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壹圖網）
楊大巍 薛倩/文
截至4月28日，美國確診的新冠病例已達100多萬，死亡人數趨近6萬。
雖然在1月下旬，西海岸的華盛頓州已經出現了第一列輸入型病人，但是直到3月初，紐約出現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前，美國還是一片祥和之狀。美國的經濟彷彿一枝獨秀，股市繼續上漲，就業人數不斷升高，失業率降至歷史最低點。與此同時，民主黨黨內之爭烽火日熾；而剛剛擺脱彈劾之擾的特朗普則逍遙局外，似乎離連任的目標越來越接近。
而3月以來，一切開始急轉直下。道瓊斯指數從30000點一度跌至19000多點，失業率可能會達到19%，接近大蕭條時期。特朗普在上任以後所創造的經濟成就，一切讓他得以漠視民主黨攻擊的業績，幾乎在瞬息之間被抹平。死亡的恐懼困擾着人們，經濟及民生方面的壓力更讓生者感到無助。這種狀況下，政府需要出手救助民眾及經濟。
工資保障計劃
美聯儲和美國政府一起進行了救助。美聯儲不僅將利率降至為零，還通過大量購買債券，向市場注入了鉅額資金，儘可能地穩定市場。4月底，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中，負債高達前所未有6.5萬億美元。根據美國財經網站CNBC對經濟學家的問卷，美聯儲的平均負債值最終將高達9.8萬億美元。美國國會已經撥款2.5萬億美元，估計還需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來恢復經濟。此舉之下，股市漸漸走出低谷，徘徊在24000點左右。
3月底，共和黨和民主黨達成協議，通過了一項2.2萬億美元的緊急紓困法案（CARES ACT）。法案的通過，讓中低收入的民眾歡欣鼓舞。法案中對於個人和家庭的援助很快到位，年收入不超過7.5萬美元的個人或15萬美元的家庭，開始收到人均1200美元的救援支票。與此同時，面向中小企業的工資保障計劃（Payrol Protection Program，簡稱PPP）也同時進行，各企業主對此項計劃充滿了期盼。
工資保障計劃的救助對象是5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旨在幫助中小企業度過經濟困境。它為那些在疫情期間收入遽減或失去收入的企業提供資金，使企業能夠繼續發放工資，僱用本可能會被解僱的員工。這項計劃裏的資金，可以用於支付長達8周的工資，時間段為2月15日至6月30日之間的任何8周。支付薪資後所剩餘的貸款，可支付其它允許的費用，包括租金和水電費。每一個有資格獲取貸款的企業，可獲貸款的數目是企業2019年平均月工資的2.5倍。款項必須用於所規定的工資和租金等項目，若符合規定，這部分貸款可獲豁免而無需償還。工資保障計劃的具體設計、管理和操作，由小企業管理局（SBA: Sm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在財政部的支持下，通過各個銀行進行。
用於工資保障計劃的經費，高達3490億美元。根據法案規定，這筆資金應該優先考慮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受到鼓舞和刺激，顯然對社會能起到積極作用。至少在民情和民意方面，整個社會可以從疫情籠罩之下的愁困和煩抑中得到舒緩。
合法的欺詐
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工資保障計劃的實施上曾經發生爭論。民主黨希望通過返税而發放現金，或者通過財政部直接對工資發放進行管理；共和黨則希望能將這一計劃交付私營的金融機構執行。民主黨誠然希望政府能夠直接管理和操作這批貸款的發放，但是這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實行，最後共和黨在爭執中佔了上風。
很難説哪一種方法能夠更好地實施這一計劃。規定中500人以下的企業，可以指同一公司，不同地點的分支機構。這一規定寬泛而模糊，許多大型的上市公司也得以進入貸款計劃。3490億美元是一個天文數字，國會遊説集團難以不對此覬覦。所以，幾乎可以肯定，這一貸款設計上的漏洞正是遊説的結果。
不過縱觀美國曆史，凡由政府牽頭進行的救助法案或計劃，很少能夠得到很好地設計和執行，儘管每一項法案或計劃的初衷都是良好和積極的。2010年，民主黨推出的奧巴馬健康保險，意在保障每個人都能獲得可以支付的醫療保險，但事實上，保費幾年之內飛漲，一些剛剛跨入中產階級的民眾不得不支付高昂得離譜的醫保，不少人最後只能放棄保險。
同樣的，這項本可以成為重啓人們信心的貸款計劃，在開始施行的兩週後就招致了許多的民怨。在第一輪3490億美元的撥款中，250家上市公司一共獲取了超過9億美元的貸款，而根據財務狀況來看，這些公司都不應該獲得貸款。例如市值為4.05億美元的DMC Global，獲得了670萬美元，市值44億美元的洛杉磯湖人隊獲得了460萬美元，汽車銷售商AutoNation更獲得了7722萬美元……迫於壓力，有一些大的企業，比如湖人隊已經宣佈退還所得的貸款。
3490億美元的撥款不到兩個星期即已告罄，而很多小企業仍然是兩手空空。3000萬小企業中，僅僅只有16%的小企業獲得了貸款。上市公司有許多渠道可以籌集到資金，而小企業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渠道，如果沒有政府出面救助，只能無奈而絕望地等待倒閉。
上市公司攫走大額貸款，其原因當然首先與銀行有關。媒體指責美國四家最大的銀行（BankofAmerica；ChaseBank；WellsFargoBank和USBank），稱其不公平地優先處理大客户的貸款申請，以賺取更高的佣金。工資保障計劃的初衷是儘量地保護和支持小企業，尤其是餐飲、旅館和娛樂等服務性行業。疫情之際，由於居家令的實行，這些企業不得不關閉，沒有收入。它們是首先應該獲得資助的企業。然而大客户帶給銀行的佣金更豐厚，銀行難免不為所動而優先服務大型企業。
公允地説，銀行和大企業固然是貪婪，但工資保障計劃的失誤，其實更在於設計的缺陷。
銀行追逐資本，大企業追求利潤，存在於二者的天性之中，説起來也是天經地義。在媒體披露貸款的去向之後，雖然已有15家上市公司表示將會退還貸款，但大部分的企業表示不會退還。因為一則他們沒有違反法規，再則這些企業聲稱他們同樣需要資金保持現有的員工。而從法律角度上來説，銀行選擇性地進行操作，也並沒有什麼漏洞。大企業既是銀行的VIP客户，又有專人負責其文件準備，銀行在第一時間處理其申請顯得無可挑剔。
不同於傳統的貸款程序，銀行首先要對貸款方進行資格審核，在這一次貸款過程中，銀行只是要求貸款方進行自我確證，確定自己在資格方面合格，在申報內容方面屬實。所以，這是更多地建立在誠信機制上的一次大型貸款計劃。長久以來，美國在許多方面依賴誠信制度。細小處如在許多場合進行的年齡核實，重大處如報税，皆是仰賴於每個人的誠實。誠信制度曾經非常有效，但是當今之日，世風日下，美國的誠信制度實際也已經接近破產。這也是為何美國在税表之中，增加了越來越多的信息核審部分。工資保障計劃不幸依賴於這樣一個瀕近破碎的體系，其執行過程之中所將遇到的困難和麻煩，就基本可以預料。
對於500人的上市公司來説，證實自己在財務上的困境，並非難事。即便他們有更多的渠道籌集到資金，但經濟在衰退，財務在縮緊，也是一個普遍的事實。然而一家上市公司所獲取的貸款，往往相當於成百上千的小企業可獲得的金額，事實上使數量巨大的小企業微小卻是重要的希望破滅。但是在法案沒有做出更詳細的規定之前，要求大公司退出貸款，實際上是以一種略顯抽象的倫理標準，去要求企業行事；而要求銀行對大、小企業一視同仁，亦是基於同樣的標準。兩種要求在執行過程中，皆是有所勉為其難。
銀行的抱怨也有許多。4月1日是貸款計劃實施的前一天，有些銀行的總裁在這一天還在給華盛頓的官員打電話，要求給予更多的時間理解工資保障法案。貸款計劃在4月2日10點鐘開始實施，可是銀行直到當天的幾個小時之前，才收到財政部關於此項計劃的細則。申請過程中，由於計劃的要求並不明確，銀行的各種表格一改再改，引得一片怨聲載道。更令人不解的是，財政部似乎未就3000萬中小企業所需資金進行計算，未能預料計劃與現實要求之間存在着的巨大差異。4月2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向人們誇口説，企業一天以後就會收到貸款，可是兩個星期之後，許多企業仍然毫無所獲。
工資保障計劃的第一次貸款行動，以一片狼藉收場，而華爾街日報則將此稱作為合法欺詐（Legallyfraud）。
社會責任
工資保障計劃實施所引起的民怨，凸顯了企業在利潤和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工資保障計劃實際上不僅意在救濟市場和中小企業，更是為了提振民心，並讓民眾重新建立起對政府的信心。但是第一輪貸款結束，人們看到的幾乎只是負面效應：獲得貸款的大企業，立刻陷入公關危機，企業形象和信譽深受打擊；兩手空空的小企業，則對政府感到失望。
銀行和大企業在這場貸款行動中，雖然一切循法，卻忽視了其社會責任。他們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似乎進行了一種更大更為可恥的欺詐。這一瞬間，人們也許會懷念起嫉富如仇的伊麗莎白·沃倫和伯尼·桑德斯。他們對銀行和大企業進行嚴格監管的政治主張，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而民主黨的種種理念也更顯其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圍繞工資保障計劃所發生的爭論，涉及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兩種經濟理念：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經濟理論。共和黨深受弗裏德曼（MiltonFriedman）的影響，推崇市場經濟的主張。作為芝加哥學派的領袖，上世紀7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弗裏德曼反對用道德框架去指導公司的運作，他認為 “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賺取最大的利潤”（Theonl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companyhasistomaximizeitsprofits.）弗裏德曼被稱為20世紀後半葉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的影響不僅在經濟方面，也幾乎重塑了美國社會。
與弗裏德曼觀點相對立的是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經濟學派理論。這一學派所秉承“鐵責法案”（IronLawofResponsibility，又稱“長期自利法案”TheLawofLong-RunSelf-Interest），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必須與其社會權力相稱”。這種社會責任所指向的社會公平，為民主黨所強調。
由於小企業在這次貸款中的不公平遭遇，社會責任引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拜登看到了人們由於大型企業的貪婪而感到的不滿和憤怒，開始把矛頭指向弗裏德曼的市場經濟學説。在4月27日接受採訪時他説：“弗裏德曼已經過時了，人們將願意解決一些長期存在的體制不平等問題”，這當然是指一味追逐資本和利潤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拜登誠然無法撼動弗裏德曼畢生心血所成就的學術主張，不過在現時提出社會責任，抨擊大型企業的貪婪，強調改變不公平現象，不僅能夠喚起社會的良知，更將打動那些瀕於破產和倒閉的企業。這一主張的提出，順時順勢，其社會效應對於共和黨和特朗普來説，都是一種挑戰。
工資保障計劃的政治影響
工資保障計劃是疫情的產物，也是美國兩黨政治的產物。事實上，美國疫情走至今日，兩黨需要共同擔責。一月疫情進入美國之時，特朗普正飽受彈劾之困；二月，為了抗議特朗普關閉中美通航，佩洛西以反歧視之名號召人們去中國城就餐；三月，疫情日益嚴重，特朗普每天與媒體進行對抗……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疫情問題上，無法進行充分和及時的準備。如今，共和黨希望早日恢復正常，而民主黨則極力阻撓，疫情在大選之年完全被政治化。美國的兩黨之爭，成為防控疫情的最大障礙。
雖然疫情之下，兩黨一致通過了工資保障計劃，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緊急紓困法案的討論之中，其實是爭相加入了自己的要求。共和黨推出工資保障計劃；而民主黨則適時推出疫情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方案，使得在疫情期間的失業人員每週能夠獲得救濟金，數額大大超過許多人原本的工資。如果不考慮美國的財政狀況，在這次疫情中，民眾確實是極大受惠。也因此，許多人不願再回去工作。
工資保障計劃款項的不合理分配，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迫於壓力，在4月21號的媒體吹風會上譴責了這些大公司的行為，但態度模稜兩可，也未指責銀行。姆努欽的輕描淡寫引起民主黨人的指責——特朗普政府只為大企業服務。而這一指責，共和黨人似乎難以開脱。
聯邦政府開始修改規則，敦促大公司退還貸款，聲稱要對拿到200萬美元貸款的公司進行審計；同時一再指出，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具備貸款資格。在一片混亂和民怨之中，聯邦政府為工資保障計劃重又注入3100億美元，並在4月27日上午10點開始新一輪的貸款。小企業聽聞消息緊張而又急切，銀行也備感壓力，獲取貸款的操作如同搶奪最熱門的音樂會門票，或者更直白地説如同搶錢。3100億美元很快也會用盡，而根據計算，如果要滿足所有小型企業的需要，紓解其壓力和困境，至少需要1萬億美元的資金。
小企業主對於工資保障計劃的混亂操作深為困惑和不滿，這對於特朗普來説是致命的。如果特朗普不及時表態並開始調查小企業管理局及大銀行的黑箱操作，初衷良好的工資保障計劃將會成為特朗普的滑鐵盧。特朗普的基礎選民中，包括諸多的中小企業人士。他們不僅會深深失望，而且會進而感到憤怒。對於特朗普來説，小企業主載舟覆舟，他們的態度將會決定總統選舉人的命運。而特朗普很可能會因處理不當，而在2020年的大選中深受影響。
工資保障計劃再一次提醒政府，在處理危機和執行方案時，他們是多麼地低效和無能。這一計劃也將美國的企業置於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良心拷問。華爾街和大公司如今賺的缽滿盤滿，正是時候認真考慮一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黑石（BlackRock）投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Fink）曾經諄諄告誡他的客户，要想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繁榮，每家公司不僅要提供財務業績，還要展示自己是如何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的。
這大概是這一特殊時期給人們最深刻的啓示。
（作者系美國財税專家，現居美國亞特蘭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