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話題：婚禮禮金為何困擾中國人2015.12.18日

　　最近有媒體報道，重慶一對新人辦婚禮，新郎四位大學同學沒空參加，也漏送了份子錢，結果新人又專門請客，只請這四人，意在讓他們補交禮金，場面極其尷尬。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被這樣的人情往來困擾?

　　人情往來不是温馨的請客吃飯

　　“作為一個不婚gay，如何面對有去無回的份子錢?”

　　這可能是2015年度，最讓同性戀羣體感到悲傷的話題。和導語裏提到的案例一樣，這些略顯極端的情況，雖然多數人不曾經歷，但大家對隨禮的切膚之痛、鬧心之煩深有感觸。

　　結婚、老人故去、生孩子、孩子中榜、當兵、建房、做壽，這些中國人最看重的儀式，別人請你，你都得隨禮。人不可能“遺世而獨立”，大多數時候總得被社會風氣推着走，所以才有那麼多關於隨禮的無可奈何。

　　在15年前，100元、200元的婚禮紅包還拿得出手，現在你去參加婚禮，紅包裏如果只塞一兩張，等於指着鼻子罵人。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盈利能力慘淡，正是人生最艱難的時期，但婚禮紅包已經水漲船高，從500、800直奔1000而去。因人情往來而壓縮個人消費——“下個月有朋友要結婚，這個包包我先不買了”不是戲言。

　　隨禮是雅詞，在某些地方，也稱作“上賬”。意思不言自明，賬“上”在那兒，等着你來還呢。正因“禮”實際上是必須要還的“賬”，什麼時候還、還多少、誰吃虧，時時刻刻體現着世道人心，也無時無刻不在製造麻煩。

某網友上傳的隨禮風波

　　人情往來在中國已經帶來了“儀式災難”

　　窮困人羣近半收入用於人情往來，這是為了“互助”?

　　“禮金”是一門顯學。長期以來，社會學關於“禮物”“隨禮”的論文汗牛充棟，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一種動態平衡，是民間互助體系，在各家辦大事時，鄰里親朋資助一把，類似於“眾籌”。

　　既然是互助，自然有一個前提——把籌集資金的壓力分散到每個人，對個體而言不會有太大的壓力。但現實情況卻是，經常有媒體報道低收入羣體慨嘆人情份子太重，比如《人民日報》曾報道“一個山區農民家庭年收入僅2萬元，2013年人情隨禮9600元”，這種一半收入拿來人情往來的現象，究竟是個別地區、個別家庭的特殊案例，還是全國的普遍情況?

人情開支已經成了低收入家庭不堪承受之重

　　根據西南財經大學在2012年發佈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國家庭的人情支出，佔總收入比22.1%。這一數據雖然並不低，但尚在咬住牙可承受範圍。但是，若以家庭為單位，按照年收入高低進行分組，結果就有點嚇人了：收入水平處於最低的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佔總收入的45.1%。

　　再來看另一組數據。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0年的調查數據，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情支出佔家庭總收入46.99%。這兩組數據已經説明，對於低收入家庭，人情消費已經成了日常生活的沉重負擔。拿一半收入作為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險”“地位尋求”等説法，都很難解釋。

　　對此，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ngus Deaton(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婚姻市場的競爭對於收入低的家庭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社會聲譽。為了營造好口碑，維護與鄰里親朋的關係，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緊牙關支付高額的人情費用，否則會遭到嚴厲的制裁，而並不是指望這筆錢到時候全部收回來，用於嫁娶。

　　大量人情支出促進了消費?

　　很多經濟學家肯定人情支出，認為它促進了消費，是好事。不可否認，由於婚喪嫁娶時要購買大量的消費品、服飾、煙酒、儀式用品等，且需支付不少交通、娛樂團體演出、餐飲費用，所有這些支出，都將一定程度推動宏觀經濟增長。

　　但這種“儀式經濟”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結論，顯然是片面的。這種結論和由“破窗效應”引申出的“地震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奇談怪論師出同門，都忽視了社會的總財富、居民收入在一定時期內是恆定的，如果在A處的投入是不必要、過度的甚至帶有強制性的，必然有B處必要的、急需的投入資金退而求其次。

　　舉個例子，在舉辦婚禮迎親的當天，很多人都要僱一個車隊在城裏繞一圈，花費少則數千多則數萬。而大多數低收入家庭，年長的父母每年一次的體檢都無法落實，這背後雖然有意識欠缺的因素，但本質上，還是“要把錢花在刀刃上”的貧窮思維佔據了主導。

租來的婚車，繞城一圈，繞給誰看?

　　另外，互相隨禮的風氣，並不僅僅是“今天花的錢，明天收回來”這麼簡單，而是會擴大儀式舉辦的總費用。假設甲乙丙三人相識，甲舉辦儀式時，收乙、丙的隨禮，乙和丙舉辦儀式時亦然。看起來，是甲乙丙三人集資舉辦了三場儀式，和互免禮金的模式相比，總投入並不會更多。其實不然，如果甲乙丙三人都互免禮金，他們舉辦儀式的費用一定會大幅降低，資金會有更高效的利用方式。

　　可以預見人情往來還將長期困擾中國人

　　隨着城市化進程，人情交往逐漸和鄉土社會原生態的隨禮文化產生齟齬

　　有學者研究，從70年代開始，婚禮上參與人數最多的人羣，逐漸由大族羣體系內的親戚變成同事、朋友。這種變化，和城市化進程有關，人走進城市，作為個體，雖然越來越獨立，但在公共生活中依然依附於城市裏的集體——單位，造成同事、朋友在婚禮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已經脱離了鄉土社會原生態的隨禮文化，和現代社會很多理念依然格格不入——比如，現代社會強調人和人不要有複雜的金錢往來，吃飯要AA，不要麻煩別人。

　　這種現象短期內想要改變很困難。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不想辦婚禮，可是不辦婚禮的話，之前送出去的禮金收不回咋辦，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相信這樣的想法曾經無數次在很多人腦海中縈繞，但最後都放棄了，因為答案很簡單：想把錢收回來還不辦婚禮?你當初白吃人家的啦?別人受的罪你也得受。

　　由此可見，要想擺脱人情往來的煩惱，必須讓“互免禮金”成為風潮，如果你父母那輩沒有這種習慣，抱歉，到你這兒還是很難改變，必須等你自己徹底想通，通過整整一代人的徹底改變，才能最終影響下一代，不給下一代造成困擾。結語現在有一種“去傳統中找答案”的文化復古思潮，但是，倘若一種傳統文化已經病入膏肓，造成諸多“儀式災難”，或許就到了該被摒棄的終結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