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揚子晚報發佈了一篇題為《遇見一個有温度的中央美院》的文章，文中指出當時有藏家在江西豐城發現一套中央美院的一批財務檔案，據分析應該是文革時期流出。檔案中包括1952年分錄簿一冊、央美1952年度國慶節過節費名錄一冊、央美1952年賬目冊二本。
由此可以知道，這批檔案的時間主要為1952年。而筆者所得的這批資料，時間皆集中在1951年，原應有二本，僅得其中的第二本。
筆者通過整理發現，對這批資料進行主要為各種報銷票據，總計百餘張，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轉賬票據
這部分票據數量30餘張，樣式為綠聯。其最特別之處在於，全部擁有院長——徐悲鴻大師的個人簽印。
2、年度收支對照表
所購物品以及開支明細較為有趣，例如皮頭槍3000元、小氣槍5000元以及電影費、水果、糖、自行車修理、紙張採購、膠捲沖洗、車費、向毛主席獻禮等費用等。共計5張，累計金額超過2.9億。
3、文體類
發票類型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天津市工商業統一發貨票，以及南開體育用品工廠發貨票。這批票據的開票時間集中在1951年8月和9月。與其他票據不同的是，這些發貨票的正面，開始蓋有印章；在背面，則貼有小票。發貨票共計7張，總金額達到41萬。
4、學習類
這批票據顯示，中央美院當時採購的學習類資料包括了天津日報、三聯書店、新華書店以及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相關書籍。在票據上標註了書籍的詳細售價，例如《蘇傳統文學研究》售價28000元。該學習類票據共計17張，總金額超過60萬元。
5、路費報銷
雖然當時的工作人員將大部分的往返北京與天津的路費報銷單子集中在一起，但其中卻包括了北京市座商統一發貨票若干張，而在票據的上方，還印有“買貨須取得發票，賣貨須開給發票，這是抗美援朝愛國行動的具體表現。”該部分票據數量30餘張，金額未能統計。
6、醫藥類
包括天津市工商業統一發貨票、中國醫藥公司天津市公司發票、華業酒業專賣公司天津分公司銷貨發票這三類，蓋有“協和大藥房股份有限公司門市部”“泰和新百貨店”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税務局”的印章，合計20餘張，總金額超過20萬元。
以上票據，不僅反映了中央美院於1951年時的日常運轉情況，還可以從中窺探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與政治情況。
例如，前面提到的文體類票據中，蓋有“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反對美帝，武裝日本，擁護締結，和平公約”的印章。很多人都知道，抗美援朝是中國、北朝鮮與美國、南朝鮮之間的戰爭，但為何會與日本有關？
事實上，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為把日本作為其在亞洲進行侵略擴張的基地，加快了單獨對日媾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步伐。在朝鮮戰爭的同時，美國還派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
這種做法違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共同簽署的一系列文件。根據波茨坦公告（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定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因此，在1951年一二月間，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明確了愛國運動的三件中心工作，其中第一條便是“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爭取全面的公正的對日和約。”
另一方面，通過這些票據中的報銷申請內容，亦可以看出中央美院的温度，與1952年那一批資料遙相呼應。
一所大學，有沒有最基本的温度，在筆者看來首先就是體現在對待學生的人文關懷上，尤其是在1951年正值困難時期。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份資料記載了一位繪畫系的曹姓同學，在勞動過程中身患痔瘡肛瘻疾病，需要進行手術治療。由於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曹姓同學只好給學校領導寫了一封求助信，需要一筆12萬元的費用。
當時所使用的貨幣為人民幣舊幣，人民幣舊幣10000元約等價於人民幣新幣1元。12萬元，相當於今天我們理解的12元人民幣。在今天看來，12元實在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字。但以當時的物價水平與購物力來衡量，12元已經是一筆“鉅款”。
在申請提交的一個星期之後，時任領導桑介吾批示：學生會轉，以準補助十二萬元之急。
根據揚子晚報的報道，文章稱“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央美院，在徐悲鴻大師擔任院長期間，教授可以提前預支薪水，學生生活困難可以申請補助或者免繳費用，小孩生病可以借支，女兒入學可以借支，過新年補助吃肉費，濃濃的人情味撲面而來。”
筆者所得的這批早一年的資料檔案，也直接與該報道的結論形成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