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桂平表示，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帶來不確定性，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向中國傳導的壓力在加大。那麼，該如何評估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波動，中國又該如何超前應對呢？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苗頭已經出現，其根源在於不平衡的貨幣政策。
近期，美聯儲提出將於3月加息並縮表，表明美國的超級量化寬鬆政策已經到了逆轉時刻，這必然給美國股市和全球股市帶來震盪。
短短兩年時間，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2020年初的4.2萬億美元擴張到了目前的8.8萬億美元，其流動性已經到了“發高燒”的地步。通過大規模印鈔發鈔，美國一方面刺激投資需求，托住並拉高了股指，另一方面刺激和穩住了消費。但由於美國內部經濟失衡，產業鏈存在結構性痼疾，其貨幣刺激手段將導致反噬效果。
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在2019年已達到歷史性高點，卻又在2020年3月本土疫情大暴發時逆勢上漲，到目前漲幅達40%左右，其背後動因就是貨幣超發。可以説，股市暴漲就是實體通脹的前奏。只是在疫情掩蓋下股市和實體經濟出現了階段性的背離而已。
隨着美元加息和縮表，歐洲央行有可能加息，英國則已經加息。其他一些經濟體也將採取收縮政策，將誘發美元、歐元等迴流，可能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其中，美國股市很可能發生災難性調整。
其次，要透過金融現象的浮雲，看清楚主要國家實體經濟的走勢。
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出現高通脹，是貨幣政策和製造業兩種“病”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國家在抗疫政策上猶豫不決，錯失了調整和穩定經濟的良機，之後通過貨幣刺激需求，使大量資金湧向股市和大宗商品。同時，由於交通、物流不暢，一些行業勞動力短缺，製造業難以恢復，物價必然節節上升。過度的流動性對穩定物價有百害而無一利。
按照前期美國構建的“主流觀點”，其通脹率大幅上升是經濟持續復甦的結果，經過一段時間會逐步降下來。這個判斷是片面的，因為遵循資源全球化流動的邏輯，通脹也是結構性的，是可以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傳導的。美國是全球化佈局資源的典型國家，它的經濟增長從來就不是僅靠本土範圍內經濟活動來維繫的，美國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在全球各地從事經濟活動，支配資本、物資、資源，其經濟復甦必須依賴全球主要合作伙伴。所以，其內部貨幣政策推升通脹，其進口產品也會推升通脹。這就導致通脹不可能短期內回落。除非其恢復一般商品的平價生產。
而中國不同，我們既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將資金投向基礎產業、一般製造業，投向中小企業，又注重保就業、穩定居民收入水平，從而保障了供需兩端同向發力。特別是，中國抗疫走在前列，生產、運輸、商業、投資總體保持平穩，不僅穩定住了內部的產業鏈、供應鏈，而且擴大了出口規模，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製造業支撐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國經濟的“雙循環”戰略是應對新冠疫情以來國際經濟金融波動的最佳方略，只要我們穩住經濟大盤，按照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思路深化改革開放，就能夠有效應對國際市場的任何衝擊。
再次，做強開放型的國內金融體系，抵制金融霸權“剪羊毛”行徑。
美元霸權是當今世界的經濟毒瘤。在世紀疫情之下，一方面，美國對防疫採取放任態度，維繫表面上的人員自由流動和經濟繁榮；另一方面，通過超大規模發行美元，試圖將經濟增長壓力稀釋到全球，剪全球的羊毛。如果一國的貨幣政策跟着美聯儲起舞，把流動性用得過滿，一旦美元迴流就只能吞下苦果。
在疫情衝擊和經濟減速雙重壓力下，中國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供應常態化，不搞大水漫灌，股市、債市、匯市運行總體保持穩定。一旦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大的波動，我們有餘力、有儲備可以調節。如果美聯儲政策收緊導致美元迴流，我們可以啓動降息等措施增加流動性。
同時，我們將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從供需兩端落實落細相關政策，保市場主體，穩基本盤，推進新一輪減費降税，支持城鄉居民消費升級，做好“普惠”和“滴灌”金融服務，振興先進製造業，進一步完善升級基礎設施。同時，要抓住有利時機，進一步擴大開放，用更成熟更優化的營商環境吸引國際資本、跨國企業前來投資興業，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紅利。同時，也為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做大這片熱土。（作者是證券日報副總編輯、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