹什麼幹什麼，只是看不見他們之間對拳擁抱了。
紐約市統計結果顯示，感染新冠肺炎最多的羣體是非裔黑人，其次是講西班牙語的西裔，感染比例最少的是白人和亞裔，白人比亞裔還略高一些。很顯然，紐約的新冠不是直接來自亞洲的，否則亞裔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在我們車場，黑人佔絕大多數，作為中國人，我從沒有遭到過明顯的排斥。但坦白講，疫情暴發後，我心裏有顧慮，擔心別人跟我討論中國的疫情，儘量躲着同事。好在公交司機是“一個人”的工作，不需要和團隊打交道。
自從宣佈居家令後，平時嘈雜熱鬧的司機休息大廳也冷清了。往常司機們在這裏打枱球、吃飯，如今大家都躲到自己車裏吃飯休息。走在街上，行人和乘客也都戴上了口罩，第五大道兩旁的商店大多數都關門了。開門的商店門上都貼着“no mask，no entry”（不戴口罩，請勿入內）的標誌。
我的工作也因疫情有所調整，四月底開始，我早晨開三個小時公交車，剩餘的時間，公司派我到指定的站台為交接班的巴士駕駛室消毒。
在接班司機上車前，我要穿着防護衣、戴着防護鏡、口罩，對公交車駕駛室進行消毒，方向盤、手剎、扶手和操作枱都要細緻的消毒一遍。每輛車需要三至五分鐘，每天20多班次，在給這些車輛消毒時我會很認真，因為駕駛室也是我的“戰場”。司機駕駛室除了每天換班時要擦，晚上車回到車場還要再徹底消毒。
我原以為我的這個活兒幾天就會結束，到現在我已經做了三個多月，而紐約的疫情還沒有過去。在外面擦車的日子，我黑了不少，膚色跟車場裏其他黑人兄弟們差不多了。
在等待公交車歸站的時候，我喜歡坐下來，觀察這條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種門店中，支票換現金的服務最火，有時甚至排隊。
疫情發生後，政府發放了一次紓困金，年收入在15萬美金以下的家庭，每個成人可以得到1200美元，孩子可得到500美元，我的賬户，也收到了這筆紓困金，紓困金髮放後，不僅是兑換現金的店火了，首飾店、海鮮店的客人也多了起來。
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貴
100多年來，全天24小時運行的紐約地鐵在五月初改變了政策，破天荒地宣佈夜裏1點到5點禁止一般乘客進站，必須工作的人要出示工作證乘車。這4個小時是地鐵車廂消毒的時間。如此一來，長期寄宿在地鐵裏的流浪漢就不得不帶着家當“升”到地面，尋找公交車過夜。
平時白天我偶爾能碰上流浪漢坐車，我對他們並不陌生，但在夜班遇見，卻是“噩夢”一般，疫情發生後，我值過一次夜班。
晚上11點到早晨5點，上下夜班的乘客一隻手就能數過來，其餘的時間，我都是開着車，載着幾個打鼾的流浪漢跑圈。這些在街上流浪的人因為各種原因不願待在庇護所，選擇在街上流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生活方式”。但他們不戴口罩，這點讓我心理上很難接受。
我記得，那天我載着他們跑了幾圈後，在站台宣佈公交車抵達“最後一站”。我本想關燈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突然聽見車廂傳來咳嗽聲。疫情期間有人在你邊上咳嗽，足以讓人汗毛立起來，我沒忍住説了句“天吶”。然後我馬上打開燈，往後面看去。那是一位60多歲的流浪漢，他穿戴還算整齊，睡得正香。我大聲喊了幾次“最後一站”，他都沒有反應。
我只好走出駕駛室，來到他跟前，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大聲對他説“go”。他似乎受了驚嚇，麻利地站起來，看着這位老流浪漢奪門而出，我心情複雜。
禍不單行，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因使用假幣被人舉報，在拘捕過程中，一名白人警察將其按倒在地，並用膝蓋死死抵住他的脖子長達7分鐘之久，導致其窒息死亡，整個過程被人錄了視頻放到網上。
其實，類似的事件以前上演過很多次，黑人會抗議遊行，遊行者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也很常見，以往都是局部的，而且沒有疫情，持續幾天就結束了，可是這次卻蔓延到了全美。
紐約街頭也開始了抗議活動，一開始人們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貴）”、“hands up，don't shoot（舉起手，不要開槍），“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等口號，但是後來，抗議演變成了“打砸搶”，曼哈頓soho和第五大道的名牌店都被暴徒洗劫。
我在新聞裏看到，一些年輕人拿着棍子敲碎了商店的櫥窗玻璃，抱着鞋盒子從商店跑出來。為了安全，紐約實行了幾天宵禁。
示威者沒有對公交車動手，我聽值班的同事説，有“暴徒”帶着搶來的東西要上他的公交車，但他沒有開門。為了安全，他一路衝過第五大道的名牌店街。那之後，豪華的第五大道，兩旁的商店門上都釘上了木板。
△車場裏的黑人司機們
那段時間，也有一隊遊行示威者路過我現在工作的那條街，遊行的人們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貴）”。我在心裏默默説：“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貴（All Lives Matter）。”
今年已經過去大半，到現在美國全國的疫情還沒得到控制，確診人數持續增長，死亡人數還在上升。據我們內部通報，我所在的紐約市公交公司就已有136人死亡，另外還有46名退休人員因新冠去世。這個數字還會增長，只是速度放緩了。我和我的同事雖然膚色不同，但就工作而言，都在踏踏實實地工作，在疫情期間也盡職盡責。
不管疫情什麼時候過去，不管我們的生活還能不能完全恢復到從前，我們都儘量去適應。我想，大災面前，無休止地抱怨、互相指責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必須接受現實帶來的一切，在心裏默默地許願“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