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毅夫：中美能躲過“修昔底德陷阱”嗎？

2020年，中美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GDP佔美國的比重升至約70%。而20年前，中國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

這一數字變化的背後是中國的崛起。“當一個大國崛起，會對之前的大國形成挑戰，往往會帶來摩擦和衝突”，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定義。當崛起中的中國，遇上掌握全球霸權的美國，全球競爭格局會發生何種變化？中美能躲過“修昔底德陷阱”嗎？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詳解這些問題。林毅夫認為，與西方國家“弱肉強食”的發展方式不同，中國的崛起一直是通過和平實現的，這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即：在和平、互利、共贏的狀況下也可以實現發展。

對於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他指出，中國的崛起反而有助於構建一個新的、穩定的、讓所有國家都能夠共同發展的國際格局和環境。中美關係或在2050年出現緩和。

“西天取經”行不通

從百廢待興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需要多長時間？

中國的答案是不到40年。根據官方統計，2012年，中國GDP總量按不變價計算，已是1978年的24.5倍，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也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1.5%。此後的近10年，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較高速的持續增長。

創造出這樣的經濟奇蹟，“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這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個知名謎題。

有學者指出，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違背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常識。如果按照西方提出的：有限政府、獨立司法、產權保護等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對各國進行排名，中國並不靠前，但中國卻實現了經濟奇蹟。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悖論”？

林毅夫認為，西方經濟學大多是西方國家從自己發展過程和經驗當中總結的規律。但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西方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跟發展中國家是不同的，他們的瓶頸也並不見得就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限制。

比如：西方國家強調市場和產權保護，因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的技術一直處於世界的前沿，經濟發展靠技術創新，發達國家只能自己研發，靠發明來實現技術創新，在技術創新出現後，發明得到保護才能激發市場從事研發的活力。

但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跟發達國家有差距，可以把成熟技術和產業引進來，這也是一種技術創新，而且，成本和風險會比自己發明小得多，可以比自己發明實現更快速的技術進步，也就是發展中國家有“後來者優勢”，發明技術和引進技術所面臨的瓶頸限制顯然不同，政府和市場要發揮作用的領域和方式也就會有差異。

可是，傳統上中國人常有“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只要把西方的經驗學會，就可以用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從而像西方國家一樣走向繁榮富強”。

事實上，林毅夫説，二戰以後，真正能趕上發達國家的發展中經濟體可謂“鳳毛麟角”。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在其政策制定的時候，一般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而按照發達國家認為“正確的”政策去發展的國家，基本都不成功。

中國崛起靠的不是掠奪或霸權

除“走自己的路”以外，林毅夫表示，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國家的另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中國的影響力是靠不斷髮展自身經濟得來的，是通過貿易在一個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方式中實現的，而不是靠到國外去掠奪資源。

林毅夫指出，近現代以來，自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發展基本上都以“弱肉強食”為特徵，開始不斷在海外尋找殖民地。一戰、二戰以後，實際上也都是利用其科技強權、軍事強權，來獲得政治霸權，從而得到或者維持其對世界的控制。

但中國文化向來強調“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對個人來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行為準則。對政府來説，在本國經濟發展起來、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同時，“繼絕世，舉廢國”，也希望其他國家得到發展，讓其他國家的百姓也過上好日子。而且，中國強調“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強調各個地方都能參與，這樣各國相互幫助，大家一起發展。

由於在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歷史發展上出現完全不同的軌跡。

林毅夫指出，中國的發展證明，現代化的道路不是隻有發達國家走過的那一條。一個國家的崛起，也不是隻有通過發達國家的那種弱肉強食的方式才能實現，而是有可能在和平、互利、共贏的狀況之下獲得另外一個發展道路的選擇。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什麼？

2018年，中國作出“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

這個變化為何出現？林毅夫指出，有相當大的程度是因為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其中變化最顯著的是中國，中國在201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彼長此消，過去百年曾主導全球經濟、政治的八個國家現在失掉了主導世界的力量。1900年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組成的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當時上述八國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球經濟總量的50.4%。

此後，“核心”八國的範圍調整，奧匈帝國崩潰、加拿大加入。2000年時，八國集團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仍佔當時全球經濟的47%。也就是説，100年過去，其他國家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佔比只上升了3.4個百分點。

這一情況在2000年以後發生變化。2018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提出之時，八國集團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在全球的佔比已從47%降低到34.7%，失去了主導力量。

2050年中美關係或出現緩和

中國的趕超，必然帶動國際競爭格局的改變。林毅夫指出，美國感到自己主導世界越來越力不從心了，所以，在奧巴馬主政時期，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將其軍事力量配置到太平洋。特朗普上台以後，又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等，帶來了中美關係的緊張。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林毅夫指出，首先，發展是關鍵。中國需要做好自己的事，繼續發展，同時繼續給其他國家提供發展機會。

他認為，到2050年，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如果能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兩倍，世界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林毅夫解釋説，美國對華發動科技戰、貿易戰，相當大的原因是當前美國的科技水平確實比中國更高。

如果205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那時北京、天津、上海加上東部沿海五省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這些地區人口總量大約4億多，會跟當時美國的人口和人均GDP處於同一個水平。這樣中國最發達區域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和美國差不多，產業技術水平也跟美國接近。美國可以卡中國脖子的技術基本就沒有了。

但是，中國還有中西部10億人口，這些地方的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這部分地區仍有快速發展潛力。到那時，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發展速度還會比美國快。美國不再有科技優勢，也無力改變中國經濟規模是美國兩倍的事實，美國自己的發展又不能忽視中國市場帶來的機會，中美之間就能夠有和平和共同發展的基礎。

中國做好自己的事，用好自身潛力，林毅夫指出，中華民族可以實現復興，也會給一個新的穩定的世界格局，打下基礎。中國崛起將有助於構建一個新的、穩定的、讓所有國家都能夠共同發展的國際格局和環境。

美國問題的根源在硅谷和華爾街

中國的發展是美國問題的根源嗎？林毅夫表示，多數發達國家出現問題，總是不願意去找自己的原因，而是把責任推給別人，找替罪羊。

從2008年以後，中國每年為全世界市場擴張貢獻30%左右的份額。如果能抓住中國機會，西方國家也可以發展得很好。

比如：在歐洲國家當中發展最好的，被稱為“奇蹟”的德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就曾經説過，德國之所以能在2008年的危機之後創造奇蹟，就是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歷產業升級、技術升級，新技術、新設備大量從德國引進，所以德國也發展起來了。

反觀美國。近年來，美國中等收入羣體比重下降，一般工人的收入水平沒有明顯提高，兩極分化愈發嚴重。林毅夫説，有大量研究表明，這是華爾街跟硅谷造成的。

首先是華爾街。1971年美元跟黃金脱鈎後，美國就利用美元是世界性儲備貨幣的地位，倡導金融自由化，這也給華爾街利用美元地位和資本賬目開放，進入發展中國家炒作獲利提供機會。大量美元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債券等市場又快速撤離，造成了其他國家金融不穩定。有研究證明，在2007年，華爾街幾家公司掌握了美國所有企業利潤的40%。

其二是硅谷。美國的技術走在世界最前沿，而且自己不斷髮明新的技術。通過新技術的專利保護，硅谷可以全世界作為市場，獲得很高收入。

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以後，美國的發展主要就靠上述兩個部分。但這兩者能創造的就業非常少，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製造業空心化。剩下的一些留在美國國內的產業是附加值很低的一般服務業。服務業吸納大量就業人口，但收入水平很低，財富集中到華爾街跟硅谷的少部分人手中，這就是美國國內問題的主要來源。

財富分配不均，應該加税，然後把這些由科技創新或金融自由化帶來的財富，經過税收，部分投入於改善本國的基礎設施，部分用於改善教育，讓國內能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但美國不是這麼做的，而是把國內的問題歸因為中國發展快了，中國全球化了。所以，林毅夫強調，美國應該從自身找原因，找出有利於美國自身，也有利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解決辦法。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房穎 題圖來源：上觀圖編 圖片編輯：朱瓅

來源：作者：中國新聞社 龐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