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煤違約背後：評級機構無序競爭，1500人每年出兩萬多份報告

作為河南省的知名國企居然還不起10個億，永煤控股的違約引起市場一片譁然。然而這並非個案，據中證鵬元統計，2020年新增債市違約主體達到43家，違約規模接近700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有企業和高評級主體。

數據顯示，今年1-11月，AA+及以上主體違約佔比為48%，較2019年上升12個百分點，違約國企佔比44.7%，較上年增加30個百分點。新增違約主體43家，其中國企佔比42%，較上年增加27個百分點。

國企信仰被打破，引發二級市場動盪，導致債券市場融資功能受到很大沖擊，不少人將問題瞄準了債券背後的守門人——評級機構。

交易商協會約談評級機構，評級機構為何只是“事後諸葛亮”？

信用評級的目的是為了顯示受評對象信貸違約風險的大小，一般由專門的信用評估機構通過對受評對象金融狀況和有關歷史的數據進行調查、分析，從而對其金融信用狀況給出一個總體評價。

3A級在信用等級中的解釋為“償債能力極強，基本不受不利經濟環境的影響，違約風險極低”，其所藴含的意義令投資者趨之若鶩。而高級別華晨集團、永煤控股債券違約的背後，顛覆了投資者對信用風險的評估邏輯。

在永煤債券違約後，評級公司中誠信國際迅速下調了永煤控股的評級，並列入降級觀察名單，華晨汽車集團、清華控股也被下調了評級。

不少人疑問，為何評級機構做的不是守門人，反而只是“事後諸葛亮”。業內普遍認為，評級機構的缺失很大程度上與評級機構採用“發行人付費”模式有關，不少發行人傾向於支付更多的費用換取更高的評級。

監管也注意到這一情況。近日，交易商協會對相關評級機構進行了約談，並在《第三季度債券市場信用評級機構業務運行及合規情況》中表示，在發行人更換評級機構後，關注到個別評級機構對發行人主體級別調升的比例明顯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存在評級虛高等風險隱患。

同時針對評級動作滯後等事項，交易商協會也分別對中誠信國際和大公國際進行了約談，強調評級機構應持續監測影響受評對象信用水平變化的風險信息，所給予的評級結果應有效反映信用水平，發揮信用評級的風險預警作用。

發行人付費模式影響何解？

遠洋資本高級研究員蓋新哲此前向貝殼財經記者表示，與成熟國家市場相比，我國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有些虛高，3A級佔比過高，且3A級信用債的內部各主體基本面分化較大。

中證鵬元資信評估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李勇在其2021年信用風險年會上表示，中國評級行業雖然有30年曆史，但真正服務資本市場15年，而且真正違約的時間也才6年，數據和時間的積累都遠遠不夠，違約和風險釋放還沒有經歷一個完整的週期，評級發展難度很大。

李勇認為，要客觀看待評級機構的工作。目前市場化評級機構大概1500名分析師，230名研究員每年出具兩萬三千份評級報告和3700份研究報告，完成對5000個發行人1萬多隻債券的日常跟蹤。評級機構實際上做了大量的篩查工作。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公開數據顯示，三季度，10家評級機構共承攬債券產品4019只，環比增長1.03%，涉及發行人2128家，出具評級報告的債項共4689只。從承攬只數來看，中誠信國際佔比仍最高，為 34.36%，聯合評級、聯合資信和上海新世紀業務量佔比在 10%-18%之間，東方金誠、中證鵬元、大公國際佔比在 6%-10% 之間，遠東資信佔比1.12%，標普(中國)和惠譽博華不足1%。

針對評級現存的問題，李勇表示，要規範評級機構合理競爭。“國際評級機構也存在競爭，也是發行人付費，但評級機構競爭沒有這麼激烈，為什麼呢？主要評級機構就三家，且形成了多評級的模式，一般發行主體會找至少兩家或者三家做評級，收費很高。評級機構基本沒有生存壓力，沒有進行級別競爭和價格競爭的衝動。”

他強調，評級不宜變成競爭激烈的行業，等到行業出清、進入到良性發展階段以後這個問題會得到解決。

評級機構如何扮好守門人角色？

市場普遍認為，債券違約已進入常態化，明年債券違約仍將繼續，信用風險會發生分化。在這個過程中，評級機構如何發揮好自己的作用？

李勇表示，目前的評級技術和序列的形成有歷史的原因，市場諸多方面於此關聯，換成另一套有區分度的評級體系並不難，難的是如何消除這種轉軌的影響，保證新的方案就是準確的並被市場所認可。

在他看來，近年來我國在違約風險處置上已經逐步成熟，確立了市場化、法治化的處置原則，但在執行層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到目前為止的違約，財務造假佔了相當的比重，還有一些涉嫌逃廢債、欺詐發行，這已經不單是信用範疇，而是法治範疇。

“如果財務不真實、隨意劃轉資產、信息披露有選擇性、甚至非善意發行，企業的信用就具有了不可分析性。”李勇表示，參與各方要堅守各自底線，承擔各自的責任，評級機構在信息獲取和信息甄別上要下更大的力氣。

李勇強調，在目前債券違約時間和數量積累不夠，信用債流動性較差、交易不活躍、價格傳導不暢，風險暴露的邏輯和路徑還沒有形成規律的情況下，檢驗評級質量的一些關鍵指標還缺乏數據基礎，隨着債券市場的發展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該問題會逐步改善。

“經過這些違約事件，評級機構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評級理念和評級模型，信用分析要更多地回到報表和發行人本身素質上來。”李勇説。

證券業協會數據顯示，三季度末，10家評級機構共有分析師1412人， 較上一季度末增加 37 人，主要是中證鵬元和中誠信國際分別增加了20和10 個分析師。從業經驗在 3-5 年的佔比 31.73%，環比下降 0.2個百分點，5 年以上佔比 27.83%，環比提高 2.09 個百分點。

李勇表示，中國的評級行業已經在人才、技術和經驗上有了一些家底，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解決問題的答案和發展的路徑越來越清晰。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胡萌 編輯 嶽彩周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