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財經報社(北美)訊 鑑於美元在2022年的大幅上漲對經濟和市場造成的破壞，美元不斷被比作“破壞球(wrecking ball)”。
但在週四（10月6日）的一份報告中，標普全球（S&P Global）全球首席經濟學家Paul F. Gruenwald警告稱，央行和其他經濟政策制定者能做的也就這麼多了。他認為，要解決真正推動美元上漲的因素，需要政界人士挑起大任。
那麼美元到底有多強勢呢？ICE美元指數上月觸及20年高位115關口附近，然後於10月初回落。該指數衡量美元兑一籃子主要貨幣的匯率。今年迄今，該指數仍上漲逾17%，過去12個月上漲近20%。
由於英國陷入財政危機，英鎊/美元上週跌至歷史最低點。歐元/美元匯率已跌破平價，預計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的能源衝擊，歐元區將在冬季遭遇嚴重低迷。日元/美元匯率最近跌至1998年的最低水平，促使日本央行罕見地進行了一輪干預。
為什麼強勢美元是一個問題？儘管美元走強有助於遏制美國的通貨膨脹，但競對貨幣貶值會放大這些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美元上漲的幅度和速度引發了人們對市場混亂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壓力的擔憂，這些經濟體以美元計價債務的比例很高。美元走強也被視為對依賴國際銷售的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的負面影響。
（圖源：S&P Global Economics）
以下是Gruenwald對那些艱難抵禦強勢美元的國家和經濟體的四種選擇的看法，以及為什麼它們都不是理想的選擇：
度過暴風雨。這真的不是一個選擇。美元過度強勢的時期可能持續數年。允許匯率貶值會導致更高的通脹、更高的償債成本、更低的可支配收入和更低的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此外，由於政策制定者必須“有所行動”，可能會有國內政治成本。
逆風而行。這可能也不是一個成功的策略。干預可以減緩貶值速度，但如果壓力巨大且持續，這些勝利將是短暫的。市場能夠也將考驗政策制定者，其結果很可能是貨幣貶值和外匯儲備減少。外匯儲備通常是用來在動盪時期平抑市場波動，而不是用來應對持續的下行壓力。
引入資本管制。限制外匯交易是一種誘人但可能無效的方法。可能的結果是形成一個黑市和兩倍或多倍的匯率，只有“內部人士”才能獲得外匯。這將導致市場扭曲和動盪。它還將造成聲譽損害，並限制未來在國際交易中使用該貨幣。
提高利率以抵消貶值。這是放鬆金融環境的教科書式答案。然而，這也有其問題。如果政策制定者“做了正確的事”，通過提高利率收緊融資條件，降低通脹以確保持續增長，那麼不受歡迎的貨幣貶值就意味着利率必須上升。這是著名的蒙代爾三難困境的結果。從本質上説，這意味着引入其他國家的通脹，導致利率上升，產出和就業減少。（蒙代爾三難困境的概念是，一個國家不能同時保持靈活的貨幣政策、固定的匯率和自由的資本流動——它必須在三者中選擇兩者。）
這位經濟學家指出，還有“全球選擇”。其中包括與其他國家的美元互換額度，比如在2020年初擴大或啓動的美元互換額度，當時由於新冠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全球對美元的爭奪導致美元飆升。Gruenwald寫道，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互換額度已被證明是有效的，但尚不清楚它們是否適用於美元估值飆升的情況，“因為它們類似於額外儲備：在捍衞匯率水平時，它們可能會被耗盡。”
還有另外一個解決方案，即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廣場協議》式協議。1985年的廣場協議中，美聯儲和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的央行同意進行干預，以壓低美元的價值。按照Gruenwald的描述，美元的升值是“最根本的……升值”。
但他説，儘管目前美元走強帶來的痛苦越來越明顯，而且還在上升之中，但美元指數距離1985年的峯值仍有三到四個標準差的距離。他指出，當時的焦點是貿易失衡，考慮到中國當時的經濟規模較小，中國不在討論之列。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痛苦可能會變得難以承受。
“最終，解決問題不僅取決於經濟，還取決於政治，”Gruenwald寫道。
他寫道：“當美元強勢對其他經濟體的負面影響開始超過對美國的好處時，它就會變得過度。對此很難精確衡量，但衡量的一種方法是：一個全球性的、仁慈的政策制定者會開出什麼處方？”
在某種程度上，強勢美元對所有相關方來説都不是最理想的，“如果市場沒有對此進行糾正，解決方案就會有政治因素，”Gruenwald寫道。
他指出，上世紀80年代美元持續走高的極端局面最終被《廣場協議》化解。“這一次的演員可能不同，但結局可能看起來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