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為何仍在下降？
我國疫情已經迅速得到控制，企業生產自二季度以來在走向恢復。但最新數據顯示，前幾個月消費回升的態勢正在趨緩或停滯，居民消費增長仍在下降區間，使正在恢復的經濟面臨需求制約，經濟繼續復甦受限。大數據分析還顯示，高收入居民的消費所受影響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仍然呈較大幅度負增長。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間收入和消費的差距正在急劇擴大。這些信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説明經濟要走向復甦還有很大的障礙需要逾越，需要合理的政策應對。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何在？
第一，小微企業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擊，企業倒閉、歇業、裁員、減薪的情況普遍，影響了就業和居民收入，當然就限制了消費。前兩三個月的消費回升，在相當程度上還是疫情後的短期反彈。
這些情況並沒有通過常規統計數據充分反映出來。例如，常規工業統計只反映“規模以上”企業的數據，今年1-7月營業收入下降3.9%，利潤下降23.5%。但該口徑只包括少部分小型企業，不包括微型企業。未包括的全國“規模以下”工業企業超過300萬户，是“規模以上”企業户數的8倍，提供了數千萬個就業崗位，而它們面臨的困難遠大於“規模以上”企業。服務業有大批小微企業面臨的困難更嚴重。這些必然對就業和居民收入造成嚴重影響。
再如，7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5.7%，但該調查的失業定義是調查前一週工作時間不足1小時。如果按不足10小時計算，失業率可能成倍提高。這些沒有被統計為失業者的人員，月收入可能只有原來的1/5或1/10。更重要的是，很多因丟掉工作而返回或滯留農村的進城農民工，都不會統計在城鎮失業者中。因此實際失業人數遠大於統計數據。
第二，因為社會保障不健全，“六保”沒有落實到位，大量失業者和收入縮減的勞動者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其中關於失業保險，2019年按調查失業率推算，全國城鎮失業2300萬人，但全年領到過失業保險金的只有461萬人，佔1/5。一個原因是全國4.4億城鎮勞動者中，失業保險只覆蓋了2億人，大部分農民工都沒有被覆蓋。其次，已參加失業保險的城鎮外來人口失業後因户口不在當地，手續辦不全，往往也領不到失業保險。因此失業、收入下降和缺乏社會保障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關鍵原因。今年5月以後，失業保險政策放寬，並增加了生活補助金的發放，這是一項重要的改善。但未被社保覆蓋的兩億城鎮外來就業者失業後如何保障仍是關鍵問題。
第三，市場不景氣導致未來收入不確定，使中低收入居民為防範風險被迫提高儲蓄，壓縮消費。而消費需求疲軟又使許多企業的生產和銷售受阻，特別是小微企業更加困難，從而進一步影響就業、收入和消費。這一惡性循環如不打破，經濟就難以走出衰退。
面對上述情況，政策應當如何應對？
關鍵是保就業、保民生、保企業。為失業者提供社會保障，為沒有納入社會保障的生活困難者提供救助，給有生存發展潛力但面臨暫時困難的企業減壓，幫助它們渡過難關，使他們保住就業崗位。解決了這些問題，居民收入和消費才能穩定下來，市場需求才有保障，經濟才能復甦。
但當前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很多人思想停留在以為只有擴大投資才能拉動增長的傳統思路上，有些政策是四面出擊，到處撒胡椒麪。儘管沒有搞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但很多地方投資都在擴張，地方債在迅速增加。例如在北京就可以看到很多本來完好無損的馬路又在挖掉重鋪。像這樣的投資是無效投資，是浪費資源，應該儘快叫停。
以為只有投資才能拉動經濟是個嚴重的認識誤區。我國投資率（資本形成率）已經持續過高，目前仍在43%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而消費率顯著過低，特別是居民消費還不到GDP的39%，大幅度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過高的投資率導致投資效率越來越低，資源大量浪費，而民生領域的若干關鍵缺失卻遲遲得不到解決。除了上述失業保險和救助問題外，兩億多新城鎮居民的户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問題長期沒有解決，是制約消費正常發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費在各國都是國內需求的主體，消費需求佔比過低，消費疲軟，內需就不可能有力帶動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過多地把資源用於投資擴張，對帶動經濟增長不僅遠水不解近渴，而且是嚴重的資源錯配和浪費。
當前積極財政政策需要解決的，是聚焦民生，特別要解決面臨困難的中低收入居民的問題，建議財政政策把對未納入失業保險覆蓋的失業和就業不足的農民工進行救助，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完成。關於失業的認定，也要擺脱過去那種開各種證明、辦各種手續的繁瑣低效的辦法，完全可以利用大數據分析來實現失業認定。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債務用於投資，卻又缺乏有效投資空間，錢花不出去，何不利用這個機會投資保障性住房建設？我國的保障房供應始終是個短板，而中低收入居民長期面臨高房價的重壓。擴大保障性住房供應，與商品房雙軌並行，是給中低收入居民減壓，釋放他們消費能力的出路。
當前政策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把有效的資源用到困難人羣身上，比用到那些無效的投資拉動項目上，對促進經濟復甦會有效得多。更持久的挑戰，是政府支出結構需要轉型。要改變我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問題，關鍵是政府支出結構應改變政府投資過多、行政管理支出過多的局面，將支出重點轉到民生上面來。首先是給小微企業減負，解決新城鎮居民市民化和社會保障覆蓋問題，解決保障性住房嚴重不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負擔過重問題。使居民消費需求能夠釋放出來。
與此同時，改善市場環境，對小微企業發展和促進就業、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回升至關重要。關鍵是形成一個大中企業和小微企業、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並有法治保護的市場。如果一直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強調國有企業要起主導作用，如果政策條件使國有企業得天獨厚，多數民企難以參與，就很難讓民營企業相信政策是一視同仁的、競爭條件是公平的，很難讓他們消除疑慮，放心發展。只有創造一個良好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才能有利於小微企業發展，有利於就業擴展，有利於大眾消費回升。
（作者：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本文是在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月度研判例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