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4日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題為《中國必須避免對美誤判》的文章稱，中國看待美國不能跟隨美國國內觀點，對美國的估計必須實事求是，作理性分析，具有足夠的現實主義。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在美國內部，美國衰落的聲音不絕。美國也不乏有人開始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視為“失敗國家”。在外部，特朗普的美國也不被看好。在這次新冠病毒危機中，沒有一個國家向美國求援，這是美國進入世界體系100多年以來的首次。
中國社會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也表現出複雜的情緒。很多人擔心特朗普的非理性和不可預測性，尤其是特朗普眼下面臨不利選情的情況下會如何行為。是否會向外轉移矛盾，而把“中國牌”打到極致？是否繼續升級中美之間早已經展開的冷戰？是否在南海和台灣等中國核心利益上挑戰中國，甚至發動戰爭？
如果人們跟隨美國國內的一些觀點，也以為美國衰敗了，或者以為美國會解體，而可以在國際上“取代”美國，就會犯極大的戰略錯誤。其他國家可以錯誤地理解美國，中國則不可以。因為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其頭號“敵人”，中國對美國的估計必須實事求是，具有足夠的現實主義。
理性分析美國內部矛盾
對美國所發生的一切，必須作理性分析。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今天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其內政的反映。在內部，今天的美國面臨着幾大矛盾。
第一，種族矛盾，主要表現為BLM（“黑人的命也重要”）運動。其他種族的運動也存在，但被黑人運動所淹沒；
第二，階級矛盾，主要表現為巨大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差異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下，美國二戰後成長起來的、也是美國引以為傲的中產階層急劇縮小，中產階級社會演變成為“富豪社會”；
第三，意識形態極端化，主要表現為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矛盾尖鋭化，演變成激進保守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兩者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妥協性；
第四，政治利益矛盾，表現為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之間，兩黨之間的矛盾，光用意識形態來解釋很難説清楚，政治人物自私自利走向極端，他（她）們之間的對立和仇視已經公開化，不可調和。
所有這些矛盾導致了美國治理制度問題，或者如一些人所説的治理失敗。而治理失敗的關鍵在於政黨制度的失效。西方自近代以來，政黨是組織國家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手段。尤其在美國，幾乎所有問題，都要通過政黨政治而轉化成為國家政策來最終得到解決。
美對華政策轉為敵對
所有這些內部問題也以不同途徑反映到國際層面，就出現了很多國際和外交層面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第一，調整盟友關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急速地減少對盟友的承諾，要不就要求盟友承擔維持同盟關係的更多費用，要不就減少對盟友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第二，從國際組織“退羣”。奧巴馬總統開始計劃美國如何有序地從一些對美國影響減小的國際事務中撤出來，而轉向對美國來説更為重要的一些領域。但這一戰略在特朗普上台後，演變為全面“退羣”；
第三，美國內部矛盾的激化，導致特朗普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內部民粹主義的外部表現便是民族主義；在政策層面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反移民等。可以預計，如果美國解決不了國內的治理問題，繼續弱化，美國民族主義會趨於高漲；
第四，軟力量的衰退。特朗普上台後，即使美國的很多盟友也對美國膽戰心驚，小心翼翼地應對美國，既不想得罪特朗普，也不想盲目跟隨美國；
第五，對華政策演變成為敵對政策。在外部，美國已經正式地把中國界定為其頭號對手，俄羅斯次之。美國現在所進行的外交都是聚焦中國，試圖形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來對付中國。但更重要的是，對華政策也成為美國內政的一個重要部分，兩黨競爭着誰對中國更狠。這裏認同政治扮演着關鍵作用。認同政治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具有很長遠的影響，因為它深刻影響着美國社會（民眾）對中國的認知。
美國目前面臨着治理危機
美國內部矛盾的激發和對華實行全面打壓政策，這兩者混合在一起，足以促成一部分人對美國的誤判。這種誤判如果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可以預見，就會很難避免陷入美國所設定的對華政策議程。因此，要制定有效的對美政策，人們需要對美國的現狀，在基本事實的基礎上，做理性分析。至少如下幾點是要有認知的。
第一，美國現在面臨的是由政治危機所引發的治理危機，並非是總體政治制度危機。今天的BLM運動在清算美國的歷史，包括制憲人物在內的政治家的雕像被推倒。不過，制憲人的雕像可以倒，但憲法不會倒；憲法可以修正，但不會廢棄；
第二，美國的制度空間足夠大，或者“制度籠子”足夠大，來容納社會運動。今天的黑人運動，遠遠比不上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當時除了民權運動，還有龐大的反越戰運動。美國的處理方法就是讓“籠子”更大一些，給各社會羣體更多的法律層面的權利。今天的美國認同政治盛行，社會運動碎片化，很難聚集起來對總體政治制度構成有效衝擊；
第三，隨着BLM運動的激進化，保守主義也在崛起。自由和保守力量的較量不可避免，直到雙方移動到一種新的均衡。很少有人會認為今天這樣的抗爭會演變成為內戰；
第四，經濟與政治的分離。資本追求獨立自主，以免受政治權力和社會的衝擊。因此，在西方，所有其他問題不會對經濟產生致命性的影響。政治可以干預、規制和修正經濟，但主導不了經濟規律。這也為此次新冠疫情危機所證實。疫情對美國社會各個方面和日常經濟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但對美國的基本經濟體系並無構成巨大壓力；
第五，並沒有顯著跡象表明美國的硬實力在衰落。再者，硬力量的存在和上升，反過來會助力美國在危機之後恢復軟力量。
中美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
如果能夠照顧到這些基本事實，也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就是與其他國家的發展相比較而言的衰落。如果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較，美國仍然在發展，只是較慢發展；
第二，大國的衰落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軍事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強大的之一。在這個漫長過程中，美國仍有復興機會；
第三，美國沒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創新等領域，仍然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和美國比擬；
第四，美國內部的“衰落論”主要是美國人的深刻危機感所致。美國是一個危機感驅動的社會。和其他國家的國民比較，美國人很少有忍耐性。加上熱衷於報道負面新聞的媒體的大肆渲染，美國社會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機感，而政治人物（因為選票的緣故）不得不回應。不難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國衰落”的聲音，在西方和美國從來就沒有間斷過。
就中美關係來説，結論也是清晰的。
第一，兩國緊張關係是結構決定的，即中國已經崛起到被美國視為真實威脅的程度。
第二，美國可以圍堵中國，圍堵也可以對中國產生影響，但遏制不了中國的繼續崛起。
第三，中美兩國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美國遏制不了中國，中國也取代不了美國。
第四，中美兩國的問題是共存問題。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學會和美國共存，應當是人們思維的起點。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