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殺引發反種族歧視抗議為標誌，美國社會撕裂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美國越來越深陷於“政治正確”的泥沼，兩黨制的內耗性蔓延到了國體層面。國內騷亂加上抗疫不力使美國決策層在外交上也出現更多不負責任的言行，而華盛頓越是為了國內短期政治利益這樣操作，越加速着其全球霸權的耗散。
回顧1894年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之後美國逐步獲取世界霸權的道路，可以發現19世紀末國家間爭奪霸權的鬥爭日趨白熱化，霸權易手也表現出巨大的加速度。但相對於德國而言，美國的優勢在於其作為海權大國的地理位置，不用耗費過多國力來維持地緣政治穩定，可以專心經營和維持海外殖民體系。經過一戰、二戰、冷戰以及後冷戰初期等歷史階段，美國經濟乃至綜合國力持續增長，同時建立了龐大的海外同盟體系，藉助這些有利因素，美國逐步建立並有效維持着它的全球霸權。
但接下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加速了大國實力消長進程。進入信息時代，靠信息技術支撐的壟斷金融資本出於對超額壟斷利潤的渴求，行為模式越來越趨向於短期主義，對經濟循環的空間和時間進行了更加殘酷的壓縮，國際大循環的速率與日俱增，導致現代化高科技產業表現出的競爭性、迭代性都遠超其他產業。
具體到國家之間，產業競爭開始越來越多表現在半導體信息技術和生物基因技術產品的研發、製造、銷售，兩個行業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競爭與合作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的命脈。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始終在其中保持領先優勢。但本世紀以來，美國戰略決策層在這個問題上出現誤判，將很大部分的國家力量用在打着反恐旗號的一場場戰爭上，錯失了產業升級的機遇。
雖然在美國國力是絕對衰落還是相對衰落的問題上，學界存在一些爭論。但對美國全球霸權的下墜態勢，並無太多異議。這種霸權下滑的結果，就是美國開始有意針對被它視為“挑戰”或“威脅”的國家或政治力量，明確使用蠻力手段予以打壓。
就此，下墜的霸權轉化為越來越多的蠻力。表現之一，就是華盛頓正在推行的對華強制脱鈎。美國一些精英堅持認為美國的問題是中國加入全球化後“搭便車行為”造成的外部負面效應，甚至指責是中國不遵守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導致的後果。以此為藉口，這些極端反華精英推動華盛頓通過與中國脱鈎來止損，並藉以轉嫁國內政治危機。
可以預見，接下來美國對華極限施壓還會加碼。比如，在世界範圍內與中國乃至華人做生意、打交道的企業和個人中間進一步製造恐嚇心理。這會迫使外國公司做好構建兩套產品供應鏈體系的準備，即確保與中國做生意的時候不摻雜任何可能招致美國極限施壓的因素。最終結果，就是政治理性壓制經濟理性。再如，雖然不會輕易挑起對華軍事衝突，但華盛頓不會放棄利用其對中國周邊某些國家親美精英羣體的影響，挑動相關國家的民粹主義思潮，進而發動某種形勢的“代理人衝突”。
美國的霸權耗散，可能是人類現代史上第一個不經過大規模戰爭潰敗就走向終結的案例。美國全球霸權的衰落和蜕變，無疑會引發連鎖反應，包括但不限於國際經濟大循環、信用和標準評級體系、美元美債體系、國際政治盟友體系出現瓦解甚至崩盤，二戰後奠定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面臨鉅變。
那麼，如果單極不在、一超不存，今後的世界會怎麼樣？首先，美國的戰略缺位或許是個政治福音。沒有“美國治下的和平”，有些國家可能會重新陷入多種政治力量紛爭的狀態，但另一些國家則會“因禍得福”，獲得經濟社會健康成長的更大空間。
還有一些例子，比如對美元美債體系缺位的適應。實際上，有的國家因為受制裁而不能在國際石油貿易中使用美元，反而出現一定程度上財政收支狀況改善的局面。美元美債體系缺位短期內確實會導致混亂，但長遠看有利於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構建。
其次，短期內國際經濟貿易成本大增，相關戰略資源和生活物資價格上漲。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得以購買大量物美價廉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以維持其生活方式和水平。如果美國強行打亂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民眾生活物資嚴重依賴進出口供應的國家，這次疫情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國際經濟和產業秩序沿着美國強推的方向發展，這種狀況將會愈演愈烈，某些國家將不得不加快重建本國產業鏈以保證生存需要。但它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並不具備獨立打造本國產業鏈的能力。
遵循底線思維，我們要為美國霸權衰落和蜕變成蠻力、並給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做好最壞打算，為我國戰略空間進一步承壓做好應對準備。通過這次疫情大考，國家治理能力強弱和治理機制有效與否已經涇渭分明。面向後疫情時代，我們應該更自信、更堅定地深化對外開放，更靈活地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恢復和強化經貿關係，同時也要更善於把中國的製造業能力等轉化為現實的國家影響力和軟實力。（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