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話題:婚禮禮金為何困擾中國人2015.12.18日

  最近有媒體報道,重慶一對新人辦婚禮,新郎四位大學同學沒空參加,也漏送了份子錢,結果新人又專門請客,只請這四人,意在讓他們補交禮金,場面極其尷尬。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都會被這樣的人情往來困擾?

  人情往來不是温馨的請客吃飯

  “作為一個不婚gay,如何面對有去無回的份子錢?”

  這可能是2015年度,最讓同性戀羣體感到悲傷的話題。和導語裏提到的案例一樣,這些略顯極端的情況,雖然多數人不曾經歷,但大家對隨禮的切膚之痛、鬧心之煩深有感觸。

  結婚、老人故去、生孩子、孩子中榜、當兵、建房、做壽,這些中國人最看重的儀式,別人請你,你都得隨禮。人不可能“遺世而獨立”,大多數時候總得被社會風氣推着走,所以才有那麼多關於隨禮的無可奈何。

  在15年前,100元、200元的婚禮紅包還拿得出手,現在你去參加婚禮,紅包裏如果只塞一兩張,等於指着鼻子罵人。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盈利能力慘淡,正是人生最艱難的時期,但婚禮紅包已經水漲船高,從500、800直奔1000而去。因人情往來而壓縮個人消費——“下個月有朋友要結婚,這個包包我先不買了”不是戲言。

  隨禮是雅詞,在某些地方,也稱作“上賬”。意思不言自明,賬“上”在那兒,等着你來還呢。正因“禮”實際上是必須要還的“賬”,什麼時候還、還多少、誰吃虧,時時刻刻體現着世道人心,也無時無刻不在製造麻煩。

某網友上傳的隨禮風波

  人情往來在中國已經帶來了“儀式災難”

  窮困人羣近半收入用於人情往來,這是為了“互助”?

  “禮金”是一門顯學。長期以來,社會學關於“禮物”“隨禮”的論文汗牛充棟,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一種動態平衡,是民間互助體系,在各家辦大事時,鄰里親朋資助一把,類似於“眾籌”。

  既然是互助,自然有一個前提——把籌集資金的壓力分散到每個人,對個體而言不會有太大的壓力。但現實情況卻是,經常有媒體報道低收入羣體慨嘆人情份子太重,比如《人民日報》曾報道“一個山區農民家庭年收入僅2萬元,2013年人情隨禮9600元”,這種一半收入拿來人情往來的現象,究竟是個別地區、個別家庭的特殊案例,還是全國的普遍情況?

人情開支已經成了低收入家庭不堪承受之重

  根據西南財經大學在2012年發佈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國家庭的人情支出,佔總收入比22.1%。這一數據雖然並不低,但尚在咬住牙可承受範圍。但是,若以家庭為單位,按照年收入高低進行分組,結果就有點嚇人了:收入水平處於最低的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佔總收入的45.1%。

  再來看另一組數據。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0年的調查數據,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情支出佔家庭總收入46.99%。這兩組數據已經説明,對於低收入家庭,人情消費已經成了日常生活的沉重負擔。拿一半收入作為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險”“地位尋求”等説法,都很難解釋。

  對此,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ngus Deaton(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婚姻市場的競爭對於收入低的家庭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社會聲譽。為了營造好口碑,維護與鄰里親朋的關係,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緊牙關支付高額的人情費用,否則會遭到嚴厲的制裁,而並不是指望這筆錢到時候全部收回來,用於嫁娶。


  大量人情支出促進了消費?

  很多經濟學家肯定人情支出,認為它促進了消費,是好事。不可否認,由於婚喪嫁娶時要購買大量的消費品、服飾、煙酒、儀式用品等,且需支付不少交通、娛樂團體演出、餐飲費用,所有這些支出,都將一定程度推動宏觀經濟增長。

  但這種“儀式經濟”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結論,顯然是片面的。這種結論和由“破窗效應”引申出的“地震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奇談怪論師出同門,都忽視了社會的總財富、居民收入在一定時期內是恆定的,如果在A處的投入是不必要、過度的甚至帶有強制性的,必然有B處必要的、急需的投入資金退而求其次。

  舉個例子,在舉辦婚禮迎親的當天,很多人都要僱一個車隊在城裏繞一圈,花費少則數千多則數萬。而大多數低收入家庭,年長的父母每年一次的體檢都無法落實,這背後雖然有意識欠缺的因素,但本質上,還是“要把錢花在刀刃上”的貧窮思維佔據了主導。

租來的婚車,繞城一圈,繞給誰看?

  另外,互相隨禮的風氣,並不僅僅是“今天花的錢,明天收回來”這麼簡單,而是會擴大儀式舉辦的總費用。假設甲乙丙三人相識,甲舉辦儀式時,收乙、丙的隨禮,乙和丙舉辦儀式時亦然。看起來,是甲乙丙三人集資舉辦了三場儀式,和互免禮金的模式相比,總投入並不會更多。其實不然,如果甲乙丙三人都互免禮金,他們舉辦儀式的費用一定會大幅降低,資金會有更高效的利用方式。

  可以預見人情往來還將長期困擾中國人

  隨着城市化進程,人情交往逐漸和鄉土社會原生態的隨禮文化產生齟齬

  有學者研究,從70年代開始,婚禮上參與人數最多的人羣,逐漸由大族羣體系內的親戚變成同事、朋友。這種變化,和城市化進程有關,人走進城市,作為個體,雖然越來越獨立,但在公共生活中依然依附於城市裏的集體——單位,造成同事、朋友在婚禮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已經脱離了鄉土社會原生態的隨禮文化,和現代社會很多理念依然格格不入——比如,現代社會強調人和人不要有複雜的金錢往來,吃飯要AA,不要麻煩別人。

  這種現象短期內想要改變很困難。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我不想辦婚禮,可是不辦婚禮的話,之前送出去的禮金收不回咋辦,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相信這樣的想法曾經無數次在很多人腦海中縈繞,但最後都放棄了,因為答案很簡單:想把錢收回來還不辦婚禮?你當初白吃人家的啦?別人受的罪你也得受。

  由此可見,要想擺脱人情往來的煩惱,必須讓“互免禮金”成為風潮,如果你父母那輩沒有這種習慣,抱歉,到你這兒還是很難改變,必須等你自己徹底想通,通過整整一代人的徹底改變,才能最終影響下一代,不給下一代造成困擾。結語現在有一種“去傳統中找答案”的文化復古思潮,但是,倘若一種傳統文化已經病入膏肓,造成諸多“儀式災難”,或許就到了該被摒棄的終結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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