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疾纏身的美國醫療體制
醫療體制的改革,一直都是美國國內的焦點話題。看病難、支出高等問題長期困擾着普通美國人。而日漸高企的醫保費用,更是令不少中低收入人羣放棄醫療,聽天由命。因此對醫療體制問題,歷屆總統大選都會激烈爭吵一番,本屆選舉也不例外。圍繞“奧巴馬醫保法”的廢立與改革,特朗普和拜登展開了延綿不絕的口水戰。但是,美國醫療體制的弊端太多,牽扯的利益集團太廣,兩黨都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圖自蓋蒂圖片
高昂醫療成本未帶來國民壽命增加
美國人均醫療開支高居世界首位。根據經合組織2019年的數據,美國人均醫療開支(購買力平價)為11072美元,遠超第二名的瑞士(7732美元),更將德國(6646美元)、英國(4653美元)、日本(4823美元)遠遠甩在身後。不僅如此,美國每年醫療總開支佔GDP的比值約為8%,比歐洲、日本都要高,是其軍費開支的兩倍。與美國鉅額的醫療投入不相稱的是美國的人口預期壽命(78.9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9年數據),比西歐各國、日本、韓國都要低,在發達國家中墊底。為什麼美國的醫療體系會呈現高投入、低成效的問題呢?其根本原因是該體系中參與者眾多,關係錯綜複雜、缺乏政府有效的調控。
美國現行醫療體系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美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政府在產業管理和監督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具體到醫療產業,政府更是調控嚴重失能。拋開病患不論,這個領域的參與者大致有醫生、保險公司、藥廠、醫藥保險管理機構四類,這四類玩家互相激烈地博弈,而整個醫療體制又呈現嚴重的市場失能問題,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與每一類玩家打交道的時候,都存在着致命的管理缺陷。
首先是醫療服務的直接提供者,醫院和醫生。美國的醫生是自成一體的獨立王國,醫學院錄取、獲得執照、醫院體制建設、醫生薪酬等各個方面政府根本插不進手。醫學院錄取考試MCAT是民間醫學考試機構自行組織,醫生執照考試也是由民間“非盈利”機構包乾,更不要説絕大部分個體診所和醫院屬於私立盈利機構,政府無法干預內部事務。醫療服務作為一項剛需,個體病患在醫院和診所面前毫無議價權,而缺乏政府監督、沒有服務定價標準的結果是醫院亂收費現象非常普遍。比如新冠病毒檢測服務,如果不去政府指定的免費衞生檢測中心,而是去私人診所的話,檢測的收費在241美元到4510美元之間浮動。CT的平均價格,加拿大為97美元,澳大利亞是500美元,而美國高達896美元。核磁共振檢查,在英國為450美元,而美國是1420美元。更糟糕的是,美國醫院為了避免惹上法律訴訟,往往傾向於對病人過度檢查,沒有醫保的病人如果因急病入院,出院後拿到的賬單大多都是天價。
從病人身上賺到的錢,大量地轉化成了醫生乃至護士們的收入。美國家庭醫生的平均年薪是21.8萬美元,專科大夫的收入是31.6萬美元,比其他所有發達國家的平均標準都高出了一大截。護士也是如此,普通護士的年平均收入為7.4萬美元,而醫療費用較高的瑞士也僅有5.8萬美元。
△圖自蓋蒂圖片
如果説政府對醫院和醫生是大撒把式的管理,造成亂收費現象嚴重的話,藥廠就是另一個極端,政府對藥品的管控極為嚴格,又同樣導致了藥價畸高。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有一套嚴苛的新藥審批流程,涉及漫長的臨牀測試環節。缺乏足夠資金和人脈的小企業,是很難獲得新藥批准的,幾家巨型的製藥企業控制了整個藥品市場。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又賦予了新藥非常優厚的專利待遇,甚至通過WTO渠道,要求其他國家承認這些藥品的專利。這些舉措導致整個美國藥品市場沒有自由競爭,藥品價格居高不下,消費者成為了壟斷行業消費的對象。
作為個體消費者的病人,在這種醫患市場失能的環境下,是無力同醫療機構以及製藥公司進行議價的。於是購買醫療保險,成了唯一能降低醫療成本的有效辦法。只要投保的人數足夠多,保險公司就具有了一定的議價權,在與醫院打交道的時候,就不必像病人那樣處於劣勢。甚至很多情況下,保險公司還在決定醫院收費標準以及醫生的收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美國醫療保險行業如何賺大錢?
過去20年裏,美國商業醫保的保費年增幅,遠遠超過了個人收入的增幅和通貨膨脹,給個人和企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高企的保費,也是現在兩千五百萬美國人缺少醫保的主要原因。但由於政府的監管缺失,導致保費增加的具體原因缺乏透明性。醫療保險本身是個高風險、低利潤率的行業,需要政府的監管和引導。一般而言,最需要醫療保險的人,往往也是最需要就醫的人,而保險公司期望的則是,投保人多繳保費少生病,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的收入利潤。為了提高利潤,保險公司就大幅提升高風險人羣的保費,或者增加投保人的自付金額。當年的奧巴馬醫保法要求,保險公司不得拒絕有既有身體狀況(如心臟病、癌症等常見病)的人加入醫保,於是醫保公司竟然以此為藉口,將所有人的保費都向上做了調整。此外,美國國會1954年通過的一份税法規定,公司給員工購買的集體醫療保險開支不在徵税範圍中,這也造成很多企業為高管購買了極為慷慨的醫保方案。實際上,1954年税法制定的初衷是為二戰時的重税政策減負,不想因為美國醫療開支的高企,使得這項免税政策,成為一些企業高管合法避税的工具,並抬高了市場整體的保費水平。
△美國注射流感疫苗的醫療保險賬單
醫療保險業的壯大和政府的監管缺失,又滋生出許多新的食利行業,進一步拉高整體的醫療開支。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的醫藥保險管理機構(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 PBM)這是美國獨有的行業。醫保公司為了方便管理,將同藥廠的談判權和藥品的管理權外包給第三方的PBM來處理,涉及哪些藥品可以報銷、藥物治療流程、報銷藥品的市價、藥品保險理賠等服務內容,PBM甚至還可以否決醫生開出的藥方。PBM生財渠道也很多,他們從醫保公司收取一筆服務費,從藥廠拿回扣,還能以高於議定的藥價的價格銷售藥品,從中賺取差價,而這些盈利渠道完全看不到政府監管的影子。這種不透明,也就催生出一個暴利行業。2017年,美國最大的PBM快捷藥方(Express Scripts)收入超過一千億美元,而世界最大的藥廠輝瑞當年收入僅有520億美元。《財富》雜誌評出的收入排名前25名的美國公司中,有6家為PBM。可見,處於食物鏈最底層的病患,都在為PBM買單。不僅如此,由於PBM屬於躺着賺錢的行業,其內部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因為PBM管理問題,導致病人無法及時拿到藥物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拉低了美國醫療的整體質量。
可以説,美國醫療體系的頑疾,普通病患經濟負擔的不堪,聯邦及地方政府都難辭其咎。奧巴馬時期頒佈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又稱奧巴馬醫保法)改革力度最大,但也帶來了很多爭議。此次總統選舉,圍繞“奧巴馬醫保法”的廢立,兩黨候選人展開了極為激烈的辯論。
美國醫療體制市場化的悲哀
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美國,民眾對税率的變化非常敏感。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後,立刻簽署行政令,要求通過各種途徑阻止“奧巴馬醫保案”的繼續實施。同一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修改税法,將個人強制入保條款中的罰金數額降為零。保險公司聞風再度大幅提高了保費。除此之外,特朗普任上對“奧巴馬醫保法”動的刀子還有很多,例如給Medicaid的申請人設限等等。作為奧巴馬時代副總統,拜登則將“奧巴馬醫保法”視作自己的政績之一,所以他選擇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做一些無關全局的小調整。
目前美國的政客,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大多不願對醫療體制做刮骨療傷的重大改革,儘管政府掌握醫療服務及藥品的議價權後,能夠有效地降低各項開支。遺憾的是,在美國不到萬不得已,企業是不允許政府入場干預的,哪怕這會造成糟糕的社會負面效應。
美國雖然醫療技術世界領先,但新開發的治療手段和藥物都不是給窮人準備的。像特朗普總統感染新冠病毒後,接受的新型抗體雞尾酒療法,三天下來至少燒掉了10萬美元,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這種高昂的醫療費用。而根據美國公共衞生非營利組織凱瑟爾家族基金會(KFF)的分析,即便有醫療保險,沒有併發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平均也需要支付大約9800美元的治療費用。如果有併發症,費用將超出2萬美元。這種高價的醫療體系,加上政府的瞻前顧後,導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低於其他所有發達國家,這是美國的悲哀。
(特約評論員 景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