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書但是沒公德的人都秉持什麼思想！
貴族時代：誰讓你是賤民，沒有血統還享有權利，呸！
結果封建改革廢除血緣特權
封建時代：土地當初都分給各位了，自己不行賣土地為生，現在還想要回去，不要臉！
結果打土豪分田地
資本時代，每個人的機會都是相同的，你混得不好賴我，知不知道什麼是公平
工人運動，建立專政
當代，沒有工作是你的問題，別人怎麼有？
結果呢？你會等到的！
效率超越公平，其最基本的現實表現便是40年的高速發展。這種高速發展使我們自豪，同也給我們帶來其他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問題的集中體現。
在40年前，我們還在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究竟誰更優秀而煩惱不已，但是我們最終選擇了與前30年截然不同的市場經濟。其實在當時已經別無選擇，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過政府放權，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在這種結構轉型當中，我們經歷了長達40年的增量市場發展。
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放開非公有制經濟，經濟結構的外圍，形成多種增長點，以促進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值。從而引導舊的經濟體制與經濟現實協同發展。從而帶動社會整個產業結構共同推進。改革是逐步過渡的，在改革當中，我們改變了自己的認知，也改變經濟組織結構。
在經濟變遷動力方面，中國也不斷釋放自己的潛力，經濟逐步實現轉軌。但是這40年時間裏，我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供給方面的問題。可以説走在改革的前20年，我們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我們可以説，單純的通過供給方向，依靠單純的增長保證經濟增長。之後20年，我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去思考經濟質量及需求側在經濟當中所發揮的作用。
其實這並非飛機沒單一問題，在前20年時間裏，我們也一直跟着需求的變化，但是需求在當時十分薄弱，相比於提升需求週期漫長，提升生產能力是經濟刺激便捷的方式。為了能夠無障礙或者儘可能降低生產規模化的自立發展。我們不再壓縮各種成本，其中給未來經濟帶來循環性發展的人力資本很大程度上被我們自己壓縮的一乾二淨。
可以説，我們通常認為的在國際上的商品競爭力不是因為其質量，也不是因為其品牌。現在為止，我們依然有大部分的企業是通過貼牌兒套牌兒委託加工的形式，獲取單薄的生產經營利潤。可以想象，為了能夠保證利潤空間，各個企業在人力成本方面會出現怎樣的變通，最終會傷害自己。
第一個時期是78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產業運行機制由計劃向市場轉變。這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技術，只要能夠生產出來就可以完成當時的發展目標。到90年代中期，我們開始積極推進經濟體制的轉向，從九二年開始一直到九八年，我們一直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方面接近世界水準。取得西方國家的諒解，而在02年的時候進入世界貿易組織。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90年代後期，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更多的是依靠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全球化的全球市場實現了自己產品的輸出以及國際產業鏈的整合，成為了世界工廠。然而，人們要注意的是，我國之所以能夠有近20年來飛速發展，並以有所謂的人口紅利為榮其實並不光彩。
其實當下我們來看所有認為自己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其經濟質量的發展水平都不高。而歐洲，日本等這些國家，他們的人口紅利幾乎根本沒有，甚至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少子化問題，但是他們的經濟增長就能夠保證國家正常經濟政策，很多人認為就是因為他們的資本積累更高，有核心技術，但是這些東西並不能表現，真正能夠體現這些國家發展的是在國際產業鏈當中的分工。
這種分工作基本的一點就是市場的地位。一個國家，不管你是什麼樣階段的國家，只要能夠被國際市場接納。在未來至少20年的時間裏都會發展。只是一些國家為了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國際認可，在價格方面儘可能壓縮人力以後取世界市場競爭力，才會導致人力成本持續走低，才會凸顯出人口紅利，説白了，人口紅利是壓低人力成本而導致的必然結果，並不是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
若是在全球化市場飛速發展的年代裏，所謂的人口紅利確實能夠給一個國家帶來發展，但是一旦全球經濟增長減緩，甚至因為突發性的問，題而招致全球化市場逆流。那麼，人口紅利越多的國家，其所受到的影響就越大，而並不是那些主動退羣的英國，美國。他們雖然退羣，但是他們的國際市場地位根本沒有絲毫變化。
而過度吹噓人口紅利的國家則是在為了爭奪世界貿易市場容量的方面佔得先機，但是國內的需求則會成為問題，因為人工成本持續走低或者不見真正增長，全球逆流開始進行，各國更關注內需，本國所受到的傷害無疑是最大的。當下，我們已經隱隱然突顯出了這方面的弊病。各國紛紛印鈔並且保證市場流動性不會限於蕭條。
但是，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一個窘境就是國內消費遲遲不見增長，甚至還有回落，陷入蕭條的風險。一些統計數據很好看，但是我們現實的體驗與此完全相反。可以説，在過去40年裏，我們更多的是關注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我們更多的是要求勞動力和勞動階層為了適應這種效率而提升自己的勞動生產率。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各種技術，進而實現充分就業。
在我們致力於拼搏奮鬥的社會總體環境下絕對沒有錯，一個人生活的好壞，由一個人的能力決定。不努力的人為什麼要用努力的人一樣獲得工資，社會福利呢。但一旦社會的總體情況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很難完全就沒這種理論是對的。
首先，經濟和社會的速度發展是促使勞動力自我革新的重大基礎要素，雙方之間要有一個動態平衡，然而問題是由於40年的快速發展，我們不允許有這種平衡。完全形成了生產方的市場，因為我們的人口眾多，導致的結果就是有很多勞動力無法進入就業市場，充分就業，因為他們不具備快速生產發展而必要的勞動力。
他們的勞動力甚至已經落後，只能通過不充分就業——地攤，各種方式謀生。 其實，對於當下的社會環境而言，我們不得不思考保守主義在社會經濟當中的突出地位，有的時候走的太快，我們不得不抬起頭來看一看路，看一看有多少人掉隊。有的時候發展並不能夠直接決定社的就業問題。快速發展只是一個基礎，它能夠迅速做大蛋糕，但並不意味着新做出來的蛋糕與失去的蛋糕是等量級的。
也並不意味着因為失去蛋糕而喪失就業機會的人口可以恰好填補，或者進入到新蛋糕中，生活之間總有一種落差。 如果我們能夠處理好這種落差，我們經濟結構的轉型將不再是問題。但是這種落差的解決是需要時間，是需要經濟還是緩下來等一等社會問題的解決。其實社會發展的真相告訴我們，發達國家的工人，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比我們高，但更多是技術上的，不是工人本身能力上的差距。
但是我們卻過度的將技術科技上的差距推給的工人本身。所以覺得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工資本就應該比發達國家更少。這種思想的錯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影響我們對於就業市場對於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思考。我們對於那些閒置的勞動力會恨鐵不成鋼，但是對於解決這個勞動力問題，我們卻又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