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可以在2000年重啓，世界將會怎樣
我們進入新世紀，已經20年。
新世紀20年，是屬於中國的黃金時代。
中國擁抱全球化，開啓中國速度，創造中國奇蹟，貢獻“新四大發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從邊緣進入世界舞台中心。
人人都想重啓2020年。如果，一切可以在2000年重啓，世界將會怎樣？
我們回望新世紀在前20年走過的路，看崛起與衰落、融合與分裂、擁抱與紛爭、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
中國需要一個怎樣的世界？世界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中國要如何輸出東方價值、尋求世界認同？
我們邀請鄭永年談國際關係、肖鋒談社會、秦朔談經濟、呂澎談藝術、胡泳談互聯網、歐寧談城市、韓浩月談文化、譚飛談娛樂、令狐磊談生活方式，共同回望新世紀20年的中國生態。不一定全面，但一定真誠，帶着20年個人與時代的體温。
這個世紀還很漫長，我們是樂觀主義者，對世界樂觀，對中國樂觀，對中國人樂觀，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麗新世界亦心存樂觀。
國潮興起，傳統品牌基因尤其是中國元素融入時尚感，深受年輕世代推崇。90後、95後成為此輪國潮熱的主力軍。國潮既滿足年輕消費者對時尚的追求、個性的張揚，又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致敬。
國潮興起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必然結果，也體現了一代人的大國自豪和文化自覺。
從邊緣進入核心，從排外到包容
2005年，《新週刊》在“中國慾望榜”專題中列出了中國人前三位的慾望：有更多錢；國家富強；周遊世界。這三項是緊密關聯的——國家富強才能有更多錢，有更多錢才能周遊世界，只是，年輕人將“有更多錢”排在了首位。
周遊世界的中國豪客震驚了世界，中國崛起給新世紀的全球市場帶來強烈衝擊。
渣打銀行高級經濟學家斯蒂芬·格林提出“中國年”理論，即其他國家的人的變化速度趕不上中國人的變化速度。1個美國年或英國年等於1/4箇中國年，即在中國的生活變化要比在美國、英國快3倍；1個新加坡年大概等於1/2箇中國年，1個韓國年等於2/3箇中國年。
新世紀20年，中國從“不高興”到高興，從邊緣進入核心，從排外到包容。而世界迎來一個崛起的古老帝國，新奇中帶着些許不適。
全球化與信息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動力。此外，城市化、市場化是中國過去20年的發展動力。中國改革開放40年，壓縮了西方工業革命後300年的歷程。
急行軍的中國需要思忖：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
必須承認，雖然高鐵和移動互聯網正在拉平這個時代，但中國的發展還是極度不平衡的。中國巨龍的龍首探入信息化時代，龍身在工業化時代，可龍尾還在農業時代呢！
此外，全球化還伴隨着反全球化：分裂、斷裂與衝突是這一過程的關鍵詞，全球公民與民粹主義，創富與仇富，成功學與反成功學……這一切都在中國上演。
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稱，中國只需從西方下載六大殺手級應用，就能實現現代化。這六大文明應用分別為：1.競爭；2.科學革命；3.法治；4.現代醫學；5.消費社會；6.工作倫理。
眾所周知，殺手級應用必須獲得系統支持。無論是iOS蘋果操作系統還是安卓系統，系統不兼容，殺手級App也會導致死機，或根本下載不了。
假如將中國比作手機，制度就是操作系統，除了強調競爭和法治，還需要加一條——尊重私有產權；而文化就是系統源代碼，中國也需要完成全球/本土化的改造——硬實力要夠硬，軟實力要夠軟，要有被世人廣泛接受的價值觀。
軟實力的本質是靠精神文明成就來影響他人。盛世大唐，萬國來朝，別人主動靠近你，學習中華文化。現在中國硬實力增強，在世界眾多國家又掀起“漢語熱”，但這還遠遠未讓人心悦誠服。
遙想上世紀90年代，中國奔向國際化、與國際接軌，幾乎每座城市都有一座叫“國貿大廈”的建築，以表明中國擁抱全球化的決心和信念。
現在連肯德基早餐都推出豆漿、油條和燒餅了。日本導購小姐身着漢服向中國遊客致敬，巴黎“老佛爺”營業員會説中文。但外媒評中國遊客為“會行走的錢包”，只有文化（軟實力）才能讓人從內心裏豎起大拇指。
就在幾年前，一些歐洲機場的安檢員會拿出中國遊客行李中五花八門的小盒子問“這是什麼”，彼時多數歐洲人還不知道什麼叫充電寶：“噢，你們中國人旅遊時還帶着工作呀。”
我們用充電寶，就是保證永遠在線上。中國永遠處在“ON”的狀態——請問有多少中國人睡覺都不關手機？
中國人連玩《植物大戰殭屍》打通關的速度，都比世界平均時間縮短了一半。該遊戲為適應中國玩家，將通關速度由5分鐘縮短到2分鐘。
你是否有把表撥快兩分鐘的習慣？如果是，那麼你正是中國“快族”一員，奔命在成功的大道上，心中好像有無數條鞭子……
中國崛起是中國人奮鬥的結果。中國人勤勞、心靈手巧，是全球最辛勞的人。中國人苦，但我們不説，頂多吐槽一下就過去了。因為苦是我們的日常。
中國人還着急。坐電梯着急，過馬路着急，坐地鐵着急，辦證着急……我們什麼都着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句詩到現在才應景。
“中國有14億人，受屈辱近百年，慢就要落後。快！再快！適者生存。”“去翻翻歐洲工業化時代尤其是工業化前期的歷史，就知道人家也是由快到慢的。有錢你可以悠閒，沒錢就得為填飽肚子拼命。”
以上是網民的留言。好吧，不快就沒飯吃。
拼命幹活然後買買買，這就是中國人的奔頭。在巴黎老佛爺爆買的，先是日本人，然後是俄羅斯人，現在是中國人。
所謂貿易大戰，就是我們幹得太狠了、價格太低了，讓別人沒活路。
所謂產能過剩，就是9億多中國勞動人口的勤勞雙手缺少用武之地，只有輸出產能，搞“一帶一路”。
所謂成功模式，就是逼出你的潛能直到你成功，所以也叫“逼你成功”模式。高房價逼出你幾十年的潛能，生個孩子就像生了個提款機，幾十年往裏塞錢。還有居住證，計分模式就是記錄你十幾年的辛苦歷程。這證那證，好像無數條鞭子，逼你奮進……我們當然就慢不下來了，有時候一慢下來心裏就發慌。
“在中國，無論是我見到的官員還是企業家，他們都有一顆進取的心。”這是一個駐華十年的《華盛頓郵報》記者説的。
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力主降税，以此向全球企業招手。富士康的郭台銘迎合説，考慮將富士康的手機制造部分搬到美國，為此，將給美國增加1萬個就業崗位。結果，他遲遲未動。
特朗普應該看一看奧巴馬監製的紀錄片《美國工廠》，福耀玻璃老總曹德旺給美國人上了一課。片中，美國員工的工資是中國員工的七八倍，但美國工人仍不滿，而且提出諸多勞工權益。曹老闆在國內何曾見識過？
現在明白了吧，美國工廠之所以外包，就是收割不了藍領，只有外包。中國工廠之所以接包，就是還有人口紅利，工人吃苦耐勞。
近年，西方民粹主義抬頭，貿易保護興起，關鍵是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高回報、高工資、高消費”模式被中國工作模式破了，難以實現“高回報”。
沒了高回報這個前提，哪來高工資和高消費？加上分配向精英階層傾斜，勞工階層工資十年不漲，導致民粹主義崛起。這導致反全球化浪潮在西方某些國家出現——西方可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呢。
總量上，今天的中國製造涵蓋200多個產業領域，中國幾乎是全產業鏈型國家。這打破了比較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製造掏空了別國的製造業。
2018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為4.58萬億美元，美國為2.98萬億美元，日本則為1.27萬億美元。中國工業增加值超過了美、日的總和。中國生產的彩電、冰箱、洗衣機、電腦、空調等工業品，產量世界第一。
競爭力上，截至2018年，華為的研發投入累計達4689億元，思科則是3471億元。且中國的工程師價格比美國的便宜，華為對研發的長期投入，終於在5G時代開花結果。
是中國人工、中國速度和中國價格支撐了中國製造。但特朗普不這麼認為，他叫囂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知識產權。
中國的硬實力是中國製造而非房地產造就，這一點終於在20年後搞明白了——房住不炒。
硬實力靠的是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實業，以及一代勤勞奮鬥的中國人。
但中國崛起的確有它的問題。有網民評《美國工廠》：“沒有8小時工作制、沒有雙休日都是血汗工廠。”“感覺自己被掏空”是近年的流行語，多少行業尤其是互聯網行業早就實行了“996工作制”。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都是“創業狗”“公號狗”“加班狗”。加班文化才是人們默默接受的新常態，直到90後“説不”。
經濟學上有一個“劉易斯拐點”，説的是人口紅利將盡，經濟發展後續乏力。其實還有一個心理上的劉易斯拐點，就是人們的期望值和權利意識超出了現實的承載能力。
什麼是中國製造真正的危機？新一代勞動力不再像父輩那樣任勞任怨了，因為全球化和互聯網，他們的期望值和權利意識向福利國家看齊。
你會問，這難道不是社會進步嗎？如果期望值和權利意識不與創新力、創造力匹配，就很難有真實意義上的進步——因為企業都關門或外包了。
不要以為近年來的產業外移由貿易戰和保護主義所致，其中也有中國自身的原因。下一代勞動力如何支撐中國硬實力，這是個問題。
2019年海南整治“維也納酒店”標牌事件，觸動了人們的某根敏感神經。
當前中國的文化特徵，很難一言以蔽之。有人説是“雜拌主義”，可不嘛，大街上隨處可見林肯公寓、馬可波羅大廈、達芬奇傢俱等歐陸風情，又可見帝都、御府、王府等封建遺存。所以海南、陝西、河北、廣東等地整治“大、洋、怪、重”等不規範地名，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對於“維也納酒店”標牌事件應有更深的思考：如何表現文化自信以及迎接全球化。國際化進程中，如何表現自己的嶄新形象，這對國家和個人都是個難題。
李連杰在一次演講中問道：中國將來為世界輸出什麼？“我們的企業和經濟跟世界上沒什麼差別，但文化產業，思維和方法似乎比經濟改革慢起碼15到20年。”
李連杰説，經常看到孩子們不是拉小提琴就是彈鋼琴、學芭蕾，拿的是蘋果手機，穿的是外國品牌，一天忙活完了都沒找到一箇中國符號，二三十年後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從哪兒生、哪兒長的了。
所以，“我渴望建立一個符號——太極禪。希望年輕人説，我很時尚、很流行，我是炎黃子孫，我有傳承，我願意跟別人分享，我知道生活是什麼”。
2020年，一些設在西方國家的孔子學院呈撤出態勢。怎麼解釋？首先要擺正全球化關係，取得世界認可。
中國傳統文化有沒有普適價值？有的。比如中庸之道、妥協之道，世界需要中庸；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取得了地球人最大的公約數；西方的二元論是對立的，中國的二元論是融合的，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為世界爭端提供解決之道。星雲大師説 “仁”就是我心中有你——這不就是普適價值嗎？
你在世界上立得住，不是靠強迫人家承認，而是讓人家心中有你，發自內心地欽佩你。整治洋名也不能一味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己所欲，亦勿施於人啊。講文化自信，要先打好自身文化的底子。
早在1990年，費孝通先生總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一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指的是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發展本民族文化；“美人之美”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
承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同一對等，和睦相處，共同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如此才能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因此，文化自信要以包容、多元為前提，而不是偏執、狹隘。
隨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家國際地位的提升，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漸強，開始重視對傳統文化的挖掘和弘揚，由此催生《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宮》等文化類綜藝節目。傳統文化節目、老字號興起，都基於“文化自覺”的力量——一個民族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
如果一切可以在2000年重啓，世界會怎麼樣？別人關門時你選擇開放，方顯自信。或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國家層面上，中國需要一個怎樣的世界，世界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文化層面上，崛起的中國需要界定新形象和新文化身份；個人層面上，你既要穿阿瑪尼，也要穿唐裝；思維層面上，你要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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