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同時，中國糧食生產的重心卻在逐漸北移。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0-2020年，15個北方省份糧食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比重，迅速從45.65%攀升至59.22%。
北糧南運，已然成了當下糧食產銷格局的典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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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糧食產量是廣東的6倍
據國家統計局公告，202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949萬噸，同比去年增加565萬噸，增長0.9%。
與經濟掉隊不同的是，北方省份在糧食生產方面，卻佔據主力地位。
2020年糧食產量10強省份中，北方佔據6席，其中黑龍江，河南、山東霸佔前三甲，三省的糧食總產量佔全國糧食生產的比重接近3成。
其中，黑龍江以7541萬噸的糧食產量領跑全國，這一產量約為中國經濟最強省廣東同期產量的6倍。
對比2000年和2020年各省糧食產量佔當年全國總產量的比重，可以直觀體現各省糧食產量貢獻度的變化趨勢。
31個省份中，20年間對全國糧食產量貢獻度增加的僅有12省，除安徽一省外，其餘11省無一例外均為北方省份。
其中，黑龍江、內蒙古、吉林三省貢獻度增幅最為明顯，這三省近20年糧食產量佔全國的比重分別從5.51%、2.69%、3.54%，增長至11.26%、5.47%、5.68%。
與之對應的是，四川、廣東、浙江三省，近20年間糧食產量佔全國的比重降幅最為顯著，分別從2000年的7.30%、3.81%、2.63%，下降至2020年的5.27%、1.89%、0.91%。
若從南北方考察，20年間，15個北方省份糧食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比重，從2000年的45.65%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59.22%，而南方省份糧食產量佔比，則從2000年的54.35%一路下降至40.78%，跌幅達13.57個百分點。
由此看來，中國糧食生產重心北移的趨勢明顯。
此外，若按照國際公認的糧食安全線——人均糧食佔有量400千克計算，共有15省（10個南方省份、5個北方省份）人均糧食佔有量（糧食總產量/常住人口總量）低於安全線。
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福建這5個經濟發達地區，人均糧食佔有量排名全國末5位。廣東糧食產需缺口一直較大。以2018年為例，據廣東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公告，2018年廣東從外省採購和進口糧食合計約4100萬噸，其中從國內糧食主產區調入糧食約2000萬噸，約佔當年全省糧食消費量的37.04%。
同期，黑龍江、內蒙古、吉林、河南、安徽人均糧食佔有量全國領先，這5省在保證省內常住人口糧食需求的同時，還有餘糧可供調出。
今年5月，內蒙古農牧廳廳長孫振雲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內蒙古作為國內主要糧食規模調出省區之一，常年調出糧食1250萬噸以上。
河南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副局長劉雲也在今年6月表示，河南每年向省外調出2000萬噸原糧和1000萬噸製成品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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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面積北漲南降
那麼，中國糧食生產的重心為何會逐漸北移。
是因為南北土地播種面積的差異嗎？
眾所周知，經濟的快速增長常常伴隨着農業用地向工業、基礎設施和住宅等用途的轉移。那麼，南方是否因為經濟快速發展，播種糧食的土地被大量佔用，導致南方省份播種面積佔比大幅下降，從而催生了中國糧食生產重心的北移？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2020年，中國大陸31個省份的糧食播種面積共計增加了6195千公頃左右。
2011至2020年間，31個省份中，有15個省份糧食播種面積實現正增長，其中北方省份佔據10席，黑龍江糧食播種面積漲幅最大，9年間共計增加了2935.1千公頃。
同期，還有16個省份糧食播種面積負增長，其中福建糧食播種面積跌幅最大，播種面積減少了392.8千公頃。
假若按南北劃分，9年間，北方省份與南方省份糧食播種面積則呈現出不同變化趨勢。
2011-2020年，北方15省糧食播種面積累計增長了7231千公頃，而同期南方16省的糧食播種面積卻減少了1036千公頃。
播種面積北漲南降之下，北方省份糧食播種面積佔全國的比重也逐步攀升，一路從2011年的55.19%增長至2020年的58.46%，漲幅為3.27個百分點。
同期，北方糧食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比重也從55.46%攀升至59.22%，漲幅達3.76個百分點，與播種面積佔比的增幅大致相當。
由此看來，中國糧食生產重心北移的一大成因，即是糧食播種面積方面，北方省份在擴張，而南方省份在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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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非農就業拉力大於北方
除了糧食播種面積北漲南降外，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伍山林的研究結果表明，當人均耕地資源短缺，並且非農產業吸引力較大時，農民在糧食生產上的投資將是緩慢增長，甚至可能絕對減少的。
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陸文聰也認為，在經濟發達地區，由於非農就業機會較多，非農收入成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體，從而導致農民種糧積極性降低，發達地區糧食生產規模縮減。
首先，從人均糧食播種面積來看，南方的人均播種面積相對於北方，明顯更為短缺。
據搜狐城市統計，人均播種面積排名前10的省份中，除安徽、雲南兩個南方省份外，剩餘的8省均為北方省份，黑龍江、內蒙古、吉林三地的人均播種面積排名前三甲，其中黑龍江以人均5.77畝的播種面積領跑全國，是同期廣東人均播種面積的近20倍。
而在非農產業就業拉力方面，隨着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南方省份的非農就業拉力顯著大於北方省份。
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來看，2019年末，南方16省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1.69%，而同期北方15省的城鎮化率為60.18%，兩者相差接近1.5個百分點。
這意味着蓬勃的南方經濟，為農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進城就業機會，從而使其脱離了單純的農業生產勞動。
即便是那些常住農村，沒進城的農民，也由於南北經濟結構的差異，生產活動有着顯著的差別，這在他們的收入結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當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淨收入、財產淨收入、轉移淨收入四部分組成。其中，工資收入與經營收入中的非農業生產活動收入併為一類，可記作非農勞動收入，而經營收入中來源於農業生產活動的部分，則記作農業勞動收入。
以浙江、吉林兩省為例，2018年，浙江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7302元，而同期吉林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僅有13748元，約為浙江的一半。
除了收入總量懸殊外，兩省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也極為不同。
憑藉發達的鄉鎮工業，以及濃厚的經商氛圍，2018年浙江省農村居民的工資收入為16898元，來自第二、三產業的經營淨收入為4455元，即非農勞動收入達21353元，佔總體收入的78.21%，而來自農業生產活動的經營收入只有2222元，佔總體收入的比重不足1成。這表明，浙江農民的生產活動早已不再侷限於農業產業。
而同期吉林省由於非農就業機會較少，人均耕地資源豐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來自農業生產活動的經營收入成了當地農民收入的主體。
2018年，吉林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來自農業生產活動的經營淨收入達7043元，為同期浙江的3倍，佔總體收入的比重超過一半。
此外，2018年吉林省農村居民的工資收入只有3521元，約為浙江的兩成，來自第二、三產業的經濟收入更是隻有浙江的16%左右。這意味着，在吉林，農村居民的生產活動依舊以農業為主。
浙江、吉林兩省農村居民不同收入結構背後，實質是兩地非農就業拉力的顯著差別，而這不過是南北經濟差距擴大下的縮影。
陸文聰預計，隨着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國內糧食生產會進一步向人均耕地資源豐富、農民非農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比重較小的地區轉移與集中。
而這歸根結底還是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南北方在不同經濟、社會、技術條件下，按照各自區域的利益格局以及比較優勢，進行重組資源的結果。
備註：
1、糧食總產量為夏糧、早稻和秋糧產量的總和，其中包含穀物、豆類、薯類三大類。
2、北方省份，係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南方省份，係指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海南、廣西、四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參考資料：
[1]國家統計局糧食產量、播種面積數據
[2]中國耕地變化及其對生物生產力的影響——兼談中國的糧食安全，中國軟科學
[3]中國糧食生產區域特徵與成因研究——市場化改革以來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
[4]南糧北調向北糧南運演變成因的探討——兼南北方兩個區域糧食生產發展優勢和消費比較，中國經濟史研究
[5]中國糧食生產的區域變化：人地關係、非農就業與勞動報酬的影響效應，中國人口科學
[6]浙江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灰色關聯分析，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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