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7日的美國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支持率首次達到50%,特朗普落後其7個百分點。儘管民主黨歡欣雀躍地把這個數稱為“里程碑”,然而別忘了美國政壇流傳的那句戲語:“關於特朗普,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一切皆有可能。”從美國政治日漸極端化的趨勢判斷,特朗普或許仍然有更大的幾率繼續執政。預言弗洛伊德事件和新冠疫情雙重危機成為特氏滑鐵盧,恐怕還為之過早。
極化政治的一個後果是,各種政治表達的理性成分都會不斷下降,直至被極端的選邊站隊所取代。
導致美國社會日益走向極端化的,首當其衝就是特朗普和共和黨。“為什麼特朗普只要一有機會就火上澆油,就好像他試圖點燃社會,要將已經深深分裂的美國燒個乾淨。他就是要強迫美國人在支持和反對他之間選邊站隊,目標是通過煽動美國白人羣體,在2020年11月再次成功劫持大選。”法國《世界報》評論員紀堯姆這樣分析。
立足於白人選民堪稱特朗普政治上的必殺技。一系列數字足以説明共和黨人的“白人化”傾向:88%的共和黨選民是白人;目前國會中86%的共和黨議員是白人男性,這其中85%的議員代表着白人比例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區縣;11月大選,全體美國選民三分之二是白人——這也正是為什麼特朗普屢屢高舉“白人至上主義”大旗的原因,弗洛伊德事件的發生沒有改變共和黨的基本盤面,也就不會改變特朗普的政治策略。
被特朗普“劫持”的除了共和黨及其選民,還有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大軍、十餘萬美國新冠逝者,還有美式“民主”和“道德”。
在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200萬例情況下,特朗普依然面不改色地一味強調復工,甚至迫不及待提前重啓競選集會——反正“死人是不會去投票的”。一場新冠疫情,將美國社會的“金錢至上壓倒人命關天”赤裸裸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
在這種極化社會氛圍之下,特朗普慣用的“經濟牌”和“中國牌”屢試不爽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五個月裏,特朗普和他的競選機器將竭盡所能,揮舞各種極端煽動性論調的長鞭,向連任目的地狂奔而去。而退一步來説,即便最後拜登贏得大選,情況也並不會什麼不同。在政綱日趨極化方面,兩黨的精神實質其實是一樣的。
還是先看數字:目前美國疫情最嚴重的五個州,竟然都是藍州且均為“深藍”。這五個州:紐約、新澤西、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和馬薩諸塞是民主黨的鐵盤,僅這五個州的確診和死亡人數均佔全國總人數的近一半——民主黨在應對新冠與在其在內政領域的表現一樣,幾乎沒有任何亮點可言。某種程度上,假如拜登贏了特朗普,真正的原因不會是他顛覆了特朗普的路線,而只會是他學特朗普學得更像。
若進一步前瞻,甚至還可能接着產生類似特朗普這樣的人物領着美國政壇和社會繼續“極化”。湯姆·科頓、馬可·盧比奧、約什·霍利等等,這些平日就公然叫囂反對多邊組織、逢中必反的共和黨“少壯派”們,自疫情以來,頗為極端的民粹主義言行甚至趕超了特朗普。他們叫囂起勁正是在為進軍2024年大選積累政治資本。
可以説,兩黨制已經不是美國解決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本身。在美國民主黨看來,特朗普就是個“bug”,是個悲劇性的錯誤。其實,真正的悲劇和錯誤屬於美國體制本身。
從“超級大國”淪落為“失敗國家”,美國在全球權力結構中逐步下滑的原因,不僅僅源於實力的衰落,更在於其從內政到外交全方位民主感召力和道義基礎的淪喪。這樣一個走向衰弱的超級大國,其高企的新冠死亡率和確診率對全球公共安全構成威脅,拋棄規則、毫無底線的內外政策,也將給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帶來巨大的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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