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江談雄安:最好的規劃,就是要讓它富有彈性

  “最好的規劃,就是要讓它富有彈性”

  ――專訪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

  “雄安在空間佈局上將是組團式的。所謂組團式就是多中心,與北京這類典型的單中心結構城市不一樣。每個組團的規模大概是二三十萬人,佔地二三十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小城鎮的規模。在每個組團內部,又細分為若干空間單元。每一層空間都注重功能混合、自我平衡,而不是像有些城市,工業區與居住區隔着十幾公里,發展了十幾年,也連不到一起,還是孤島。”

李曉江談雄安:最好的規劃,就是要讓它富有彈性

  李曉江。攝影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董潔旭

  本刊記者/蔡如鵬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是雄安新區總體規劃編制的主體單位。作為中規院原院長,李曉江教授同時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諮委)的成員之一,負責對整個規劃把關。

  早在去年中央在決定設立雄安新區之初,李曉江教授就已經開始在為規劃工作做前期準備。這一年多來,他一直在為雄安的規劃奔波。

  “雄安新區的規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李曉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因為這項工作不僅標準高、任務重,更是在為中國將來的城市規劃提供範式。

  在他看來,規劃的先進性並不在於把所有先進的東西都放進去,而在於在空間上,在發展上,給未來各種各樣的可能去預留空間,讓它富有彈性。

  “規劃工作不能着急,時間服從質量。很多事情前期要儘量研究透。”

  中國新聞週刊:雄安新區的規劃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啓動的?

  李曉江:去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有關情況的彙報,確定了新區規劃選址,同意定名為“雄安新區”。

  雖然這個決定當時還不是最終決定,但第二天專諮委組長徐匡迪主席(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編者注)就召集我們幾個開會,通報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讓李平教授從經濟產業方面,我從規劃方面做些準備。回來後,我對誰也沒説,找了幾個年輕人開始收集資料,瞭解這個地區的情況。

  當時做準備的時候,我已經意識到這個新區應該對標深圳,所以也讓同事做了一些深圳發展歷史的回顧,因為深圳最早80年代的規劃就是中規院做的。前期的準備工作,包括收集資料、分析當地的條件,以及醖釀規劃的一些技術上的準備。

  然後5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之後,徐匡迪主席當晚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説政治局會議通過了,規劃工作很可能還是要你們中規院來做。所以説,雄安的規劃工作是從去年5月底開始內部啓動的。

  但那個時候消息還沒有對外公佈,我們不能去現場調研,只能做些初期的工作。記得當時徐匡迪主席去雄縣考察地熱,藉着這個名義,我們也跟着到現場進行了兩天實地調研。

  中國新聞週刊:新區的規劃工作主要包括哪幾部分?

  李曉江:2016年8月,我們在順義就雄安新區的規劃,開過一次大型的會議,包括專諮委的所有專家、相關的規劃團隊都參加了,徐匡迪主席還專門邀請了吳良鏞、張錦秋、錢易三位院士。最後一天,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也去了。

  當時規劃任務主要是兩項,一項是雄安新區的總體規劃,包括起步區的控制性規劃、啓動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這三個是放在一個籃子裏的;另一項是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由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曲久輝院士牽頭。這四個部分都是綜合性規劃。

  這些綜合性規劃的初步方案出來後,中規院、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還組織了好幾期工作營,把行業內的高手,都邀請過來,集思廣益,完善方案。

  今年4月1日以後,總體規劃又細分了22個專項規劃,包括建築標準、環境治理、交通等,每一項都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在負責。

  6月份,我們啓動了啓動區的城市設計國際諮詢,這是新區規劃建設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現在,這項工作委託給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在做,我是學術召集人,負責與各個報名團隊溝通,引導他們儘量滿足我們的設計需要。目前,我們已經從報名的近300家國內外機構中選出了12強,最終要評出3個優勝團隊。

  我理解,整個規劃工作就是三條線,一個是總體規劃,再一個是為總規服務的專項規劃,最後一個就是城市設計的國際諮詢。可以説,這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其龐大的工程。

  中國新聞週刊:目前規劃工作的進展如何?大家都很關心。

  李曉江:目前,各項規劃工作都在穩步推進。大家希望總體規劃能儘快出來,好開展下一步的工作,我們都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規劃工作不能着急,時間服從質量。因為雄安的建設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很多事情前期要儘量研究透。

  “如果建一座新城,能治理好白洋淀的水,這種示範意義的價值會更高。”

  中國新聞週刊:雄安新區選址,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白洋淀。對規劃來説,這是不是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李曉江:我們一致的看法是,要在白洋淀建一個新城,就一定不能讓這個新城守着一片嚴重污染的水。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公佈後,社會上有不少議論,認為白洋淀已經是一片嚴重污染的水體,為什麼還要在這建新城。

  事實也的確如此,白洋淀的水質有四類水、五類水,本身並不完美。但我認為,這其實也是一個倒逼機制。如果建一座新城,能治理好白洋淀的水,這種示範意義的價值會更高。因為,整個華北地區的生態修復、環境治理,實際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很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同時,我個人認為,白洋淀的存在本身就對這個區域的發展,設置了環境的容量要求。有人認為,雄安新區2000平方公里要造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這絕對不可能,首先環境容量就不允許。

  所以,中央對新區規劃的目標,是很剋制的,起步區就100平方公里。按照中國城市建設用地標準,大體上就是100萬人,再加上當地現有的100多萬人,一共不超過300萬人。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規模。這樣的規模不至於對白洋淀,對整個地區產生太大的環境負擔

  中國新聞週刊:在具體的規劃中,如何做到水城相融、藍綠互映?

  李曉江:關於這點,目前我們有好幾種方案,但都沒有最後確定。比如,有的方案提出“望澱”,就是城與澱應該分開,中間留出一些空間,在城裏看得見水,但不一定在水邊。白洋淀周圍應該有非常廣闊的生態環境保護區。

  不管哪種方案,我覺得澱邊的利用,一定要非常謹慎。我們可以利用澱邊資源,但不一定非要住在澱邊。遠足的時候,發呆的時候,我們可以走到澱邊上去,但整個城市跟白洋淀應該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在澱邊上圍起一圈人工“長城”,對白洋淀是一種壓迫,對生態肯定也是一種破壞。

  中國新聞週刊:現在白洋淀裏還有不少村落,在規劃中是如何處理這些村落的,是搬遷還是原地保留?

  李曉江:這些村莊有幾種,有的叫澱中村,它和外界聯繫都是通過坐船出行,完全在澱裏邊;有的叫澱邊村,就在大堤上,因為比較高,不會被水淹到。毋庸置疑,不論是澱邊村,還是澱中村,對白洋淀都會造成污染。這些村有的規模還比較大,如果真要全部搬遷,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但我個人認為,即便不搬遷,澱中村也要改變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第一,環境基礎設施要配全,對生活垃圾、污水要處理;第二,利用水面進行養殖、種植的生產方式應該退出,將來應該發展旅遊、文創這些自然負荷小的生產方式。總的目標就是一個,要千方百計地降低水體的負擔。

  中國新聞週刊:新區起步區所在的位置,是華北平原地勢最低的地方。在防洪方面,規劃有哪些考慮?

  李曉江:防洪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流入白洋淀的河流一共有9條,如果這個區域普降大雨,就有可能出現1963年那樣的大洪水。歷史上,白洋淀本身的水量是不斷變化的。1963年那次大洪水,就把整個地區全淹了,但是上世紀80年代,由於缺水,白洋淀是一片旱地。之後,持續的降雨,又把水灌回去。白洋淀之所以叫澱,和湖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水量更小,變化更大、更劇烈。

  對這樣一個地區,我們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要防洪,另一個還要防澇。防洪無非就是幾個方法,一個是圍堰,修大堤,另外一個就是把城市墊高,墊到洪水位以上。現在當地老百姓就是採取這個辦法,房屋都在高地上,這是人類的智慧。幾千年來,人類其實一直都在優化自己,所以任何自然災害,對於古村、古城損失都很小。這就是歷史的優化,在不斷改進中找到了最安全的方法。

  第二個還要防澇,本地的降水要能及時排出去,排不出去也會被淹。北京城現在就是這個問題,一下大雨就容易內澇。不能光考慮防洪,不注意內澇,兩方面需要平衡。到底採取哪種措施?現在爭論比較激烈。難度在於,既要兼顧防洪和排澇,還要考慮施工成本。如果用大堤圍起來,能防洪,但沒法排澇;如果把整個起步區都墊高,土方量又太大。

  “採取了組團式佈局,讓城市發展

  富有彈性,能夠適應將來各種可能。”

  中國新聞週刊:總書記提出建設雄安新區,必須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規劃怎麼體現這一理念?

  李曉江:我理解,“世界眼光、國際標準”就是眼光要開闊,吸取全人類城建文化的智慧。怎麼吸取呢?一個是我們自己的規劃團隊要敞開胸懷,學習國外的先進觀念,另一個就是讓外國的優秀團隊參與進來。

  這次國際諮詢就有很多外國團隊參與,我們就是希望讓他們直接出方案,用他們的眼光、他們的標準、他們的價值觀來看,雄安新區該怎麼建設。這個過程是開放的、包容的,但絕對不是去照搬一個巴黎、一個倫敦。

  “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就是我們應該有文化自信,堅持高標準。事實上,在規劃之初,我們就有一個原則,規劃工作必須以國內的團隊為主。我們前三十年的建設,照搬照抄的太多,簡單模仿的太多。我們有優秀的人居文化傳統,這次應該真正用現代的智慧去傳承中國文化,去容納當代最先進的工程技術和先進的發展理念,因為這是中國的雄安。

  中國新聞週刊:雄安將來的建築會以什麼風格為主?會是仿古風格嗎?

  李曉江:我相信不會。傳承傳統的人居文化,不一定非要刻意把大屋頂、斗拱、白牆灰瓦這些符號直接展示出來。這不是一種符號化、表象化的東西。我覺得,關鍵是追求一種內在的文化創新,將中國當代文化和歷史文化有機結合起來。

  這次國際諮詢也有日本的團隊。日本是東方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他們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好地把自己的文化和西方的現代文明有效結合起來。我也鼓勵日本的團隊,讓他們把這方面的經驗儘量展示出來。

  中國新聞週刊:那麼,雄安的建築會是一種什麼風格呢?

  李曉江:這個現在還不好説。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雄安的建築將以多層小高樓為主,不會搞高層建築,不會是水泥森林。高層住宅的弊端,現在已經越來越明顯,後期維修、消防都是問題。我一直説,高層住宅以後會是中國沉重的一個社會負擔。

  中國新聞週刊:你剛才提到了對標深圳。你認為,深圳的規劃對雄安有什麼借鑑意義嗎?

  李曉江:對於一個新城來説,規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彈性,要有結構上的靈活性。當年深圳的規劃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上世紀80年代深圳只有十幾萬人,但我們的規劃是按80萬人來做的,基礎設施是按120萬人配的,交通是按180萬人預留的,給城市的發展預留了空間。

  同時在空間佈局上,我們採取了組團式佈局,讓城市的發展富有彈性,能夠適應將來的各種可能。因為如果採用單一結構,城市發展不到那麼大,結構就是殘缺的,但是如果是組團式佈局的話,每一個組團並不大,而且相對獨立,組團內部有住宅區、有產業區、有公共服務設施,發展一個是一個。

  這是當年深圳規劃一個很重要的經驗。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想到,深圳今天能發展到1000多萬人。即便是這樣,深圳的整體結構還是把握得很好,這主要就得益於當年深圳規劃的彈性。

  規劃的先進性並不在於你把所有先進的東西都放進去,而在於你在空間上,在發展上,給未來各種各樣的可能去預留空間,讓它富有彈性。

  雄安將來會不會發展到500萬人,現在誰也不敢斷言。所以,我們在規劃300萬人的合理規模時,也應該在空間上留有餘地。雄安新區在空間規劃上也會是組團式的,這種佈局本身可以為快速建成創造條件,同時也給未來應對不確定性保留了充分的彈性。

  中國新聞週刊:相對於一般的城市規劃,雄安這種近乎在一張白紙上的規劃,哪個難度更大?

  李曉江:應該説,雄安的規劃更有挑戰一些。因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甚至包括豎向的標高。一般城市的規劃,已經有基礎了,無非就是把系統擴充些罷了。不過,反過來説,雄安的規劃,也是難得的機遇。我們可以採用最先進的技術,實現最先進的理念,但它的建設過程也更復雜,充滿了很多未知的東西,不確定性更多。

  “有生活,有高品質的城市環境,有特色的城市空間,有很好的公共服務,各種人在裏面可以充分交流。”

  中國新聞週刊:之前有報道説,雄安將是宜居之城。在規劃方面,新區會如何克服城市擁堵這類“大城市病”?

  李曉江:剛才講了,雄安在空間佈局上將是組團式的。所謂組團式就是多中心,與北京這類典型的單中心結構城市不一樣。每個組團的規模大概是二三十萬人,佔地二三十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小城鎮的規模。在每個組團內部,又細分為若干空間單元。每一層空間都注重功能混合、自我平衡,而不是像有些城市,工業區與居住區隔着十幾公里,發展了十幾年,也連不到一起,還是孤島。

  我們這些年城市發展最大的毛病,就是單一功能的發展。一説園區就全是廠房,晚上吃個宵夜的地方都沒有,而回龍觀、天通苑這些北京周邊的大型社區,附近又幾乎沒有任何產業,每天大家不得不花幾個小時上下班,非常不人性。

  所以,我們在規劃雄安的空間佈局上,儘量減少人在必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其他負擔。在每個組團,甚至空間單元內部,讓各種功能充分混合,就業、生活、公共服務都能兼顧到。當然,這種平衡不是絕對的,只是我們希望能夠在一個比較小的空間尺度裏能滿足人們工作、生活的基本需要。

  中國新聞週刊:除了城市空間佈局之外,在路網交通、市政設施方面會有哪些宜居的考慮?

  李曉江:雄安路網交通的特點,應該是窄路、密網、小街區。這些我們中規院在規劃北川新縣城時已經在實踐了。北川新縣城沒有太寬的道路,路口會放寬一點,但也就是兩個車道。但縣城的路網很密,每平方公里有十公里以上的城市道路,二十公里以上的步行道路,有上下班的步行道路,有健身鍛鍊的步行道路,還有專門給遊客的步行道路。同時,把綠帶、公共空間穿插到居住用地裏面,還創造了一些水景觀、生態景觀。這就讓居民在非常便利的進出的同時,還能享受到一種高品質的人居環境。

  中國新聞週刊:雄安未來將主要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着眼創新。規劃在吸引人才方面有什麼考慮?

  李曉江:創新主要還是要依靠創新型的人才。我們曾對一些很高端的海歸人才做過調研,發現他們希望上班5分鐘,送孩子上學10分鐘,下樓就可以買牛奶買菜,然後花兩個小時去鍛鍊身體。他們的時間價值變了,無法忍受那種被動的時間消費,比如花幾個小時上下班,但是他們會主動地花時間去鍛鍊、去散步,甚至是去發呆。

  7月份,我們專諮委在上海開了兩天會,專門邀請騰訊、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聯網企業做了深入的交流,目的就是一個:如果到雄安發展,他們希望新區提供哪些條件?徐匡迪主席、趙克志書記、許勤省長都參加了會議。

  在交流過程中,我的一個感覺就是,現在年輕人的特點就是多元化的目標、差異化的選擇,這些東西在一個城市裏都要具備,他才會來。但這些東西往往都是在成熟的大城市裏,所以我們如何在新區裏創造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最大的挑戰。

  現在很多園區都有寬馬路、大廣場,樓也很高,但年輕人不買賬。因為他們覺得那裏沒有生活,沒有服務,沒有人際交往。他要的不僅僅是一份工作,一份收入,他要的是未來的全面發展,能不能找到對象,孩子能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能不能一起過來生活,等等。

  我心目中的創新空間單元,不用太大,像深圳蛇口、南山那樣一兩平方公里,但是裏面有居住,有生活,有高品質的城市環境,有特色的城市空間,有很好的公共服務,各種人在裏面可以充分交流。像這樣的地區,短期就可以形成很強的吸引力。

  中國新聞週刊:雄安新區的規劃,你認為會不會成為今後中國城市規劃的一個標杆?

  李曉江:我覺得,雄安新區之所以不在一個老城區的基礎上改造,而是建一個新城區,本身就有這樣一個意圖在裏面,就是要為我們將來的城鎮化,提供一個全新的範式,提供一個難得的探索機會。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我們付出努力。

  (實習生袁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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