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加劇的複雜環境下，日本經濟受到多重負面因素明顯衝擊，承壓趨重。據日本內閣府公佈的數據，2022年一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跌入負值，換算年率為-1.0%。從宏觀層面來看，經濟復甦速度遲緩，消費低迷，貿易收支持續逆差，尚未進入穩定增長軌道；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供應鏈受零部件短缺、物流阻斷等因素影響較為明顯，日元快速貶值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給日本企業和居民造成較大壓力。這些短期經濟困難正是長期結構性問題在特定危機環境影響下的集中爆發和突出體現。
在此背景下，日本更需建構並維護良好的全球經濟秩序與環境，尤其要推進後疫情時代健康良性的全球化進程和區域合作，摒棄人為“築牆”“脱鈎”“拉圈”之舉，積極打造開放型經濟體系，為本國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創造條件。
宏觀經濟復甦遲緩
儘管出現一些復甦跡象，但日本經濟恢復乏力。2022年6月7日，世界銀行發佈最新版《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2022年日本經濟增長率預期下調為1.7%，較1月份的預測下降1.2個百分點，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6%），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9%）。根據內閣府的統計，從2021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的五個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換算年率分別為-1.3%、2.1%、-2.9%、3.8%、-1.0%，呈現正負交替的狀態，難以維持兩個季度以上的連續正增長，説明日本經濟還沒有進入穩定的復甦軌道。一直到2022年一季度，日本實際GDP還沒有恢復到疫情前，即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而美國和歐元區已在2021年二、三季度達到疫情前水平。日本經濟復甦速度明顯遲緩，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複雜多變則使日本未來經濟走勢更加不明朗。
從內需來看，今年以來，受新一輪疫情感染人數急升及俄烏衝突等影響，日本個人消費低迷，特別是旅遊、交通、餐飲、住宿和娛樂等服務業受到嚴重打擊，季度環比增長率降為零；企業設備投資雖有一定增長，但增長率也僅為0.5%，不足以將整體經濟帶出負增長狀態。
從外需來看，據日本財務省發佈的貿易統計，截至2022年4月份，日本對外商品貿易收支連續9個月逆差，這主要是由能源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高進口商品貿易額所致。2022年1月份至4月份，出口平均同比增長率為14.0%，而進口增長率則高達33.2%，月均貿易逆差額為1.04萬億日元。按日本財政年度（2021年4月份至2022年3月份）計算的全年度逆差額達到5.4萬億日元，是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22年4月份，原油的進口同比增長率達到99.3%，煤炭的進口同比增長率達到198.9%。
生產生活面臨重壓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日本國內和海外零部件供應商均有停產、減產的風險，再加上運輸線路減少、集裝箱不足或運輸遲滯等物流因素，導致半導體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採購變得困難，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形勢緊張則進一步加劇全球供應鏈動盪。零部件和原材料供給短缺的問題不僅使企業生產能力受到制約，導致產量下降，還增加企業中間投入品的購買成本和物流成本，壓縮企業利潤空間。據日媒報道，由於長期持續的芯片短缺等供應鏈混亂，大批日本國內企業陸續宣佈減產或停工計劃，其中一些企業的停工計劃延續到6月份。
日元貶值和能源價格波動帶來的物價上漲也給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造成壓力。在全球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各國央行紛紛收緊貨幣政策。2022年3月份以來，美聯儲加快緊縮步伐，而日本央行則繼續維持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日美利率差在短時間內迅速拉大，日元快速貶值，匯率從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一舉突破130日元。一般認為，日元貶值可以增加出口和入境遊客消費，從而對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但是，由於日本企業海外生產比率在過去幾十年大幅上升，再加上疫情下商品和人員的流動都受到限制，此輪日元貶值不僅積極效應非常有限，還產生了明顯的負面效應。在日元貶值的影響下，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的上漲造成企業採購成本上升，並通過供應鏈傳導至各個生產環節，最終轉嫁至消費品價格，擠壓居民消費。同時，俄烏衝突背景下，日本緊跟美國，對俄能源出口和相關人員等進行制裁，遭到俄嚴厲反制。日本能源主要依靠進口，國際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也會體現在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成本中。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由於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貨成本增加，企業面臨收益惡化的困境，設備投資的動力也會不足。對於產值中能源的中間投入佔比較高的行業，如礦業、化學、自來水、廢棄物處理、造紙、金屬、運輸、紡織等，企業受到的影響會更大。成本的上升將從上游企業向下遊企業傳遞，中小企業和處於產業鏈下游的企業將承壓更重。
從居民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如果企業收益下降導致就業和收入環境惡化，家庭的購買力就會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隨着價格轉嫁，消費品零售價格上升也會增加居民生活負擔，特別是對於低收入家庭，日用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將會造成沉重壓力。據日本總務省發佈的數據，4月份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2.1%。據日本主要經濟類智庫測算，由於日元貶值疊加能源價格上漲，日本家庭平均全年將增加6萬日元的經濟負擔。
結構性問題制約增長
日本國內消費不振、貿易逆差以及日元貶值等對於經濟的負面影響，實際是深層次制約經濟發展的長期痼疾的現實表現，也是日本經濟實力整體走弱的趨勢性反映。
長期以來，日本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未能使日本擺脱經濟低迷的困境，卻積累下鉅額債務，少子老齡化的加劇使得國內市場萎縮，社保支出的增加又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這導致日本財政在利率上升面前非常脆弱，利率的上調將帶來政府債務利息支出的大幅上漲，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互掣肘，超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退出無門。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在2021年已經降至0.5%的水平。這主要是由於日本勞動生產率長期以來一直處於發達國家中的較低水平且未見起色，企業設備投資動力不足帶來資本存量增速減緩，再加上體現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這反映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鈍化、創新能力增速趨緩以及整體經濟潛力的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職工平均工資水平長期止步不前，收入增長的停滯又反過來制約了國內消費和經濟活力的改善。
日本經濟對外依存度較高，企業深入國際分工體系，對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反應敏感，易受匯率和國際能源價格等因素影響。這種經濟增長的脆弱性更凸顯出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和穩定的區域供應鏈對其的重要性。但是，岸田政府不僅延續供應鏈對華部分脱鈎的姿態，還進一步推進經濟安保法案的實施，其中所謂的“四大支柱”，即強化日本國內供應鏈構築、確保基礎設施安全、推進尖端技術的官民合作研究、特定專利非公開，更是有意配合美國製衡中國。這給日本企業造成非常大的預期壓力。在對未來強烈的不確定性和不安感下，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無法順利展開，資金不能流向回報更高的市場，區域供應鏈暢通受到阻礙，造成人為的市場資源配置扭曲，最終將反噬日本經濟。
隨着今年1月份RCEP生效和區域內各國經濟在疫情下逐漸恢復，東亞供應鏈合作將會進一步深化，區域內經濟活動也會更加活躍，這對於日本緩解現實經濟困境並改善經濟結構是難得的機會。因此，積極營造和平穩定的良好發展環境，擺正治國理政的當前要務，尤其是重視對貿易體制的完善和開放型經濟體制的建設，避免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摒棄封閉性、排他性的小圈子主義，維護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穩健發展，為本國企業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是接下來日本政府亟需努力的方向。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吳懷中 李清如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