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0年9月22日，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表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自此，“碳中和”熱度持續攀升，那麼“碳中和”應該如何理解？又將帶來哪些投資機遇？本篇為您將一一闡述。
報告正文
一、何為“碳中和”？
2020年9月22日，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表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具體而言：1)“碳達峯”是指，給定區域內的企業、團體或個人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到歷史峯值。2)“碳中和”是指，給定區域內的企業、團體或個人在給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温室氣體排放總量，可以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相互抵消，即系統整體在給定時間內達到二氧化碳的相對“零”排放。
二、為何發展“碳中和”？
2.1 全球視角下，“碳中和”是共同使命，勇挑大國擔當
伴隨全球工業化進程推進，全球温室效應不斷凸顯。隨着人類對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工業化進程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全球氣候出現變暖。牛津大學的統計數據顯示，19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為50億噸。到了1990年，隨着歐、美、亞各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深，全球碳排放量超過210億噸，四十年間增長三倍。世界氣象組織在《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聲明》中指出： 由於全球温室氣體排放持續增長，未來五年極有可能出現新的年度高温紀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個連續10年都比1850年以來的前一個10年更熱；2015—2019年的全球平均氣温已經相較於工業化前時代水平顯著升高了1.1攝氏度。工業化進程加速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温室效應的凸顯。
温室效應加速凸顯，負面影響日益暴露。伴隨全球氣温加速攀升，温室效應帶來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而且這一影響正在由自然逐步擴散至人類自身，温室效應治理勢在必行。
1)全球生態系統面臨嚴重破壞。據《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19》顯示，全球海洋升温與酸化會對珊瑚礁、貽貝海牀、藻類棲息地等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據《氣候變化中的海洋和冰凍圈特別報告》，20世紀全球海平面已經上升了15釐米，而近年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已經達到了3.6毫米/年的歷史最高值，若人類未進行有效應對，全球變暖進一步加劇，全球海平面到本世紀末預計將上升60~110釐米。
2)氣候失衡對糧食安全形成巨大負面影響。氣候變暖直接打破了全球億萬年來形成的熱量平衡，引發厄爾尼諾現象，導致了全球極端天氣事件頻發，近年來由極端天氣引發的水旱災害也日漸頻繁，每年因洪水和乾旱導致大量土地顆粒無收，引發了大範圍的糧食短缺等問題，據《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聲明》預計，2019年全年的“氣候難民”總人數接近2200萬，使得全球營養不良人口數持續增長。
3)人類健康面臨更大威脅。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監測數據表明，氣温升高正在加劇登革熱病毒的傳播，近年來登革熱的發病率在世界範圍內急速攀升，目前全球約有一半的人口面臨着傳染的風險。另據美國媒體2009年12月5日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地球發燒也給人類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其一，過敏加重，研究顯示，隨着二氧化碳水平和温度的逐漸升高，花期提前來臨，讓花粉生成量增加，使春季過敏加重。其二，物種正在變得越來越“袖珍”，隨着全球氣温上升，生物形體在變小，這從蘇格蘭羊身上已現端倪。其三，腎結石增加，由於氣温升高、脱水現象增多。其四，外來傳染病暴發，水環境温度升高會使蚊子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使瘧疾和腦炎等時有暴發。
全球氣候治理意識逐步強化，“碳排放”管控合作機制陸續建立。鑑於全球温室效應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1992年5月，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計劃將地球大氣中温室氣體的濃度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以避免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干擾。1997年，各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基礎上進一步簽署了補充協議《京都議定書》。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從2005 年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從 2008 年到 2012 年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温室氣體排放量要在 1990 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 5.2%；而發展中國家則從 2012 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為了推動各國完成減排目標，議定書提出了三個合作機制，包括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這些機制允許發達國家通過碳匯交易的方式完成各自的減排目標。
《巴黎協定》明確“碳中和”目標，加速全球氣候治理。2015年12月，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正式通過了《巴黎協定》，該協定為 2020 年以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安排，其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温較前工業化時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並努力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在本世紀後半葉實現淨零排放。隨後，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將《巴黎協定》的目標轉化為國家戰略，提出了無碳未來的願景。據Climatewatch統計，截止2020年底，全球已有74個國家和地區(包括27個歐盟國家)，已提交了新的或更新的有關減少碳排放的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計劃，佔全球排放量28.5%；而且已有83個國家表明將積極制定計劃，以減少本國碳排放，佔全球排放量46.1%。總體而言，世界各國積極響應聯合國號召，全球“碳中和”聯盟加速擴張。
全球氣候治理困局下，大國擔當責無旁貸。在《未來五年全球氣温預測評估》報告中，WMO預計未來五年，全球一個或多個月份温度比工業化前温度水平高出1.5攝氏度的概率接近70%，全球平均氣温超過工業化前1.5攝氏度的概率約為20%。全球氣温趨勢抬升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全球氣候治理困局中，“碳減排”是世界各國的共同使命，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國，更應肩負起大國擔當，切實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2.2 中國自身視角看，“碳中和”意義深遠
2.2.1 “碳中和”驅動能源新舊轉換，提升國家能源安全
煤炭仍為國內能源供給主體，且國內“煤改氣”性價比較低。從我國能源消費供給結構看，煤炭仍然是我國的主要能源供給，儘管近年來伴隨國內供給側改革和新型能源的逐步替代，其佔比已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主體地位，截至2019年底，其佔比仍約為57.7%。此外，國際主流發達國家大多處於煤炭到天然氣的能源重心切換階段，我國雖也在近年來持續加大“煤改氣”的供暖改革力度，但是天然氣能源供給佔比僅為約8%，這主要源於我國天然氣產量明顯不足，對外依賴度明顯高於其他能源替代品，這也是我國“煤改氣”能源改革面臨的重要阻礙。
“碳中和”戰略將加速化石能源出清，驅動能源跨級改革。從能源品類出發，傳統煤炭、石油、天然氣均為化石能源，其能量釋放均將伴隨大量二氧化碳的釋放，這也是工業化階段，全球碳排放增量的重要來源。而“碳中和”戰略則鼓勵新型清潔可再生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逐步替代，這將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動力的“碳排放”需求。鑑於我國能源供給主要依賴於煤炭，且天然氣對外存在明顯依賴，新型能源是我國未來能源改革的最佳方向。實際上，近年來，我國水能、核能和風能等新型能源的佔比已經明顯提升，截至2019年底已增至15.3%，而“碳中和”戰略無疑將繼續加速這一進程，從而驅動我國直接跨越“煤改氣”的主流改革路線，實現跨級能源改革。
逆全球化趨勢下，能源安全重要性明顯提升，“碳中和”戰略有望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伴隨全球經濟發展，能源品的競爭也日益激烈，能源安全在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逆全球化趨勢之下，能源國際貿易也將承受更多不確定性，能源層面的對外依賴正在成為各國未來發展的重要風險。而“碳中和”戰略有望推動我國的能源安全戰略從渠道端向源頭端延伸，推動能源新舊動能切換，逐步降低對傳統能源的外部依賴，從而在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增強經濟發展確定性與穩定性。
2.2.2 “碳中和”倒逼產能提效降耗，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我國能源消耗集中於工業部門，提升降耗成為“碳減排”重要環節。長期依賴，我國憑借“中國製造”實現快速發展，這一模式也決定了工業在我國能源消耗中的絕對比重，近20年工業部門能源消耗比例一直維持在65%以上。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直接決定了工業部門自身的“碳瘦身”將成為我國“碳減排”的重要環節。一方面，碳中和戰略將進一步倒逼低效產能的升級換代和落後產能的淘汰，另一方面還將推動國內工業製造效能的全面提升，通過加速電氣化、互聯化和智能化等多個維度切實推進工業部門的生產效能。
“碳中和”為全行業提供可比評價體系，見證產業升級高效推進。從供給側改革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向各個行業不斷滲透，而“碳中和”目標的提出無疑為各個行業提供了更為明確的評價可比體系，單位增加值對應的碳排放實際上就是一個對各行業均適用的一個效能評價指標，而且這種結果導向型的觀測指標更有利於推動產業各環節的全面升級，進一步推動中國製造從“高質量”走向“綠色高質量”。
2.2.3 “碳中和”發掘中國優勢，進一步提升中國影響力
我國可再生能源優勢顯著，“零碳”新能源產能豐富。儘管我國在原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全球儲備中處於明顯劣勢，但我國在可再生能源中，實際上已經具備明顯優勢。2013年以來，我國可再生能源總產能加速攀升，截至2019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產能約75.86萬兆瓦，同期歐盟和美國產能僅分別約為49.68萬兆瓦和26.45萬兆瓦，我國優勢明顯。此外，從水能、風能和太陽能等“零”碳排放的“零碳”新型能源產能看，我國水利發電產能自2009以來一直維持明顯領先優勢，太陽能和風能產能也分別在2017和2018年超越歐盟，產能優勢全球領先，而這些產能儲備都將是我國“碳中和”目標實現的重要支撐。
“碳中和”國際合作契機下，推動技術與標準輸出，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碳中和”作為氣候治理的重要一環，離不開廣泛的國際合作。而藉助國際合作的契機，我國不僅應積極貢獻“中國力量”，降低“碳排放”；還可憑藉在新型能源領域的現有優勢繼續推動貿易升級，謀求在新能源技術和相關標準的輸出，從製造輸出向技術輸出邁進，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三、如何看待我國“碳中和”？
3.1 “碳中和”任務重：碳排放存量大且增速快
我國碳排放規模全球居首，存量壓力巨大。據BP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碳排放總量達到341.69億噸，而中國碳排放總量達到98.26億噸，位居全球首位，佔比約29%，且碳排放量幾乎達到同期美國的兩倍，存量碳排放縮減壓力巨大。結合人均水平看，我國人均碳排放自21世紀以來明顯抬升，陸續超越法國和英國，現已逼近德國和日本。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長期面臨區域不均衡的特點，經濟發達東南沿海地區的碳排放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這些都意味着區域碳減排將面臨更大壓力。
我國碳排放增速長期高於全球，且近年來又有所提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明顯加快，碳排放增速也持續高於全球水平，而且超額增速幅度長期維持在5%上下，21世紀初期更是一度突破10%，這也是中國碳排放快速拉昇的重要階段。從各國碳排放歷史水平對比看，發達國家已陸續實現“碳達峯”，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就達到歷史峯值，法國和德國大致在70年代末達到峯值，美國和日本則分別在2007年2013年陸續達到峯值，而中國碳排放目前仍處於上升期，且近年來增速還有小幅抬升，未來實現“碳達峯”仍面臨較大壓力。
3.2 “碳中和”時間緊：碳排放需要急剎車
世界各國積極響應“碳中和”戰略，而中國碳減排壓力明顯更高。自《巴黎協定》簽署以來，世界各國積極響應聯合國“碳中和”號召，目前已有約20個國家以政策宣示或法律法規形式支持“碳中和”目標達成。結合目標日期設定看，中國2060年的目標日期相對晚於其他國家，但是結合碳排放縮減壓力看，中國的碳減排壓力無疑最大。我們以近5年碳排放變動均值作為當前碳減排水平，並將當前碳排放規模平攤至當前至目標年份中，作為理論上年均碳減排規模，相比而言，中國在有限目標時間實現碳排放歸“0”的壓力明顯高於其他各國，因而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中國碳排放需要在排放環節實現明顯的“急剎車”。
3.3“碳中和”結構：高碳排放行業佔比高，碳減排壓力集中
我國電力與供熱碳排放貢獻過半，且製造與建築業佔比明顯高於發達國家。根據IEA的統計，發電與供熱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部門，佔比高達42%，其次為交通運輸業、製造和建築業，分別達到25%和18%。但是我國的碳排放結構與世界整體水平，尤其是歐美髮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異。其一，我國碳排放更加集中於發電與供熱部門，佔比達到51%，高於世界整體水平的42%，更明顯高於歐盟的33%和美國的38%；其二，我國製造與建築業的碳排放佔比明顯高於世界和歐美國家，達到28%，位居我國第二大碳排放部門，而這一水平尚不足歐美國家的交通運輸業碳排放佔比。因而，我國的碳排放更多源於製造和建築業，而非歐美髮達國家的交通運輸業，中國碳減排面臨着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結構性難度。
工業與建築業經濟貢獻超4成，預計將成為中國“碳減排”改革難點。從部門“碳減排”視角出發，電力與供熱更多需要從源頭治理出發，積極增加新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逐步降低碳排放，而工業和建築業則將更多基於能源應用環節的提效降耗。前者主要依靠新能源自身成本的壓降，後者的則有賴於各細分行業的全面產業升級，因而後者預計將成為“碳減排”的改革難點。一方面，製造與建築業一直是我國重要支柱產業，GDP貢獻長期維持在4成以上，產業涉及範圍廣，上下游聯繫密切，而且貢獻大量的就業崗位，其產業升級將面臨諸多社會現實問題的掣肘；另一方面，產業自身的改革動力相對較弱，相關鼓勵政策的制定將面臨有效性和精準性的挑戰。
總結而言，我國的“碳中和”之路不僅時間緊、任務重，而且還面臨中國特色的結構性問題。如果説新能源替代是我國在全球視角下具備的“碳中和”優勢，那麼工業與建築業的產業升級與碳減排將是我們面臨的“碳中和”難度，我國“碳中和”勢在必行但道阻且長。
3.4全國自上而下積極響應，長期政策支持可期
各部委積極響應號召，“碳中和”藍圖規劃積極推進。繼中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後，國家“十四五”應對氣候變化規劃思路研討會再次強調要儘早部署實現中長期氣候新行動目標路線圖，儘快出台《二氧化碳排放達峯行動計劃》，加強對2035 年遠景目標的論證，系統謀劃“碳中和國家”建設基本方略和實施路線圖。2020年10月以來，發改委、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各部委積極響應中央號召，認真探討並制定“碳中和”執行計劃，央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也與各部委聯合發佈《關於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積極促進“碳中和”投融資協作。結合發改委規劃意見，未來大致將沿着六個方向推進，一是大力調整能源結構、二是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三是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四是加速低碳技術研發推廣、五是健全低碳發展體制機制、六是努力增加生態碳匯。
各省市碳減排規劃加速推進，“碳中和”具體政策落地可期。中央定調“碳中和”後，各省市積極響應，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廣東在內的10個省市已經陸續出台相關規劃和政策制定方向，預計伴隨兩會的召開，各地具體政策也將陸續落地。“碳中和”作為國家近40年的長期發展戰略目標，有望獲得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的持續關注和支持。
四、“碳中和”征途中，藴含哪些投資機遇？
從“碳中和”定義出發，為了實現該目標，主要涵蓋三大環節，涉及諸多行業變革：
其一是“碳源頭”，能源結構的改革，推動“低碳”，甚至是“零碳”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推薦關注：1)光伏、風電、核電等綠色能源；2)特高壓電網、儲能等配套設施；3)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行業龍頭。
其二是“碳應用”，“碳源”通過適當形式能量轉換後應用於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不斷進行能源轉換和應用，這一環節則應注重效率提升和能量節約，具體將體現在各製造業的產業升級和產品設計的節能導向上。推薦關注：1)新能源車，新能源電池及配套充電樁；2)低碳環保建材、裝配式建築；3)鋼鐵、有色和化工等高能耗材料製造業龍頭。
其三是“碳排放”，生產過程及末端均將涉及碳排放，且形式可能存在固、液、氣各類形態的碳排放，這一環節應注重廢氣、廢物淨化處理和環境保護。推薦關注：1)垃圾焚燒、2)環衞電動化、3)環保設備、4)節能設備、5)資源再生。
4.1 “碳源頭”：新舊替代趨勢明確
1)能源供給——光伏、風電與核電
新能源替代趨勢明確，關注光伏、風電、核電等新能源供給側投資紅利。據IRENA在《Reaching Zero withRenewables》報告中關於BES(Baseline Energy Scenario)、PES(Planned Energy Scenario)、TES(Transforming EnergyScenario)、DDP(Deeper DecarbonisationPerspective)幾種假設情形的分析結果，提升可再生能源佔比均是最重要的減排方式。此外，結合我國的碳排放結構和可再生資源有優勢，我國各項新能源領域均有望迎來新一輪政策支持，加速對傳統能源替代，享受新一輪能源變革推動的供給側紅利。推薦關注光伏、風電、核電等綠色能源及其相關配套設施的投資機遇。
2)能源傳輸——特高壓、儲能設備
綠色能源加速推廣，傳輸與儲能需求望繼續釋放，關注特高壓、儲能環節投資機遇。伴隨能源新舊動能切換，電力傳輸需求也將進一步釋放，未來還要加快構建智能電網，加大跨區域輸送清潔能源力度，保障清潔能源及時同步併網，未來特高壓電網建設有望繼續提速。此外，電力產能的高效傳遞與應用還有賴於大量儲能技術的應用，一方面，儲能可以彌補火電調頻響應速度慢的劣勢，提高機組運行效率，也可以與間歇性能源如風電和光伏發電等新能源配套使用，起到緩和波動和平滑控制的作用，滿足併網要求，同時提高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儲能可以提供調頻、調峯等輔助服務，緩解電網阻塞，延緩輸配電設備擴容升級，提升電能傳輸效率；此外，儲能可以與分佈式光伏配套使用，實現電力自發自用從而降低用電成本，也可作為備用電源，在電路故障時保證供電可靠。儲能需求在未來電力產生和傳輸的各個環節均將迎來持續的需求釋放。
3)傳統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行業龍頭
傳統能源需求下行，行業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關注細分能源龍頭優勢。“碳中和”大背景下，傳統能源的需求將逐步降低，而且對原有產能的效能要求將逐步提升，因而相對低效的落後產能將逐步被淘汰，而具備規模效應和資本技術優勢的行業龍頭將受益於行業集中度的持續提升。具體而言，從碳排放能源分佈看，焦炭、柴油、汽油、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碳排放居多，相關細分領域的產能或將率先獲得集中度提升。
4.2 “碳應用”：轉型升級，節能減排
1)交運應用——新能源車、新能源電池與充電樁
交運新能源景氣再提升，繼續關注新能源車產業鏈投資機會。新能源汽車對燃油汽車的替代是交通運輸行業的重要碳減排措施，而且NEV積分政策近年來呈現收緊趨勢，未來可能還將繼續收緊，以加速新能源車滲透率。2020年10月印發《新能源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新能源車產業發展規劃再次重點強調了“發展新能源汽車是我國從汽車大國邁向汽車強國的必由之路，是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發展的戰略舉措”。此外，新能源車產銷持續擴張還將進一步拉動上游電池、設備以及電子元件的需求，同時對充電樁等配套設施的建設也將形成巨大推力，建議持續關注直接受益於“碳中和”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投資機會。
2)材料應用——鋼鐵、有色及化工行業龍頭
傳統“高碳排”材料製造業將迎來需求釋放與綠色產能升級，關注細分行業龍頭。伴隨新能源產能的進一步擴張，一方面，鋼鐵，銅、鋰、鎳、鈷等有色金屬以及基礎化工材料的需求還將持續增長，另一方面，結合CEADs對細分行業碳排放的統計結果，金屬加工業、基礎化工業和石油化工業碳排放規模居前，這也意味者相關行業可能將面臨更高的碳減排環保要求，因而鋼鐵、有色、化工等行業也將迎來類似傳統能源領域的行業集中度提升，推薦關注相關細分領域的龍頭標的。
3)建築應用——環保建材、裝配式建築
環保理念驅動低碳產品導向，環保低碳建築、建材市佔率有望繼續提升。從日常生活及建築場景看，“碳中和”戰略必將推動環保理念的繼續深化，而以產品設計導向看，材料自身的低碳屬性可回收屬性也將不斷獲得消費認同。從建築細分板塊看，建築業的高碳排放一方面源於水泥、鋼筋等高耗能建材，另一方面也源於其建造模式和效率的相對低效。“碳中和”戰略背景下，建築業也有望迎來新一輪結構性調整，一方面是低碳環保材料的市佔率有望繼續提升，另一方面裝配式建築通過建造方式上的革新，能夠大幅減少建築原材料與能源消耗、降低施工污染、提升施工效率，預計也將成為未來建築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4.3 “碳排放”：環保需求全覆蓋
“碳排放”涉及行業廣泛，全產業環保需求持續增長。“碳排放”場景涉及工業、建築業、交運業等多個行業的各個環節，而工業廢物的處理則是各環節必不可少的“碳減排”手段。目前，工業廢物處理大致可以分為焚燒、填埋、回收三種方式，且以焚燒和填埋為主，無論是焚燒、填埋還是直接丟棄，均將產生較多温室氣體，這一環節的“碳減排”更多依靠環保設備的效能提升和廣泛應用。推薦關注垃圾焚燒、環衞電動化、環保設備、節能設備、資源再生等細分環保領域投資機會。
4.4 “碳中和”戰略橫跨40年，CCUS有望成為長期“勝負手”
何為CCUS技術？CCUS技術涵蓋碳捕獲、利用和封存三大環節，具體是指把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提純，繼而投入到新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循環再利用。
長期視角下，“碳消耗”能力的提升與“碳循環”的構建是“碳中和”可持續的關鍵。上述談及的各項變革均源於“碳排放”視角推演，而當前全球的碳排放超標更多源於人類活動在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失衡，因而，如何有效恢復人類行為打破的自然“碳循環”才是“碳中和”可持續的關鍵。目前，全球碳排放主要有賴於綠色植被的自然光合作用，但綠化與經濟在土地佔用層面存在天然矛盾，單純依靠自然途徑實現碳消耗終究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碳中和”。而CCUS技術(碳捕獲、應用與存儲)則為“人工碳循環”搭建提供了新可能，這一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將有效加速地球生態系統的“碳消耗”能力，進而真正實現系統“碳平衡”修復。國際能源署在2020年底明確“表示如果各國要實現淨零排放目標，需要大幅增加碳捕獲技術的部署。”另據海外研究機構測算，碳捕集與封存理論上有潛力解決全球62%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比肩電池儲能、氫燃料的減碳技術。儘管當前技術仍處發展階段，但長期發展潛力巨大，有望創造新一輪“人工碳消耗”投資新機遇。
哪些行業有望參與CCUS“掘金”？自CCUS技術提出以來，世界各國紛紛加入技術研發的陣營，但截至目前，全球CCUS技術的研究仍處於早期階段，碳捕獲效率與成本均難以實操。但是結合CCUS技術流程，我們仍可對該技術可能涉及的行業加以梳理，其一，CCUS技術的應用是當下傳統能源行業長期轉型的重要方向，如果傳統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可將產業鏈延此方向延伸，那麼其高碳排放屬性將直接轉換為二氧化碳的低成本優勢，這將對行業自身產生巨大變革；其二、化工行業憑藉化學反應機制具備更為多元化的發展潛力，CCUS技術的應用有望為化工領域提供更具競爭力的發展機遇；其三、材料行業有望受益於碳捕獲及固化帶來的成本優勢，推動相關新興碳材的研發、製造和回收。長期看，推薦關注傳統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化工和材料領域可能藴含的CCUS技術投資機遇。
風險提示
1、宏觀經濟超預期波動；2、海外風險偏好超預期波動。
（文章來源：堯望後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