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與CIFER研究專員李思佳在《清華金融評論》2022年4月刊發表文章“縣裏辦大學——產業升級與貨幣產業政策”，建議今後10年，每年通過貨幣產業政策（結構性貨幣政策）投入4萬億人民幣刺激經濟，在現有基礎上增加2%的GDP增長率，實現我國經濟從工業化階段向知識化階段的轉型。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藉助更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來提振需求已經成為共識，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結構性增量工具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文章認為，面臨疫情、地區衝突、全球通貨膨脹等因素，我國總量上更加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在短期是必須的，但是經濟下行壓力更加關鍵的原因是產業升級卡殼了。 文章認為，在經過1978—2018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在整體上已經勝利完成。以2018年為分水嶺，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進入知識化時代。相應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需要從工業化時代的製造、加工裝配、房地產、鐵公基等，轉換成知識化時代的創新與產業升級、高科技服務、知識服務等主導產業，但是這個結構轉型卡殼了。
產業升級卡殼會帶來嚴重後果。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美日貿易爭端使日本的發展停滯在電子、汽車、鋼鐵行業，錯過了信息和生物工程產業發展的浪潮，使日本從享受高科技驅動帶來的高回報、高增長的良性循環轉入資本低利得、低增長、低收益的惡性循環。日本GDP年增長率從1988年的6.79%開始逐年下降，1992年降到0.85%，4年之內從高速增長掉到幾乎零增長，從此走上了漫長的經濟停滯之路。1995年，日本人均GDP達到4.42萬美元；2020年，日本人均GDP是4.02萬美元，日本人均GDP在過去25年降低了4000美元。
文章認為，知識化階段的經濟發展由對知識的需求與供給驅動。產業、技術的升級帶來對知識的需求，而大專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增長帶來對知識、人力資本的供給。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際技術遏制”限制了我國技術、產業的升級；而我國人力資本供給的總量不足、結構失衡限制了知識的供給。大學在縣域以下幾乎是空白，大學在大城市和縣域以下的分佈不平衡是我國人力資本供給最大的失衡。
不打破國際技術的遏制與壟斷，中國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就無法實現。對於國際技術遏制，無論是什麼措施，本質上需要培養本土技術的競爭力。而本土技術的競爭力，需要一定的市場份額來培育、發展。文章提出“反國際技術遏制政策”，確保外國技術在中國市場份額不超過70%，並建議通過貨幣產業政策，今後10年每年增發2萬億人民幣，通過專項貸款、專項債務等措施精準投放到“反國際技術遏制”領域，將國產核心技術的中國市場佔有率提高到30%以上。文章認為，通過每年2萬億的“反國際技術遏制”刺激計劃，將推動我國的產業、技術升級，增加1%的GDP增長率。
文章認為，縣域經濟的工業化階段發動機，要升級為知識化階段的發動機，而大學正是知識化的發動機。所以，過去四十年席捲全國縣域經濟的工業園區、開發區的大潮會逐漸穩定，而“縣裏辦大學”的浪潮必然到來。我國縣（市）平均人口大約是50萬，在一個知識化時代，50萬人口至少需要一個大學來滿足基本、穩定的教育、培訓與科研需求。全國大約需要新建2000所縣域大學，每所大學每年需要大約10億元投資，那麼今後十年2000所縣域大學每年需要2萬億的投資需求。文章建議通過每年2萬億的精準貨幣投放，以專項貸款、專項債務等方式，推動2000所縣域大學的建設，實現縣域經濟從工業化到知識化的轉型。文章認為，這項政策同樣也可以增加1%的GDP增長率。
文章認為，每年4萬億的刺激計劃，通過貨幣產業政策推動“反國際技術遏制”+“縣裏辦大學”兩項結構轉型政策，每年增加2%的經濟增長率，將使我國今後10年經濟增長率穩定在5%以上，實現可持續的高速、高質量增長。