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主辦的全球治理論壇（2022 年春季）在京順利舉辦。會上發佈《大殺器？美國對俄羅斯制裁評估與啓示》研究報告，多位政治、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專家共同探討美對俄製裁將對全球造成的深遠影響及啓示。光大銀行原副行長武健在論壇上做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武健 光大銀行原副行長
冷戰結束數年後，地緣政治格局並未按西方預言家所認定的“文明的衝突”方向重構。相反，“零和思維”和“霸權主義”仍然佔據全球政治經濟的主導。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除了軍事幹預，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金融制裁不斷加碼。實際上，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來，西方先後對俄羅斯實施了近100輪的經濟金融制裁。此次，他們繼續堅持以金融制裁為主的導向，對俄羅斯的國際收支、進出口貿易、外匯平衡乃至宏觀經濟穩定產生了重要的衝擊。與此同時，也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嚴重負面溢出效應。俄羅斯針鋒相對、毫不畏懼。雙方博弈的手段和殺器顛覆了認知，也敲響了金融安全的警鐘，給了我們很多深刻的啓示。
啓示一:本輪金融制裁的背景凸顯了地緣政治衝突中金融強權的必然性，要理解和把握好國家“戰略工具箱”，強化國家金融安全保障的戰略意識。
本輪制裁源於俄烏衝突，實則是地緣政治較量的產物。30年來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合作協同,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它又是一把雙刃劍，衝擊原有的國際政治格局，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具複雜性和不穩定性，俄烏衝突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產生。俄烏之戰，表面是俄烏較量，核心是美俄博弈，實質是國際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也擁有重要地位。金融制裁體現了國家金融權力，既是維護國家戰略安全的對外常用工具，又是大國博弈的有效手段。只要地緣政治衝突存在，金融制裁的存在就具有長期性和必然性。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複雜局面使中國的金融安全環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當務之急就是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充分理解和運用好國家的戰略工具，強化國家金融安全意識，迎接當前面臨的挑戰。一方面，要落實好我國外交戰略的總體要求，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和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主要內容的新安全觀，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在和平的崛起中，儘量避免防止純粹的對抗性衝突。目前,要特別防止地緣政治衝突在亞洲重演，阻止西方社會在亞洲引入陣營對立，拒絕亞洲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棋盤，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將可能產生的危機、爭端、衝突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要堅決落好國家“十四五”經濟發展戰略，不斷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這是應對一切挑戰和制裁的不二選擇。發展是硬道理，這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心願和共識。當然，這種發展一定是統籌和安全的發展、高質量的發展。相比俄羅斯在能源、糧食和軍事佔有的戰略優勢，這種統籌和安全的發展一定要抓重點、補短板，從而確保在應對挑戰和制裁中獲得有利的地位。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金融已經完全融入全球，成為與許多國家關係的壓艙石。這種密切的、雙向的經貿關係，是西方經濟難以脱鈎的重要原因，更是防止其切割性制裁的關鍵所在。
啓示二:本輪金融制裁遵循的仍是“金融霸權”和“長臂管轄”融合基礎上的霸權邏輯,要勇於和善於運用“法律工具箱”，堅持反制裁的措施依法合規。
冷戰結束後，美國常常以勝利者自居。他們普遍認為，歷史的發展和民主化的必然趨勢是導致集權體制的垮台的重要原因。同時，霸權主義是解決世界上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美國是世界各國國內變革的最終裁判者，應以強權在世界動亂地區強制推行自己的解決方案。於是，美國頻繁地將其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之上，將叢林法則和霸權主義推行到極致。所以,美國金融制裁的邏輯體現在金融霸權和長臂管轄就顯而易見了。美國金融霸權的基礎是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中心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特別是1971年佈雷登森林體系的瓦解後，美國放棄了美元與黃金掛鈎，其行使金融霸權變得更加任性；長臂管轄作為其政治操弄、維護霸權的武器,常常打着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國家秩序和人權的旗號，弱化國際法地位，打擊競爭對手。兩者融合在一起，制裁不僅僅適用於本土，還延伸到與美國存在各種聯繫因素的外國機構和個人。
應對這種強權邏輯只能是在遵照國際慣例和規則的前提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去年，我國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就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為了捍衞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也是為了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該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遵守依《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所承擔的義務，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了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不僅解決了阻斷的法律依據，及時阻止外國非法制裁可能產生的損害，使制裁不發生效力，而且解決了反制裁的法律依據，對於對方的制裁，可以依法根據需要選擇同等制裁或者更嚴厲的反制裁。該法提供的一系列法律工具，必將成為金融反制裁的利器。
啓示三：金融制裁與反制裁的博弈顛覆了傳統的金融思維定勢，要準確和妥善運用好“金融政策工具箱”，構建準、穩、狠的反金融制裁的阻斷機制。
此輪對俄羅斯金融制裁的力度是史上最嚴厲的，而俄羅斯的反擊措施也是相當激烈的。雙方出手態勢不亞於一場金融領域的核戰爭，其影響完全超出想象，甚至顛覆了傳統思維定勢。
在經歷經濟全球化多年後，世界經濟金融水乳交融。歐洲對俄難以逆轉的能源依賴，相互依存的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決定了這場金融博弈一定是動一發牽動全球。短期看。俄烏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歐洲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美國卻贏得盤滿缽滿。長期看，俄羅斯被此輪經濟金融制裁壓垮的可能性並不大，反倒是制裁者被反噬,全球經濟在脆弱的平衡中再次受到衝擊。實際上，這些凍結外匯儲備資產、剔出swift系統、金融圍獵、凍結加密貨幣等一系列的極端做法，嚴重衝擊着傳統金融思維、文明以及秩序, 背離了互聯網金融確定的科技無國界、去中心化、自由交易等原則，最終將被冠予背棄契約精神、摧毀基礎規則、踐踏了民主法治的罵名。顯然，這場博弈就是一場地緣政治衝突引發金融安全危機的路演, 活靈活現為全球敲響了警鐘。
基於上述挑戰，應對策略一定要做到未雨綢繆,要準確運用一系列金融政策工具組合，保障國家外匯儲備安全，強化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搶佔數字貨幣技術高低，建立相對完善通暢的國際收支結算替代通道，降低對美元清算的依賴。 一是對於外匯儲備積累引發的“美元陷阱”安全問題，要建立一種動態調整工作機制，對持有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多元化配置，減少美聯儲貨幣超發、高通貨膨脹或美元購買力下降、美國凍結中國美元資產帶來的風險。同時，這種結構調整要管控好節奏和比例，既避免被説成將美債變成威脅或打擊美國的武器，引發報復或金融制裁，又可避免短期內因大量拋售引發美債價格下跌而蒙受損失；二是對於禁止使用Swift和美元清算系統、關閉賬户，凍結資金帶來的安全問題，要通過加快推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加快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應用，尋求建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多渠道並行工作機制，要防止金融制裁“核武”造成的衝擊。三是對於人民幣國際化與美元競爭帶來的安全問題，關鍵在選擇好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路徑，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在美國定義的戰略競爭對手的框架中，人民幣與美元的競爭更多的體現在戰略影響的層面，而非貨幣功能方層面，所以選好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非常重要，它對於減少兩者之間不必要竟爭創造了條件。從這點來看，選擇“結算—投資—儲備—計價”的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面臨歐美國家的阻力會小一些，結算貨幣功能由此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石。四是對於境外上市企業被圍獵或勒令退出市場引發的安全問題，現階段建立雙邊或多邊與政府或金融監管部門的暢通溝通工作機制非常關鍵。此輪俄羅斯境外上市企業遭制裁和前期中概股遭遇的強勢圍剿打壓，的確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一方面我們要堅持繼續對外開放不動搖，支持各類企業到境外上市。同時，要建立與該國政府和金融監管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和機制。目前，美歐經濟是難於與中國完全脱鈎，為溝通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完善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的建設及相互聯繫顯得就更為迫切了。
啓示四：金融制裁與反制裁博弈強烈衝擊着世界經濟金融格局，要選擇理性、穩妥的方式，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改革創新。
俄烏衝突，使經濟全球化受到嚴峻的考驗，世界經濟金融格局也面臨着深刻變化。這輪金融制裁無論輸贏，都表明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出現了紊亂的端倪，美國霸權根基也出現了裂痕，由此導致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面臨深刻的變革。首先、美元霸權必遭反噬。隨着美國信用的過度透支和貨幣政策的任性，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信用貨幣體系的基礎發生了動搖，去美元化成為態勢。特別是此次俄羅斯採取的盧布反制裁措施，以“天然氣盧布”、“黃金盧布”直接挑戰“石油美元”，如果其他能源大國效仿，則美元地位將面臨嚴峻挑戰；其次、金融制裁的邊際效益遞減。金融制裁與反制裁之間的博弈，帶來的是全球經濟金融無序和混亂，由此很難精確的測算輸贏，至多是殺敵壹千，自損捌佰，制裁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同時，以逐利為目的的美國金融資本及寡頭也不會放任自流；第三、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針對俄烏衝突，美國的一系列行為和表演無不體現“霸權至上”、“美國優先”，這必將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聯合反對美國，甚至包括西方同盟也並非鐵板一塊，從而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世界力量格局得以重塑，美國一霸獨大的單極國際秩序就將逐漸變成多極化的國際秩序，這就是對冷戰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最大沖擊。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衝突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深刻的變化，美元霸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在IMF、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中仍有重要的話語權，同時在《巴塞爾協議》、《保險核心細則》、《證券管理目標和原則》等重要的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發揮着主導的影響。因此，面對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動盪，中國如何化解潛在的金融危機並在國際經濟金融舞台發揮重要正向作用，是考驗中國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的試金石。
實事求是地説，中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時間不長，短時間內也很難發揮重要決策的作用，但我們也不能被動的、簡單的融入該體系，更不能教條或全盤接收已有的國際金融規則。要藉助於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日益增長的綜合影響力，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改革和創新，改革已有的不合理的規則和制度，比如，我們要繼續選擇與Swift的合作，同時要積極推動Swift的去政治化，強化其專業和中立的立場。積極建立或升級一些有關區域金融合作的新國際制度。使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新興國家有話語權，並想分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創新的成果，為創造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作出貢獻。
責編：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