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加拿大生豬產業規模化過程中盈利曲線的特徵變化
美國和加拿大豬價波動幅度沒有出現伴隨規模化而明顯收窄的跡象，而且豬價依舊呈現週期波動特徵。其中，位於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生豬產業在1980—2010 年均經歷過快速規模化過程。
即使到了規模化程度較高階段，美加豬價週期仍不滅
通過分析美國1909年以來和加拿大1962年以來的豬價走勢，並沒有看到豬價的波動幅度伴隨規模化推進而出現明顯收窄的跡象，而且豬價依舊呈現週期波動。美國生豬產業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暴發了豬流行性腹瀉病毒疫情，給產業造成較大影響，每窩產仔數、PSY 和 MSY 均有所降低，出欄量下降，從而推高豬價，該週期為非常週期。
美國和加拿大均處於北美，市場自由貿易程度較高，且加拿大生豬定價機制納入美國生豬價格等參數，因此美國和加拿大豬價在歷史上呈現出較強的趨同性和聯動性。
美加生豬產業規模化過程中的“盈利曲線”效應
通過分析美國 1974—2009 年生豬自繁自養月度單頭盈利曲線的歷史走勢，我們發現在快速規模化之前和初期，盈利曲線位於盈虧平衡線上方的時間寬度和盈利深度均要明顯大於盈虧平衡線下方的部分。然而，伴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盈虧平衡線上方和下方盈利曲線的對稱性趨於增強。
單位盈利曲線對稱性明顯提升，給生豬產業帶來什麼影響？
從 1974 年到 2009 年，美國豬價大致可以劃分出 1974 年 6 月—1976 年 11 月、1976 年 11 月—1980 年 4 月、1980 年 4 月—1983 年 11 月、1983 年 11 月—1988 年 11 月、1988 年 11 月—1992 年 1 月、1992 年 1 月—1994 年 11 月、 1994 年 11 月—1998 年 12 月、1998 年 12 月—2002 年 11 月、2002 年 11 月—2009 年 8 月等 9 輪豬週期。在假設生豬銷售數量在時間軸上均勻分佈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快速規模化之前和初期的週期單頭盈利水平，要明顯高於規模化成熟階段的週期單頭盈利水平。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豬週期為單位的單頭盈利水平處於下行趨勢，這主要是由單位盈利曲線對稱性明顯提升所導致。
由於美國生豬平均出欄體重從 1974 年的 220 磅逐漸提升至 2009 年的 270 磅，我們在這裏同時剔除單頭出欄體重差異的影響，從單位重量盈利水平的角度進行分析。通過分析，我們發現與上述單頭盈利曲線相同的歷史特徵表現。在快速規模化之前和初期，單位重量盈利曲線位於盈虧平衡線上方的時間寬度和盈利深度均要明顯大於盈虧平衡線下方的部分。然而，伴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單位重量盈虧平衡線上方和下方盈利曲線的對稱性趨於增強。與此同時，在假設生豬銷售數量在時間軸上均勻分佈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快速規模化之前和初期的單位重量盈利水平要明顯高於規模化成熟階段的單位重量盈利水平。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豬週期為單位的單位重量盈利水平處於下行趨勢。
盈利曲線特徵變化的產業邏輯分析
在生豬產業規模化的過程中，我們認為北美生豬產業（以美國為代表）出現上述盈利曲線特徵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於：養殖場經營個體特徵的差異和養殖結構的變遷。
根據美國 2002 年、2007 年和 2012 年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美國生豬養殖場經營者中以農業為 主業的比例平均約為 57%，也就是説有 43%的生豬養殖場經營者只是把農業作為副業。農業收入在個人收入佔比小於 25%的養殖場經營者約佔總數的 57%，農業收入在個人收入佔比小於 50% 的養殖場經營者約佔總數的 65%。年齡大於 65 歲的生豬養殖場經營者佔總數 13%，年齡大於 45 歲的生豬養殖場經營者佔總數 67%。在加拿大的生豬養殖產業中，以安大略省為例，1999 年養殖場主年齡大於 55 歲的佔 23%，51～55 歲的佔 14%，2006 年非養殖業務收入佔個人收入 大於 50%的養殖場主佔總數的接近一半。
與大型專業養殖户、專業化養殖企業相比，個體小養殖户的明顯特徵是：個體養殖户收入來源多樣，不侷限於農業，資本約束明顯小於大型專業養殖户和專業化養殖企業，生產和產能調整對市場行情的反應更靈活。
在生豬產業快速規模化之前和初期，個體小養殖户的出欄佔比相對較高，在豬價下行並進入虧損階段時，由於個體小養殖户仍有其他非養殖收入來源、資本約束小，其很容易壓縮產能和減少產量，甚至是停產或徹底退出生豬養殖，因而行業去產能的速度相對較快。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大型專業養殖户和專業化養殖企業的出欄佔比逐漸提高。由於此類養殖經營者為專業化經營，固定資產投資較大，生豬養殖是重要收入來源（或唯一收入來源），使得其面臨較強的資本約束，因此在豬價下行並進入虧損階段時，在壓縮產能和停產的動作上，這類型的經營者無論是能力還 是意願均比個體小養殖户要弱，因而行業低谷去產能的速度會更慢，行業虧損持續時間更長。
我們認為盈利曲線的這種“正向”非對稱性，從本質上來講，是生豬產業規模化紅利的一種表現形式。規模化初期，行業紅利豐厚，盈利曲線的這種“正向”非對稱性較為明顯，一個完整豬週期裏的平均單頭盈利水平也較高。
歐洲生豬產業規模化過程中盈利曲線的特徵變遷
通過分析歐盟1991年以來的歷史豬價走勢，我們發現伴隨着生豬產業規模化的推進，歐盟豬價大體呈現出波動有所收窄的現象，英國、丹麥、德國、西班牙、法國等規模化程度靠前的成員國家同樣如此。歐盟內部成員之間的生豬產業存欄結構差異較大，羅馬尼亞、克羅地亞、波蘭和斯洛文尼亞等國家生豬產業的規模化程度相對靠後，與英國、丹麥、德國等國家差別較大，前者豬價波動的幅度也明顯大於後者。我們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養殖場經營者特徵的差異，羅馬尼亞等國家由於個體小養殖户的出欄量佔比相對較高，大量小養殖户容易跟隨豬價“追漲殺跌”。
與歐盟有所不同，在分析美國和加拿大歷史豬價時，我們並沒有看到規模化前後波動幅度有明顯變化。至於北美和歐盟豬價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從目前掌握到的產業信息來看，美加和歐盟“豬肉淨出口/豬肉產量”比例差別不大，原因更多可能源於內部，我們推測可能的原因是：（1）美加個體小養殖户比歐盟個體小養殖户在生產計劃安排上可能更理性；（2）歐盟規模養殖場比美加規模養殖場在生產計劃安排上可能更理性。結合當地文化習俗等背景因素判斷，我們認為後者佔的比重可能更大。
英國生豬產業在經歷過1970年代期到1990年代後期的一輪規模化進程後，從2000年開始逐漸進入成熟穩定期。從2005—2017年的年度單頭盈利水平來看，盈虧平衡線上方和下方的盈虧幅度對稱性較為明顯，與前面美國和加拿大的特徵較為相似。
我國生豬產業正在經歷着一輪規模化進程
我國生豬產業規模化進程的動因
與美歐日等國家和地區生豬產業規模化的動因不完全相同，我國生豬養殖行業是在城鎮化、勞動力機會成本上升、豬肉產銷量增速放緩、豬飼料行業飽和促使飼料企業往下游養殖延伸、環保壓力加大等多因素的驅動下，逐漸進入類似美歐日的規模化進程，小散户加速退出，中大規模養殖場（企業）市場份額持續增加。
我國生豬產業目前正處於加速規模化的進程中
我國生豬產業目前正在處於加速規模化的進程中。一方面，我國年出欄 500 頭以下的生豬養殖場數量在持續減少；另一方面，我國年出欄 50000 頭以上的生豬養殖場數量在持續增加。2007—2017 年，我國出欄 50 頭以下的養殖户數量減少了 55.41%、出欄 50～99 頭的數量減少了 23.35%，出欄 5000～9999 頭的養殖場數量增加了 142.71%、出欄 10000～49999 頭的養殖場數量增加了 129.28%、出欄 50000 頭以上的養殖場數量增加了 714%。伴隨着規模化進程的推進， 我國生豬產業的生產效率也在逐漸提升，例如我國生豬的MSY水平從 2009年的 13上升至2018 年的接近 20。
我國生豬產業規模進程中的“相對效率曲線”和“盈利曲線”效應
生豬產業規模化過程中“相對效率曲線”效應產生的產業背景是：產業內經營實體存在生產效率的結構性差異，產業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存欄結構的遷徙（即市場份額從產業中部、尾部逐漸往頭部集中）。從我國生豬產業的實際情況來看，規模養殖生豬的單頭成本要明顯優於散養生豬的單頭成本，同樣表現出了規模經濟效益。
與美歐日等海外生豬產業相比，我國生豬產業仍處於規模化的初級階段，生產效率指標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例如，我國生豬產業平均的 MSY 水平不到 20，歐美先進國家平均水平在 26，丹麥全球最高，已經突破 30。由此可見，我國生豬產業的生產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我國生豬產業自繁自養單頭盈利曲線現階段的特徵與美國生豬產業規模化初期較為相似：單頭盈利曲線正向的非對稱性非常明顯，單頭盈利的持續時間要明顯大於單頭虧損的時間，單頭盈利的高度要明顯大於單頭虧損的深度。這也從一個方面説明，我國生豬產業的規模化進程仍處於初期階段，產業規模化的紅利仍然較為豐厚。根據海外生豬產業的發展規律，我們預判，隨着我國生豬產業規模化的逐漸推進，產業紅利將逐漸收窄，我國生豬產業單頭盈利曲線的對稱性將逐漸增加，規模成熟階段的週期單頭盈利水平也將低於初期的水平。正如前面所述，行業的生產效率同時也在上升，成本的節省對單頭盈利水平的下降趨勢有對沖作用。
中外生豬產業市場集中度比較分析
海外生豬產業市場集中度
根據 Pig International 的統計，2016—2017 年全球生豬養殖企業 40 強裏的企業名單裏，海外企 業佔了 35 家，其中美國 8 家、加拿大 4 家、巴西 4 家、俄羅斯 3 家、泰國 3 家、西班牙 2 家、 墨西哥 2 家、韓國 1 家、丹麥 1 家、智利 1 家、波蘭 1 家、日本 1 家、菲律賓 1 家、意大利 1 家、英國 1 家、法國 1 家。
截至 2016 年，美國生豬養殖行業前 35 強企業合計佔行業約 63%的市場份額，其中行業排名前 5 名的企業依次是 Smithfield Foods、Triumph Foods、Seaboard Foods、The Maschhoffs、The Pipestone System，市場份額分別為 14.66%、6.42%、4.83%、3.63%和 3.08%。此外，美國生豬屠宰企業 前 5 強企業（2014 年）依次為 Smithfield、Tyson、Swift、Cargill、Hormel，市場份額分別為 26.7%、17.2%、11.2%、8.4%、8.2%，前 5 強企業約佔全行業市場的 72%，行業集中度明顯高於上游養殖行業。
截至 2016 年，加拿大生豬養殖行業前 5 強企業合計佔行業約 22.3%的市場份額，其中行業排名 前 5 名的企業依次是 HyLife、Maple Leaf Agri-Farms、Olymel、The Progressive Group、ProVista Agriculture，市場份額分別為 6.01%、5.51%、4.61%、3.17%、3%。
從其他海外國家生豬養殖龍頭企業國內份額數據來看，法國 24.83%、西班牙 16.85%、巴西 12.93%、英國 9.11%、波蘭 9.72%、意大利 8.74%、越南 6.76%、俄羅斯 4.64%、丹麥 3.7%。
我國生豬產業集中度較低，整合空間廣闊
截至 2019 年，我國生豬養殖行業 CR5、CR10、CR15、CR20 分別為 7.64%、9.40%、10.46% 和 11.16%，遠低於美國生豬行業的市場集中度（美國分別為 32.63%、45.68%、51.24%和 55.65%）。此外，從生豬養殖龍頭企業國內市場份額的國際比較來看，法國龍頭企業國內市場份額為24.83%、西班牙為16.85%、美國為14.66%、巴西為12.93%、波蘭為9.72%、英國為9.11%、 意大利為 8.76%、越南為 6.76%、加拿大為 6.01%、俄羅斯為 4.64%、丹麥為 3.7%，我國即使按照 2019 年非洲豬瘟期間的極端情況也僅有 3.4%。我國雖然擁有全球最大的生豬養殖產業， 但是與海外主要生豬生產國家相比，我國生豬產業集中度仍較低，行業未來具有較大的整合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