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蔣豐 黃文煒 程毅】“日本平均工資原地踏步30年”，經合組織（OECD）近日發佈的數據令媒體紛紛哀嘆“日本經濟發展長期停滯”，而日本工薪族似乎已經習慣工資不漲、物價不增的生活，忘記了經濟高速成長年代漲工資曾經是必然的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競選期間提出的“令和版收入倍增計劃”，也沒有被列入自民黨眾議院選舉的政策主張，有議員質疑它只是用來迷惑選民的“海市蜃樓”。“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日本還有幾個十年可以失去？
“穩定”是被動承受的結果
今年10月，日本國税廳發佈一年一度的《民間收入實態統計調查》，結果顯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為433萬日元（約合23萬元人民幣），較2019年的436.4萬日元減少0.8%。幾乎同一時間，經合組織（OECD）公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日本平均工資為38514美元，在OECD35個主要成員國中排第22位。近30年裏，日本平均工資僅增長了4.4%，幾乎沒有太大變化。而美國平均工資增長47.7%，英國增長44.2%，超過日本的十倍。此前，日本工資金額在2015年被鄰國韓國超越。
日本《東洋經濟》雜誌還分析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公佈的最新“巨無霸指數”，日本一個巨無霸售價390日元，相當於3.55美元，而美國的售價是5.65美元，英國的售價是4.5美元，韓國的售價是4.0美元。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各國巨無霸售價與日本的差距，基本跟各國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同日本的差距持平。這説明日本上班族的工資不漲，物價也不漲，總的來説就是兩個字——“穩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體現國家經濟規模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與1990年的數據對比後發現，近30年裏，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國名義GDP增長到原先的3.5倍，第二位的中國增長到原先的37倍，而第三位的日本名義GDP僅為原先的1.5倍。就連第四位的德國，名義GDP也增長到原先的2.3倍。日本經濟增長的緩慢程度尤為明顯。從人均GDP來看，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日本在七國集團（G7）中也僅排名第六位，比較靠後。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穩定”並不是主動爭取的，而是被動承受的結果。“工資30年不漲”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共識。
之所以會有“工資30年不漲”的説法，是因為2020年的工薪族平均年收入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1950年，日本企業員工的平均年薪為12.8萬日元，是前一年的108.1%。從那時起，儘管經濟增速起伏不定，但日本工薪族的年收入卻穩步上升，1971年達到100萬日元，1975年達到200萬日元，1981年達到300萬日元，1989年達到400萬日元。
但一切都在1993年陷入停滯，1998年不良債權問題又全面爆發，給日本經濟帶來嚴重衝擊。從那時起，日本企業不給員工加薪變得司空見慣。1998年，日本企業員工的平均年收入自二戰以來首次呈現下降趨勢，是上一年的99.4%。 到2012年，日本企業員工的平均年收入已經下降到408萬日元，與1989年持平。
近年來，公司員工的年收入有略微上升的跡象。然而，去年以來，由於新冠疫情又導致經濟衰退，日本的經濟復甦較為緩慢，有些民眾擔心收入下降趨勢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另一方面，收入沒有增加，又導致消費無法提升，造成一種惡性循環。看看OECD列出的世界各國的零售額增長情況，2020年，挪威的年增長率位居世界前列，同比增長8.34%。而日本比前一年下降3.26%，在七國集團中排名第六。工資不漲，消費不增，物價不漲，日本正處在一個“不加薪也不買東西”的循環中，“失去的30年”或許會變成“失去的40年或50年”。
最近這兩年，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愈發嚴重。但是面對貧弱者，卻出現一種“自己的責任，自作自受”的輿論。比如，“一個人之所以無家可歸成為流浪漢，是因為他沒有努力”“非正式員工很容易被解僱，也得不到獎金，因為他們沒有努力地成為正式員工”“選擇家裏蹲的人，因為本身不努力”等等，總之，日本社會開始變得不那麼寬容，一種“生活不如意都是自己的責任”的論調開始流行。
30多歲的工薪族小川對記者説：“我結婚五年，小孩現在三歲，去年剛買了房子，由於我的工資只是日本平均水平，養家餬口有點難，不得不讓妻子也出去工作，白天只能把孩子送到保育園。作為一家之主我很慚愧，沒能在經濟上撐起一個家。”
企業不解僱也不想漲薪
綜合日本媒體的分析來看，“工資30年不漲”的原因之一，在於日本企業不信任銀行，主要靠“節流”穩固財務。日本宏觀經濟學專家、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的小林慶一郎教授分析稱，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就連日本企業篤信絕對不會倒閉的大型金融機構都相繼破產，國家對不良債權問題的處理直到2005年才算告一段落，成長率低的企業因為看不到未來，所以不願意給員工漲工資，大多數日本企業也覺得銀行不可靠，只能靠節省人工成本來穩固財務基礎，其結果是企業管理趨於穩定，破產數量大幅減少。
此外，小泉政權下的體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日本非正式員工的數量，擴大了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也有分析認為，日本上班族平均年收入不漲，是受非正式員工的“拖累”，只要做了正式員工，便不用擔心收入問題。事實真是如此嗎？
2019年，時任經團聯會長的中西宏明發表了“調整終身僱傭制”的言論，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給了眾人。他認為如今的日本企業不夠強大，即將無法維持終身僱傭，也無法為員工的未來負責。2021年10月，三得利控股社長新浪剛史也提出“45歲退休制”的言論，引發眾怒，但也暴露出日本企業的“真實面目”——快要撐不住了。
近年來，日本經團聯也在積極呼籲上班族發展副業和兼職，一直很重視員工忠誠度的日本老牌企業也紛紛響應。表面上的説法是提高員工的社會參與度，提高工作滿意度，背後原因則是日本的終身僱傭制已經到了崩潰的界限。“企業已經無法保障你們的收入，不如你們去外面賺錢吧”——這才是日本企業的真實想法。
在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看來，“安倍經濟學”在提高日本企業員工收入方面發揮了副作用。在“安倍經濟學”開始前的2010年，巨無霸在日本的售價相當於3.91美元，高出當時美國的3.71美元和英國的3.63美元，當然也高過韓國的3.03美元，而現在日本的工資與物價同時下跌，所以野口認為，日本人其實是在“安倍經濟學”實行期間急速轉貧的。
《東洋經濟》分析稱，“安倍經濟學”的日元貶值政策使日本企業能夠持續獲利而不必改革其公司結構，是工資沒有上漲的原因之一。此外，由於佔日本國內生產總值70%的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程度低於其他國家，無法產生高附加值，而且浪費了很多時間從事繁瑣的事務性工作，形成無利可圖的局面。而且中小企業被大公司剝奪了價格決定權，也無法向員工支付高薪。
最近幾年，由於日本勞動力短缺，導致工作量增加，所以上班族們感覺幹得更多了，卻賺得更少了，難免感到不平甚至不滿。日本綜合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所長石川智久在接受採訪時強調，工薪族在關注他國工資上漲的問題時，也不能忽略失業人數的激增，這是最為關鍵的。“美國和其他國家，近年來工資呈現上漲趨勢，但失業率也在直線上升，員工很容易被解僱。韓國也在 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資，這導致失業人數激增。日本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以不加薪的形式來維持僱傭，不會輕易給員工加薪，但也絕對不會解僱。”不辭退也不解僱，導致日本企業的人才流動性小，所以只能降低工資水準，維持着一種“安定僱傭”的狀態。
在日本，企業工資還與工齡直接掛鈎，隨着年齡增大，工資逐漸增多，而不管員工的能力和做出的貢獻如何。企業解僱員工往往也不容易，因為以能力差解僱員工而被告到法律機關，企業大多會敗訴。其實，日本的工資體系缺乏靈活性。在成果與收入掛鈎問題上，業績好的時候加了工資，但是如果之後業績都不好，也很難再下調工資了。這樣也會影響其他人的工資。
到手的錢實際上變少了
“工資30年不漲”實際上早已引起日本民眾的不滿。日本NHK電視台網站不久前採訪了多位日本上班族，他們均就此表達了無奈。一名50多歲的中學教師對記者表示，“在過去30年，完全沒有感覺到工資上漲，反而是保險費、交通費漲幅巨大。”
還有一名40多歲的出版社編輯失望地表示，“工作量在增加，但始終沒看到工資在增加。”此外，在日本社交網絡上，也有不少網友吐槽日本雖是發達國家，但工資水平顯然無法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提並論。
在日本，一種普遍情況是，名義上的工資雖然有所增加，但是到手的錢減少了，這是因為各種社會保險的金額增加了。比如，假設某人月工資36萬日元，但是到手的只有27萬-29萬日元，即使年收入1000萬日元，到手只有600萬-700萬日元。這十幾年，日本的税金和保險費用在不斷提高。
據日本總務省的調查，2020年一個家庭月平均社會保險費支出金額為57223日元，這一數字在2006年僅為42221日元，14年就增加了15000日元。需要強調的是，根據日本內閣辦公室從家庭調查中整理出來的數據，45歲-54歲的人羣繳納税金和社會保險費最多，佔實際收入的20%左右。
日本的社會保險費主要包括公共養老金保險費、健康保險和護理保險費。雖然這是不得不支付的費用，是為了應對將來的養老金或健康問題所需，但每月6萬日元的費用對工薪族來説是相當大的負擔。
儘管日本企業大多采取不加薪但也不解僱員工的經營模式，但日本年輕一代卻對未來越來越沒有信心。據日本TBS新聞網報道，日本年輕人對於今後生活的消極情緒在滋長。一名20歲的上班族在接受採訪時稱，“如果我要買車的話，每個月就必須還3.5萬日元。那麼在接下來的幾年，我根本存不了錢。”另一名20多歲個體户大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他大學畢業在公司幹了兩年後就辭職出來創業了，“看到父輩們工作到退休也不過是一份只夠餬口的工資，我決定還是自己獨立幹事業。我有電腦設計特長，可以接活搞各種設計，從菜單到店面佈置設計都承接。當工薪族太無趣了，個人幹自己決定收入，感覺挺好的。”
“岸田首相正推出‘令和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我很期待，希望能讓普通國民的工資有明顯提高。但最終能否實現這樣的計劃，我其實還是有些擔心的，畢竟疫情之下的日本經濟不是很景氣。”一名37歲的日本友人對記者表達了擔心。
慶應大學專門研究宏觀經濟的教授小林慶一郎對NHK電視台説：“從大的方面來看，近30年日本的物價沒什麼變化，工資也保持在相似的水準。而其他國家的物價大約為30年前的兩倍。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廉價’的國家，出租車和酒店價格亦是如此。在美國，有企業倒閉，馬上又有新企業誕生。但日本是穩定的，因為沒有淘汰，但是沒有進化可以被視作一件壞事。”
另一方面，在企業難以提高工資的時候，政府的作為很重要。小林稱，“與其他國家相比，政府用於支援兒童保育的預算很低，應該加以改進。我們需要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向那些生活困難的人分配資源，以及增加對高收入者的徵税，來糾正收入差距。”
當前，日本正處在加快產業鏈重塑、推動數字化轉型的轉折點上，以期解決勞動力急劇短缺和提高生產力的問題，但顯然日本在全球人才競爭中已經落後，不少高端人才紛紛帶隊投奔中國。如果不能解決待遇問題，人才流失勢必會成為日本的重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