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公司把控履約險和信用保證保險風險敞口後，融資擔保成為了助貸平台和資金方合作時的首要選擇。
事實上，2020年前後，越來越多的頭部助貸企業，通過自建融擔公司的方式，給資產在資金方處增信。
信也科技於2019年11月21日，成立了100%持股的福建智雲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玖富、拉卡拉、PPmoney等頭部機構，也緊隨其後。
“自建融擔公司，更能把控業務風險。”來自一家助貸平台的方凱對消金界説道。
該模式減少了產業鏈參與者。“中間商少賺差價”的結果是，平台方就可以將這筆錢“納入自家腰包”。
當然，自建融擔公司存在着天然風險。
如部分助貸平台並沒有將“融擔服務費”算在用户總利率裏面，導致借款利率超過了36%這條監管紅線，涉嫌打擦邊球。
而小貸公司、助貸平台設立關聯融擔公司的方式，也曾被認作“獲取不法利益”。
如此看來，融擔這樣的增信方式，依舊存在着風險隱患。
傳統融擔公司把控風險能力成疑
一個既定的事實是，銀行離不開助貸平台、卻又對大多數助貸平台資產質量不放心。
增信產品就變成了剛需。
消金界曾在《助貸遭遇波折！四大上市險企收緊信用保證險，下一個增信產品會是誰？》一文中，詳細闡明瞭各大上市保險公司已經開始縮減信用保證保險、履約險的業務規模。
融資擔保於是成了新寵。
一般意義來説，融擔公司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持有融資擔保牌照的“正牌”融擔公司；另一種是既有AMC（資產管理業務）、也有融擔業務的公司。
“但符合監管要求，具有全國營業資質，能和助貸平台相匹配的融資擔保公司着實不多。”方凱説道。
據多位業內人士表示，部分融擔公司在信貸業務實操中，並沒有真正的風控能力。
企查查信息顯示，一家註冊資本金為10000萬元的成都瑞信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成都瑞信”），就曾因為賠付問題，導致法人代表脱瑜成為高消費限制對象。
安某與農行成都光華支行於2015年5月15日簽訂了《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穗貸記卡汽車分期業務擔保借款合同》。
成都瑞信作為擔保人，向農行光華支行出具了擔保函和承諾函，為安某向農行光華支行申請的77000元汽車分期付款業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但安某並未按照合同約定還款，成都瑞信也未履行償付義務。
經多次催收無果，銀行方面將安某和成都瑞信一併起訴至人民法院。
法院於2019年9月10日宣判，成都瑞信應按照合同，替安某償還債務。法人代表脱瑜也成為限制高消費對象。
由於沒有辦法真正把控債權風險，很多助貸平台在和傳統融擔公司合作時，往往把後者當成通道，僅僅是利用了融資擔保牌照。
據方凱表示，部分助貸平台和融擔公司的合作時，需要助貸平台簽署一個“反擔保協議”。
名義上是融擔公司兜底風險，但實際一旦用户發生逾期，還是助貸平台自行賠付用户。
事實上，那些資金體量大，又有足夠科技實力支撐的頭部助貸平台，往往選擇自建融擔公司。
好處在於，融擔公司和助貸平台屬於同一個體系之下，雙方更加知根知底，省去了磨合成本，也能根據自身實力來評估、兜底擔保風險。
“融擔服務費”超標？
頭部助貸平台自建融擔公司的另一大好處，可以將“融擔服務費”盡數納入自家口袋，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在助貸平台和資金方的合作中，一旦引入融貸公司，需要支付給融擔公司放款總額2%-3%的“融擔服務費”。
這筆錢，往往最終轉嫁到C端客户頭上。
頭部助貸平台通過設置關聯融擔子公司，就可以將這筆錢“納入自家腰包”。
但問題在於，“融擔服務費”究竟算不算在用户總費率裏面；助貸平台或者資金方，通過設立自家融擔平台的方式，究竟是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從“兩高兩部”在2019年10月末發佈的《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來看：“非法放貸行為人以介紹費、諮詢費、管理費、逾期利息、違約金等名義和以從本金中預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關數額在計算實際年利率時均應計入。”
規定中似乎並沒有提及“融擔服務費”。
不過就目前看來，雖然助貸平台、融擔公司是兩個主體，用户向助貸平台和資金方正常繳納利息、向融擔公司繳納融擔服務費，但一旦加上融擔服務費，對客總利率超過監管紅線，勢必存在監管風險。
2019年11月11日，徐州法院裁定，平安普惠通過設立關聯融擔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貸，以達到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甚至可能涉嫌經濟犯罪。
平安普惠方面隨後發公告稱，平安擔保公司、平安小貸公司的業務基本模式為，小貸公司提供借款，融資擔保公司提供保證擔保，不存在獲取不法利益的情況。
在業內人士眼裏，“對客總利率超過監管紅線”，是這起黑天鵝事件的最大起因。
也有部分人士疑惑，這種設置關聯融擔公司的方式，自己給自己增信，是否真的合適？
事實上，在各種投訴平台上，消金界發現多起加上“融擔服務費”後利率超標的案件。
總的來説，頭部助貸平台自設融擔公司的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現象。其中的風險問題，不得不加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